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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萨义德与奥尔巴赫 从早期的《开端：意图与方法》之后，萨义德的作品中总是频繁出现奥尔巴赫的身影。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萨义德就将奥尔巴赫的批评实践和东方主义话语进程对立了起来。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和比较文学的想象，都倾向于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虽然它们都强调某种程度上疏远学术研究的客体，但对这一距离的意义和后果存在尖锐分歧。奥尔巴赫的疏远，隐含着一种宽容，但对于东方主义者来说，疏远只能强化他们的欧洲文化优越感。“假如在语文学(按照奥尔巴赫或者库尔提乌斯的设想)中进行综合的志向会导致学者意识，扩展对人类的兄弟感情，扩展出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那么在伊斯兰东方主义那里，综合只能导致非常鲜明的差异感，如同伊斯兰教历的东西方差异一样”(Said,Orientalism 260-61)。 萨义德不仅在《摹仿论》的英译本出版五十周年纪念时写了著名的导论(如今收在中译修订本之前)，还在《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以及《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系列演讲集中多处谈到奥尔巴赫。仅“世俗批评”一文，详细引述奥尔巴赫上述后记，并对它进行语境和意义分析的部分就竟然有八页之多。③萨义德先做“文抄公”，把“后记”中奥尔巴赫的那段话抄录于文中，之后分析说：“寥寥数语，谦逊但颇富戏剧化效果……他是从纳粹欧洲流亡的犹太人，也是日耳曼的罗曼语传统学者。但是失去了所有希望的他，寄身伊斯坦布尔，同文学、文化和政治上传统深厚的大本营咫尺天涯……但正是流亡，将挑战和冒险、甚至是对他的欧洲自我(selfhood)的主动性侵犯，转化成了积极使命”(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 6-7)。 萨义德的论述是站在欧洲之外看欧洲。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发现了奥尔巴赫的价值：奥尔巴赫站在过去被欧洲视为“他者”的土耳其来论述欧洲。这一形式隐喻了批评意识与它的客体——西方文学——的关系。因此，“《摹仿论》本身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只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肯定，它也是建立在对这个传统的巨大疏离之上的作品……是一部基于同这种文化隔着痛苦距离之上的作品”(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 8)。 1993年，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谈到“帝国与世俗的解释”时又多次征引奥尔巴赫，并且主要阐述的是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学术史。那么到底语文学家奥尔巴赫这部探讨“西方文学的现实再现”的著作又是如何与比较文学发生联系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