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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层思考模式和“兄弟爱”的叙事 在《家》和《三代》中，觉新和赵德基处于长孙的特殊位置，他们不得不费神去处理好大家族内许多人的关系，解决许多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他们的二重性格和中间者的地位，不仅在体现小说的主题上，而且在建筑小说的结构，进而实现美学价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觉新是巴金小说的软弱者形象中“最完整的一个”，“作者通过他不仅表现了软弱者的过去(不懂得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也描写了软弱者的现在(在历史转折关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还勾画出软弱者的未来(随着大家族的解体，自己也得到一种解脱，即‘做点无害于人的事，享点清福，不作孽而已’)” 。《家》正是因为觉新这样的人物强化了对旧制度和旧势力的批判和现实认识的深度，深化了主题，提醒新一代向着未来奋斗。 对于觉新的二重性格的批判，意味着新一代的自我解剖和批判。因此，减弱了单纯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化的对立性质，带来了对于现实的深层且多层认识的结果。而且，在这个封建大家族中，觉新是“负载这一切矛盾的核心人物，成了家族和社会之间、新旧道德和力量之间的‘磨心’”，不仅将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展现得特别真实，而且“人性内涵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体现得最为充分、最为凝重”。 同时，觉新出于自身特殊处境体会的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很清楚新一代与家族无法割裂的关系，由此反对觉民和觉慧的出走。但是他对于弟弟的劝告始终是出于对他的爱，这一人物的深刻内涵就在于此。 在《三代》叙事结构的纵轴和横轴交叉点上的赵德基，发挥着媒介作用，使家族内新旧思想、以及家族和社会的多种人物的意识或观念相互作用和冲突。这部作品将赵德基作为“现实变化和新旧交替的接点” 进行了多角度描写，同时描写了周边的时代环境。赵德基的叙事地位和中立的立场，不仅有利于对他的多角度描写，而且构筑了可以多角度观察多种人物的视角，使作品达到总体而具体的现实认识。 赵德基因其积极的作用，不仅像觉新一样对现实有深刻而多层次的认识，而且朝着构建人物“对话关系”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因此，赵德基的同情者立场和态度，能与赵医官的儒教思想、赵相勋的基督教开化理念、金炳华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共存’和‘相互作用’中得以形象化”。 “作为中心行为者和聚焦者的赵德基的作用，多少是有些支配性的” ，在此不好说几个人物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完全符合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概念，但在缩小叙事者的作用，将具有理念的对立和纠葛的人物置于相互干涉中进行刻画，在这一点上的确具有复调小说倾向。 赵德基“在与他者的关系网中，逐渐形成主体”，“浸入家族内的他者和家族外的他者中间，两个他者对他的主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赵德基对赵医官的服从，与其说是为了给祖父造成他仍是占支配地位的家长的错觉，更可能是出于由家族血缘关系而来的对长辈的尊敬，这是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肯定上才有可能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赵德基是属于不因别人的某一方面而表示爱憎的多重性格。这是作家对所要刻画的人物，对这个人物所处的当时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批判所收获的硕果。廉想涉描写多重思维过程的文体由“蔓延体”、“粘液质文体” 组成，其文体因此被称为“无技巧的技巧文学” 。 《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全部否定或反抗封建家长。新一代批判封建家长，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并非是对基于血缘的亲族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崭新的家族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探索。即新一代否定和反抗专制而闭锁的家长制，是与为了以“兄弟爱”或者“同志爱”模式承袭和创造民主开放的“想象的共同体”相关联的。 在《家》中，在与家长的专制统治抗争的新一代的团结和友爱里，很好地表现了对以“兄弟爱”模式的新共同体的憧憬。在与家长代表的封建旧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中，新一代始终抱成一团，相互同情、安慰和鼓励。觉民自由恋爱的胜利和觉慧的成功出走，没有兄弟们的帮助是难以实现的。应该说在此过程中，长兄觉新造就了能够形成“兄弟爱”的基础。 觉新在思想和生活的偏离中，具有二重性格，作为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一代，他的思想开始倾向进步，在遭受接踵而来的不幸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反抗的要素也日渐增多，开始成为追求进步思想的弟弟们的真正的赞同者。 其实，封建大家族的牺牲者觉新，对于新“共同体”的热切盼望不弱于两个弟弟。“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并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与弟弟们一起阅读，与弟弟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报刊等现代印刷媒体使觉新接受了现代思想，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意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现代思想的洗礼，他认为弟弟们走的路是正确的，由此赞同弟弟们并给予了帮助。 重要的是觉新对于弟弟们的同情和帮助，其根底里有“长兄如父”的传统精神和家族爱的基础。他总是惦念弟弟们的未来和幸福，有时甚至替代弟弟们受罚，不愿意自己的不幸在弟弟身上重演。正是因为理解他的心，觉民因“逃婚”而身处困境时，首先给哥哥写信，请他以“手足之情”帮助他。 大哥: 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做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如果你们不打消那件亲事，我临死也不回来。现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给我帮一点忙。 觉民 ××日，夜三时。” 收到觉民的信后，觉新因不能帮助“同胞兄弟”而焦急得流泪，心想不能给弟弟留下终生遗憾而决定去说服祖父，后来从觉慧那里得知祖父妥协说暂时不提觉民的婚事，欣喜若狂，认为出现了奇迹。在小说结尾部分，他给觉慧准备了路费和生活费，积极帮助觉慧去寻找自由。最后觉新陷入悲剧，思想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缩小，极力摆脱压制他的理念和悲剧性格。帮助觉慧离家出走，是觉新一开始就试图做的，是他对以祖父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拒绝和反抗。由此意味着他的思想和性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揭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传宗接代的继承人都没了” 的特殊意义。在觉新的变化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与作品的封建大家族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的结论想吻合。通过觉新的行动可以看出他所憧憬的共同体的轮廓，即打破旧习俗，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以“兄弟爱”为模式的新型“家族共同体”。 对于赵德基的现代思想的接受过程，《三代》中并没有像描述觉新那样进行详细介绍。但是，通过他的日本留学经历和社会活动，可以认清其所接受的现代教育背景和坚定的民族意识，这就说明他是最接近安德森的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 在《三代》中，赵德基已事先看出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开始为建立新伦理道德和新型家族而进行实践性探索。他夹在祖父和父亲之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妥协和调和的方法解决因祠堂和保险柜而发生的三代人的矛盾纠葛，在精神和物质上竭诚帮助社会主义者朋友金炳华和金炳华介绍的独立运动家家族毕顺一家，都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探索。但是他的探索过程要经历诸多艰难困苦。 首先，他对于作为家长的祖父和开化派父亲的反目没有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对家族中最应依靠的父亲放弃信念和一切、毫无顾忌地放浪形骸追求享乐、花钱如流水而感到失望。随着祖父之死带来新旧交替，家族里家长的权威不复存在，父亲的堕落生活变本加厉，家族秩序更为混乱。这不是单纯的一个家族的问题，是在殖民地的现实中，随着资本主义的涌入，在社会的一角滋生的腐败的社会现象的侧影。作者通过赵德基暗示：需要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建立崭新的民族文化，树立崭新的道德观念，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其次，在家族中处于孤独境地的赵德基，虽然在外面结交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为友，但是二人在主义问题上不断发生分歧。即便如此，赵德基仍毫无私心地帮助金炳华，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朋友间的友情，而是显示了纯洁的“兄弟爱”。正是因为像“兄弟”般的友爱，他们才可以超越理念的差异而长久地维持友情。但是，金炳华对于彼此的友情终究无法转换为同志之爱而耿耿于怀。 德基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来。因为他和这个朋友已经两天没见面了，而且原本打算明天去向他告别。 “像你这样的布尔乔亚会向我告别？你要告别的，起码也是朝鲜银行总裁……” 炳华把两只手插在一件蒙着一层白灰的外套口袋里，直挺挺地站着挖苦道，然后哈哈一笑。 “刚刚见面，就说怪话挖苦人，难道只有这样才痛快？这种脾气也得改改了！” 炳华一口一个“布尔乔亚”，德基听来很刺耳。 他心里未尝不觉得自己有吃有穿很幸运，但是，时代总归是时代，这种话，尤其是讽刺挖苦的话，他不要听。 对于自称无产阶级的金炳华强调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赵德基反驳说自己“在日本连中产阶级都轮不上”，反对在韩国人内部进行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 《三代》从金炳华来见赵德基开始展开，赵德基的关心范围从金炳华和他所寄宿的独立运动家家族延伸到后来金炳华发挥主要作用的“山海珍”，而“山海珍”是金炳华用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活动资金经营的食品商店，也是金炳华带领独立运动家家族和贫穷的人们建立的小集体。这种空间范围的扩大，不仅包含新一代的重要意义，也让人想到由“兄弟爱”结成的“共同体”的扩大。当然，这里所说的“兄弟爱”不仅是和兄弟一样的纯粹的爱，可以扩大解释为以血统概念连结的民族之爱。这一点从赵德基不仅对金炳华而且对在“山海珍”的金炳华周边人们都给予不遗余力的援助上得到确认。 对于“山海珍”，可以看成它的“前景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它将“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心发挥作用”， 由此可以推测，金炳华构想的是以无产者为中心的、以“同志爱”为模型的“社会共同体”。“山海珍”在作品中具有较之赵德基的家族更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一共同体的有力的支援者却是赵德基，而且作者将金炳华和赵德基之间理念的对立和纠葛，置于依据“对话关系”的相互干涉中进行了刻画。不难看出，金炳华的“社会共同体”是受赵德基根据“血统”的“兄弟爱”乃至“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 从《三代》的时间背景看，1927-1928年的韩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开始上升”的同时，“民族主义势力在独立运动中开始丧失主导权”的时期，而《三代》连载发表的1931年是“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人农民的大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 一言以蔽之，《三代》中通过赵德基揭示的韩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依据“血统”，也是在受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即赵德基构想的是超越阶级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兄弟爱”为范本的“民族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赵德基在对“山海珍”人不平等的处境表示同情的同时，认为帮助他们的实践活动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对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引起重视，这可以说是作家廉想涉对殖民地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结果。 再看巴金的《家》，新一代叛逆者觉慧和周报社的朋友们组成的青年团体，与金炳华等人组成的“山海珍”家族很相似。还有，在杂志社的青年聚集的“家族”似的聚会上，觉慧受感动的场面，与金炳华因“山海珍”里的“家族”成员的深厚情谊而受感动的场面如出一辙。不过与金炳华提倡阶级感情不同，觉慧想用以“同志爱”而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的“人类共同体”。而觉慧将青年聚会比喻成“友爱的家庭的聚会” ，对封建大家庭中家族成员之间冷酷的利害关系和被破坏掉的纯粹的血缘关系表示惋惜，执着追求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浓厚情谊。实际上，觉慧在封建大家庭里最渴望的是包括父母兄弟在内的家族的真挚的“爱情”，而给他这样的“爱情”最多的算是大哥觉新，在家族内部觉新树立了实践“兄弟爱”的模范。 总之，两部作品通过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与以新一代叛逆者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