|
内容提要：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被现代文学批评广泛膜拜和征引，但是它的真正语文学追随者并不多，反而是在“二战”后的比较文学领域意义非凡。本文从最为人熟知的描述伊斯坦布尔流亡的后记谈起，进入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利用”与多重阐释，最终主要梳理了《摹仿论》所继承的德国心智史和语文学传统如何在美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中发挥的影响。而当今最新的研究质疑了奥尔巴赫身上真正的跨国人文主义及比较文学内涵，将全球比较文学的起点推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同在伊斯坦布尔的斯皮策。 关 键 词：奥尔巴赫/《摹仿论》/萨义德/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郝岚，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德国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译本在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译本，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虽然本书在200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但是由于著作本身的难度、涉及文体学问题的深度，特别是中文学界对源于德国的语文学如何在“二战”后转战美国影响了比较文学的学术史缺乏了解和重视，因此自首个中译本出版十余年来，仅有有限的几篇文章对它进行过批评与阐释。 奥尔巴赫由于犹太血统于1935年不得已放弃了马尔堡大学的教职，几个月之后获得举荐，来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拉丁文学教职，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摹仿论》。1946年，本书首次在瑞士以德语出版的时候，奥尔巴赫已经结束了十余年的在伊斯坦布尔的教书生涯，于1945年开始了美国耶鲁大学的教职，直到1957年逝世。1953年，《摹仿论》英译本由楚斯科(Willard R.Trask)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被反复引用的“后记” 《摹仿论》的副标题叫做“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开篇从奥德修斯的伤疤说起，到最后一章论及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作者用二十章的篇幅，并不系统的方式讨论了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观念，特别是文体分用与文体混用原则的变迁。该书虽则立论宏阔、语文学根基深厚，但也并非无可挑剔。例如，它是由片段的细读构成的，缺乏总体理论和框架；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过于“前景化”(foregrounding)——不是依据其文本本身，而是从后来的《圣经》进行定位和分析的。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奥尔巴赫也承认《摹仿论》的结构上存在空白，从公元600年一直跳跃到1100年(Auerbach 65)。尽管如此，《摹仿论》在西方古典及罗曼语语文学领域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而且它真正焕发的“生命光彩”远远超出了古典学领域。 近三十年来，由于作者的流亡身份、所涉猎的多语种和综合研究方法，使得《摹仿论》的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意义在英语学界愈发重要。在它的赞美者中，不乏著名批评家雷纳·韦勒克、特里·伊格尔顿等人的名字，特别是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反复引用与推崇，都令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中译本翘首以盼。有学者注意到，“尽管《摹仿论》是定义了战后时代比较文学的有限的几部巨著，但令人惊奇的是学者们持续引用和研究的兴趣多数与这部作品本身无关。事实上，这部作品一直是以一个框架的方式存在(于美国比较文学界)的”(Damrosch 97)。事实的确如此。或许难以想象，被译成中文之后将近700页的《摹仿论》，在英美比较文学界被引述最多、最为人熟知的竟然是作者写的后记。确切地说，只是奥尔巴赫在最终强调本书的主导思想、材料挑选、研究方法与主题之后，那不足半页的文字： 这项研究是战争时期在伊斯坦布尔写成的。这里没有对欧洲研究来说资料齐全的图书馆；国际联系中断；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放弃大多数新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所选文章的可靠的修订本。因此很可能，或者甚至可以说，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本来应该考虑到的东西被遗漏了，也可能有时我的观点被新的研究所驳斥或被修改。但愿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之下，产生的错误没有涉及主导思想的核心问题。缺乏专业书籍及杂志也影响到本书没有加写注释；除了引文以外，我摘录的其他材料相对来说较少，这较少的引文很容易插入阐释之中。另外，本书之所以能够付梓，很可能要归功于缺少一个大的专业图书馆这一情况；要是我当时能够清楚地了解对这众多的题材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去写这本书了。(奥尔巴赫656) 频繁引述这些话或对此段“自白”保持警觉的学者非常之多，②但最“忠诚”的无疑是萨义德莫属。奥尔巴赫和他的《摹仿论》被萨义德多语境、多用途地用于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特别是东方主义及后殖民理论批判。但是吊诡的是，奥尔巴赫著作本身就是“西方”的，他自己说：“《摹仿论》试图理解欧洲；但是，这是一本德国的书”(689)。本书开篇是荷马史诗，接着谈到《圣经·旧约》的叙述，奥尔巴赫以此代表欧洲文化以文学形式对现实进行再现的两种基本类型：一个着墨均匀、一目了然，发生的一切均在幕前，但在历史发展和人类问题上有局限；而《圣经》代表的则突出重点、部分表述、未完全表达的东西强烈、后景化、历史与上帝纠缠不清的关系使得每个零散不明的叙述都与世界史及其诠释构成整体(奥尔巴赫28)。这样的开篇叙述严格遵循着西方文学的“两希”传统，没有越雷池一步。正因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摹仿论》因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被左翼学者大加挞伐。恰在此时，“是萨义德拯救了它，将它赋予了更为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权威和世界文学范本的地位”(Lindenberger 2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