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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小说的社会纬度和伦理考量 推理小说以各种奇难疑案刺激读者的好奇心，通过侦破过程中逐渐透露的各种线索，邀请读者发挥理性推理的思考过程，与侦探一起完成这场解谜的智力游戏。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类以逻辑推演和名探魅力吸引读者的作品主要依赖以诡计为特色的情节内核，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忽视了人物性格刻画，无视造成犯罪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所展现的社会图景也十分狭隘。(32)尽管通过不同案件的设置，也通过侦探对众多嫌疑人的调查，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当时社会公众的集体隐忧，揭开了中产阶级体面生活背后的秘密，从特定层面对社会核心阶层的虚伪表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此类小说无意深究社会问题：试图打破既定社会次序的害群之马永远会被发现并得到应有惩罚，威胁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定会为强大理性所击溃；社会次序和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暂时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最终将得到重塑与维护，而出身优越、智慧过人的男性侦探则被塑造为这种理性拯救力量的具体化身。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才被视为维护父系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标志就是“男性侦探或男性叙述者那理性、高度逻辑化的冷静声音”。(33)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在20世纪40年代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西蒙斯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文化和宗教结构的变化打破了理性的统治地位，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社会的假象无法得以继续保持，侦探/推理小说所努力维系的童话故事也显得可笑而幼稚(11-12页；161-162页)，与此同时，传统侦探推理小说赖以生存的诡计内核在过度使用后开始呈现逐渐枯竭的趋势，这一切都推动了犯罪小说在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其社会关联度这一层面的重大变革。因此，在美国战后发展出的硬汉派小说中，吸引读者的不再是迷宫般复杂精巧的疑案及其谜底，而是穿行于肮脏污秽的城市之中，饱经风霜、看破世间炎凉的独狼式美国侦探。罪犯在故事中的作用同样发生了改变，如钱德勒对哈迈特的著名评价所表现的那样：“哈迈特将谋杀交回给了他们手中，这些人有这么做的理由，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34)罪行和侦破这两大故事内核在犯罪小说的情节构建中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交叉进行、并列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犯罪心理的生动刻画，对不同城市场景“陌生化”的处理手法，(35)这类作品借助犯罪小说的黑色镜片呈现出了与传统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而随着反映国家执法部门运作状况的警察程序小说在战后美国和北欧地区的出现和繁荣，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罪案的国际化发展趋势，犯罪小说的社会维度和现实批判性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巴赫金在对复调小说和小说杂语的讨论中，曾着重指出了虚构小说以不同形式手法引入社会杂语并由此激发对话和思考的能力。犯罪小说通过罪行环节的故事建构，对犯罪地点、涉案人物、犯罪动机的艺术再现，实际上为各种激进观念提供了展示空间，引发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同时，借助侦探或警探在罪行侦破环节的所思所想所为，从特殊角度呈现了国家执法机关的运行机制，展现了对现行体制的相关批判。凭借自己对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潜流的敏感，犯罪小说家通过虚构小说的创作呈现不同的社会逾越行为，也通过罪行及其背后原因的挖掘引入不同社会杂语、揭示人性弱点和社会缺陷，正因如此，这种类型文学能够反映读者和公众的不同恐惧，能够从其特殊角度正视被大部分传统小说所忽略的社会阶层和相关问题。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叙事小说的虚构性质容易让读者忽视相关社会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紧迫性，将犯罪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当作与现实隔离的东西；犯罪小说罪行环节所涉及的暴力场景不但向小说家提出了艺术手法和伦理考量的双重挑战，也容易使读者将其看作某种视觉奇观，从而忽视小说家通过不同罪案设置和不同艺术呈现手法对犯罪这一古老社会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在犯罪小说这种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类型文学中，不少作品也仅仅意在为读者提供感官娱乐。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都要求我们在阅读犯罪小说之时，需要仔细考察作者对“罪行-侦破”的总体情节建构，在反映社会现实、引入社会杂语过程中所采取的话语手段，审视相关文本策略背后的作者创作意图，并对之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 文中对坡、德昆西作品的引用由笔者在参考现有中译本后翻译，其余文献材料均为笔者自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