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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表述为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前语境。然而文学史、世界文学从文明史、世界文明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则与晚清民初“文学”的学科化密不可分。从历史条件看，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生也有教育体制方面的准备。真正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理性的知识在民众之中普及开来，使之具有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世界文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文学史，包括世界文学史，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代表形态，也是首先出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之中。“世界文学”也伴随着近代化的大学教育，逐渐为自身确立了合法地位。考察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必然要追溯晚清以来世界文学的课程在大学教育中的最初形态。 从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先后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多份重要的章程。这些文件初步设置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西文或西学的课程，特别是重视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近代世界体验和世界意识。1903年，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设置更为具体。这份章程明确将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收录在“文学科”的目录之下。尽管这里的“文学科”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言文学系，而是代表了广义的人文科学，还包含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门类，不过，就其出现意义而言，这毕竟将仅对各国语言文字的关注扩大到了文学，并试图给予其独立的地位。这份章程还给各种文学门规定了补助课和随意科目，例如中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就包括“世界史”和“西国文学史”，其他各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则包括“英国近世文学史”、“英国史”、“中国文学”、“外国古代文学史”、“人种及人类学”等，既注意了文学和史学等其他学科的互补，同时也注意到中外文学科目的互助。由此可见，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晚清大学教育的框架里已经开始出现，以后民国时期许多大学对于习文学者应兼修中外文学课程的强调，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特别是“西国文学史”的“一名之立”，表明了中国教育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是近代中国官方课程设置中第一次出现综合类的世界文学课程名称，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京师大学堂在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上的深远影响而言，如果要追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世界文学学科渊源，这段历史事实不能忽视。它在重实务、轻虚文的西学大潮中虽然不起眼，但毕竟是近代中国人逐步将世界文学纳入大学学科体系的宝贵尝试，也为人们系统地接纳世界文学知识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文学研究界通常把1895年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从这一年起翻译文学陆续大量出现。以林纾的译作为代表的晚清文学译介为人们提供了从感性层面了解世界文学的机会。据曾朴回忆，1898年，旅法外交官陈季同曾和他谈到“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①。其出发点就是突破国界的限制，让文学拥有世界的意识。可见，不论是保守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还是走出国门、精通外语、深谙西方文化的外交官，在近代化的时代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已经为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言说平台。那么，“世界文学”这一思考模式如何融入了中国人的学科意识和知识体系？哪些文学的先行者对其进行了最初的耕耘与阐发？ 论及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时，学界多从诗歌、小说等各种文体观念的变革人手，谈论文学内部由杂文学、大文学观向纯文学观的转变，从功利性的文学观转向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观。至于文学的外部因素，即空间维度的探讨则常常以附加的面貌出现。由于世界文学观念必然关系到文学的空间维度，即文学域外意识的出现，那么探讨这种世界意识在文学观念转变中的话语呈现与历史作用也尤为重要。黄人(1866－1913，字摩西)在1904年至1907年间较早明确地将“世界之观念”、“世界之文学”、“世界文学史”等说法引入到《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当中，并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纳入词典编纂的范围。黄人的著述既得益和服务于他所任教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也是他个人较高的学识才情与获取新知能力的必然所致[9]。他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意义。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近代最早的文学史书写尝试。作者明确指出，“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历史如是，而文学性质亦禀之，无足怪也”[10：39]。可以说，这是世界意识在文学史著作中的最初表现。能够认识到历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指出我国文学观念中世界意识的缺乏，这种眼界和见识已经超出了许多同代人。黄人对世界文学史的初步理解是与文学的进化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并拥有从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审视中国自身文学症结的比较意识。“观于世界文学史，则文学之不诚，亦初级进化中不可逃之公理。”[9：44]他将“文学之诚”确立为世界文学进化的一种目标，并把它的功效夸大到“国民进步”、“固其国础”的位置。他认为，文学从“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从“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的关键在于言语思想的自由平等，不能仅仅“以国界为交易”[9：65]。这是晚清时期文学观念变革中突破地域界限、获得世界意识的最直接表现。 黄人的世界文学观念不但体现在文学域外意识的获得，还表现在他参照世界各国学者的学说，产生了关于“文学”的崭新理解。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文献中，“文学”并不总是“literature”的对应物。在日本，英语“literature”与汉字“文学”在“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媒介的艺术”这一词义上的对译关系，在1885年到1889年间才逐步形成[11]。受日本用法影响，“文学”才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被近代中国人逐渐接受。黄人在文学史写作中将文学从文明史当中重点勾画出来。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以娱人为目的，以表现为技巧，以感情为要素。这无疑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目的，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传递了自浪漫主义以来西方世界对于文学的理解，从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拉开了一定距离，开始与世界接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接轨是通过日本的中介完成的，即《中国文学史》对日本学者太田善男的文学史多有参照。他通过日本人的著作主要将19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引入了中国，并影响了以后的中国学界[8：49－60]。这一时间虽晚于日本现代文学概念的转变，但却是中国获得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一步。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黄人，关心的是世界范围内对“文学”的理解，并自觉地将中国的“文学”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寻找其确切位置。 这种思路在他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07－1911)之中亦有集中体现。作为“清末新出现的百科辞书的知识系统的代表”[12：132]，这部词典不仅在新的知识体系中给予“文学”清晰的地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词条[13：106]，而且在“教育”的大类之下将“世界文学”与“本国文学”分目并列，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据统计，大词典共收入了21条关于世界文学的条目[12：157]，既包括世界文学思潮的词条，如印象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还有若干世界文学家的词条，如“司底文孙”(即英国小说家史蒂芬孙)、“希宜”(即德国诗人海涅)、“司谛尔”(即法国文学家斯达尔夫人)等。显然，在黄人看来，这些就是“世界文学”这一知识门类的具体内容。不过，“世界文学”虽被列为一栏，但该词本身并未获得很高的概念化程度，因而大词典中未见“世界文学”词条。②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部大词典收录的大量外国新知识用语主要是取自日本的译语。大词典在对词条进行解释时也明显注重了相关人事在日本的情况。由此可推测，该书“世界文学”栏的出现与日本的影响不无关系。而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类列进去，很能说明编纂者的“科学”(分科之学)或曰学科意识。这种分科意识正在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那里逐步形成。时为学部名词馆总纂、对西方文学概念已有认同的严复曾为大词典作序，肯定了其体例及裨益[14：276－277]。黄人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是在近代学科的框架下对文学加以条分缕析式的知识化表达。他不仅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狭隘的国别界限，而且试图寻求中国文学发展和研究的方向。这既是其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反映，也是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