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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基于对过渡期封建大家族和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通过对新一代长子的二重性格的真实再现，摆脱了小说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性对立结构，展示了对于客观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不仅如此，两部作品构筑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将其与以新一代叛逆者的斗争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予以展开，从中刻画个性丰富的新一代形象，并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由此，不仅实现了作品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关键词：巴金 廉想涉 《家》 《三代》 新一代长子 巴金和廉想涉分别是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虽然相互之间不曾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在1931年，这一中国历史和韩国历史剧变期，他们各自在上海和首尔的报纸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描述封建大家族衰落过程的长篇小说《家》和《三代》。两部作品共同展现了现代剧变期，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典型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新旧思想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纠葛。 本文拟以平行研究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出发点，将针对作品的文学性研究置于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等要素，并行文化性的对话。同时，参照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巴金和廉想涉的代表作—《家》和《三代》中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造型物”，而不是原本的实际存在。根据安德森的说法，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它是随着中世纪宗教共同体的式微和王朝的衰落，以及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即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地扩大了广泛的阅读群体，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取代了中世纪“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这就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小说和报纸作为想象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报纸和小说，为“同质的空虚的时间”内同时代人的这一意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报纸使读者们产生了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和阅读这一事件的人们相互连接起来的想象；小说的叙述结构使读者意识到，同一时期同一社会的人们同时登场的事实，使他们产生了虽然在同一时间相互不能见面，却具有生活在同一社会的想象，从而提供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安德森将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分成四波：第一波是美洲民族主义，即用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的朝圣之旅的受挫，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宗主国来的殖民官员将朝圣旅途上的旅伴视为拥有共同宿命的共同体成员，将所属的行政单元想象为自己的祖国。这种想象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阅读群体而定型化。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是对美洲民族主义进行了“盗版”。这一波的民族主义主要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学革命完成，特点是由特定阶层向群众发出邀请，并且这些群众为语言学革命的消费者。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它是欧洲王朝国家试图掩盖民族与王朝矛盾，纷纷贴上民族的标签，通过由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完成的。第四波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因为朝圣者群体不仅仅是宗主国的殖民官员，还包括殖民地通晓双语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分子阶层，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具有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中，经历类似于美洲“受束缚的朝圣之旅”，相互间产生“同志情谊”。 依照安德森的理论来看，韩国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波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分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在韩国也显示出许多与之不同的特征，在中国有更多关于共同体的构想。这一点，在巴金的《家》与廉想涉的《三代》中如实反映出来。不仅如此，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关系，忽略了政治关系对其产生的重要性。尤其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和历史，运用这一理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他所揭示的“想象的共同体”模式，为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方法论。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被称为“平等的同志爱”的共同体模式，为分析巴金《家》和廉想涉的《三代》提供了框架。因为这两部作品中新一代所渴望的新的共同体，是基于家族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友情，即通过“平等关系”而结成的集体。另外，正如安德森所说，写作当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的巴金，或以民族文学家身份活动的廉想涉，积极运用了小说这一“技术上的手段”，显示出他们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谋”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