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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子的二重性格：分裂的自我和中立的立场 《家》和《三代》的封建大家族，因其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这一家族结构的二重特点，家长们表现出了二重形象。即一是作为像“君主”一样的支配者的家长形象；另一个是出自纯粹的血缘关系的仁慈的祖父形象。现代转型期，在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源自家长和不接受作为支配者的家长的新一代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却由于其血缘延续性和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态度而显露出复杂形态。 觉新是作品中出现频度仅次于觉慧的人物，他被描绘成夹在既存封建阶层和新一代之间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作为高家的长孙，父亲去世后他在大家族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作为长子、长孙和家族继承人，觉新肩负振兴家业的重任，而由于父亲的早逝，使他的肩负更加沉重。他在“光宗耀祖”的思想支配下，忠实地履行封建义务，最惧怕得败家和不孝之名。他一方面接纳了现代思想，又总是用这种封建观念自我束缚，由此他只能是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 由于对封建家长的顺从，他失去了升学机会，埋头于日常事务而牺牲青春，以顺从封建婚姻和封建礼教的代价，最终与第一个恋人梅分手。 虽然觉新和弟弟们一样接触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却由于封建的社会环境和家族教育的影响，自小便软弱顺从，由此不断经历理性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作为对应封建大家族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他采取了刘半农所讽刺的所谓“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独特的处世哲学。“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觉新的“悲剧性的性格核心” ，在此核心的统辖下，表现出了其性格的二重性。觉新虽然顺从于封建势力，一方面同情遭受高老太爷等上辈的压制并奋力反抗的弟弟们，一方面劝说弟弟们向长辈屈服。由于他“顺从中有不满和痛苦”，“同情中有劝诱” ，因此内心的矛盾不断加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性格。由于“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觉新经历了失去妻子瑞珏的又一个痛苦。 觉新是高公馆里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不仅在于他是重要的悲剧事件的主人，而且在于他是由于身心分裂而被深沉的痛苦折磨的人。叙述者和新一代一方面对觉新这一人物给予同情，另一方面采取了批评态度。在作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的意义上，觉新的不幸是让人心痛的。作品中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食人的本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对于招致他的悲剧的内在原因“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对于觉新的批判，通过觉慧和觉民以及叙述者直接表现出来。 “好，你的‘不抵抗主义’又来了。我想你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个基督教。人家打你左脸，你马上把右脸送上去。……”觉慧愤愤地骂起来。好像要把他在祖父那里受到的气向觉新发泄。 对于觉新的悲剧性格，作者将责任指向了当时社会环境培养出的消极心理。能把握并刻画这一人物的复杂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历程，显示出作者高层次的文学才能和高瞻远瞩的社会学眼光。 觉新这一人物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在于，作者通过他经历悲剧事件时所显示的性格和行动的渐进性变化，展示了社会的变化，揭示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其牺牲者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在弟弟觉民因为婚姻问题与祖父的矛盾加剧时，觉新虽然同情弟弟，一开始却站在祖父劝弟弟“只好听祖父的话”。他并非不知道祖父强迫弟弟是不对的，因此受到弟弟们的斥责时感到了良心的自责。于是他努力探求祖父和觉民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在小说的结尾，觉慧要离家出走时，觉新一开始也反对，后来回顾了自己的不幸，想“我们家需要一个叛逆者，我一定要帮助觉慧成功”。但是，他对于弟弟们的同情和帮助要以自己的另一种牺牲为代价。不过，这时他的牺牲是与父权的专制和旧势力给予的迫害完全不同的自觉的献身精神。可以说，这是觉新从继承儒家传统的消极方面，转向积极应对封建专制的行动。 《三代》里，赵氏家族的长孙赵德基是23岁青年，是正在日本留学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顺从祖父的安排早婚。在四代同堂的垂直化秩序为特点的赵家，年纪尚轻的赵德基因为祖父排斥和敌视开化派的父亲，替代父亲而从祖父手中接过家族的继承权。他对无视已发展为现代人的新一代要求、固守封建意识、行使绝对权威的封建意识守护者祖父心怀不满，同时对祖父深陷于门阀主义、崇拜祖先而执迷于祭祀与装饰、并花钱买来的族谱的做法持批判态度。 但是他不敢挑战祖父的权威，对悖逆时代的执迷不悟的祖父不敢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不仅如此，他还遵从一家之长祖父的意愿，接过了象征家族继承权的祠堂和保险柜钥匙。赵德基接过祠堂和保险柜钥匙，并非是屈服于赵医官的家长权威，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家族纠纷而采取的对应方式。他在表面上顺从祖父的话，内心却并不愿意真正成为祠堂和保险柜的奴隶，而且后来将保险柜的钱有效地用于救出进监狱处于危机的家人，帮助社会运动家朋友和民族运动家及其遗属。可以说，赵德基的这类举动是出自否定封建家长制的改革实践。 对于父亲赵相勋所持有的社会改革意志，赵德基承认其意义。因此，一方面同情在社会和家族遭受挫折而痛苦的父亲，另一方面对于父亲作为基督教徒全面否定传统价值观持有批评态度。同时，他愤慨于父亲堕落伪善的双重生活，感到十分痛苦。 赵德基的中立立场还通过小说结构的横轴上的人物金炳华显露出来。金炳华是处在横轴上的人物关系网中央的人物，是赵德基的中学同学和朋友，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他作为牧师的儿子，本来有良好的家族环境，与赵德基未能跳出家族不同，金炳华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父亲决裂后离开了家。他在社会底层贫困地生活着，毅然参加了无产阶级运动。赵德基认为不能为了思想违背人伦，劝金炳华与父亲妥协，金炳华却无法忍受以人伦为武器压制子女的思想。赵德基大致上赞成金炳华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看法，也认识到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性，但是批评金炳华的斗争方式，认为包容和感化也能成为克服现实矛盾的手段。 赵德基和金炳华是直至小说结尾都相互关心对方，保持对话关系的朋友。在两人的关系上“居于认识论的优势地位的人物是‘时代的同化者’金炳华”。 赵德基之所以能够与祖父和父亲保持理念上的距离，是缘于他与体现新时代理念价值的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保持了关系。在此意义上说，《三代》的叙事视角对准的是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由此构筑了“同情者”的视角。 1920年前后，在韩国出现有关“同情”的话语，它随着克鲁泡特金的“相互扶助论”盛行，发展为可与帝国主义势力对抗的理论。与之前爱国启蒙时期推崇伟大的人格而强调同情原理的话语不同，“相互扶助论”中的同情，强调以对于他人的痛苦的个人的、具体的感觉为基础的相互伦理。但是廉想涉并没有停留在基于单纯的个人救援的施惠者层面的“同情者”伦理，将其从个人层面升华为民族的层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下，民族解放是廉想涉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对于廉想涉而言，“家族”和“民族”是自我的扩大概念，为了发挥个人的个性，首要的是得到民族解放。他树立了自己的“同情者”伦理，将“同情者”的主体人物构想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 觉新和赵德基都是家族的长孙，带着来自家族的沉重责任的苦恼，埋怨自己的命运。觉新因为父亲的不在，赵德基因为父亲被祖父排斥而丧失地位，他们均被动地在家族里居于重要位置。赵德基的“妥协主义”和觉新的“作揖主義”、“无抵抗主义”，是缘于他们在家族里的作用和负担，在其思想根源上他们也是类似的。不过具体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多于共同点。赵德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乐观主动地思考和行动；觉新总体上是悲观和被动的。这些除了在主观方面与作者的创作动机等相关联以外，客观上与觉新所生活的大家族在权力结构上更坚固、家族规模也更庞大、内部矛盾纠葛也更复杂相关。另外，从作品的社会背景看，前者是20年代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者是20年代后期的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本身发生渐进性的解体，韩国的封建秩序原本没有中国强固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力下几乎完全解体。赵德基的大家族较之封建的道德的力量，更依靠作为现代社会特点的金钱来维持秩序，后来在祖父死后赵德基掌管家族，完成了新旧的交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