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文学扩张为文化研究之初引起过不少学者的惊呼。照Jonathan Culler的说法，如果按文化研究的路子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注：转引自曹顺庆《导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垦拓——台湾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注：转引自曹顺庆《导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垦拓——台湾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实际上，使比较文学“什么都不是”的远不只是研究对象上的无所不包。比如，首先，它在知识类型上便早已经丧失了规约。读比较文学，一个最使人困惑的问题是，面对那些五花八门、样貌各异的文章，你不知道该归入哪一个知识门类：田野报告、知识考古、文化寻踪、文本考释、美学分析、理论思辨、经验阐释、符号解读、印象批评、个案调查——所有这些都能归入比较文学且出现在同一本比较文学的会议论文集中。这样，你就的确搞不清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它是实证的知识还是理论知识？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学科？是结构分析还是历史研究？甚至是知识的研讨陈述还是价值的分析与批评？
    这样说，似乎是研究范围的无度和知识品质的杂乱与含混共同造就了比较文学学科身份丢失的危机。按照传统学科理论的逻辑，这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不断出现比较文学消亡论的理论根源。因为一个学科如果既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做什么”），又没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品格（“怎么做”），那么它就不能在现代知识的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样的“不能占有”之论断又背靠着越来越多的不断涌现的事实：在当代的人文学景观中的确很少有哪一个学科像比较文学这样既在研究对象上放任无度，又在知识样态上五花八门。并且，按传统学科理论，一门学科之学科定位的逻辑确认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之间是互为循环的。
    关键是，对比较文学来说，不管是“做什么”、“怎么做”，还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确认都是预先就规定好了的——它一开始就背靠着西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学科分类背景。在西学背景中分类而后确认，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思考方式。“文学” (Literature)，意味着它的研究对象和非文学、艺术、审美之域的关涉与歧异；“比较”(Comparative)，意味着被比较对象之相同相异及共属之域的设定；“研究”则意味着它的言说性质和知识类型的寻求与确定——这是一张早就编织好了的概念之网，它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是”与“不是”。据此，我们又可以说，是西学的逻辑分类背景最终造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危机。
    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沿着这种分类的逻辑在思考，它从法国学派开始就一直在折磨着比较文学研究者们那根忧虑学科合法性的神经。一代又一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大堤补了又溃，溃了又补，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百孔千疮甚至是乌有的大堤。事实上只要我们是用这种分类的方式在思考且以之为比较文学立学的根据，那么在传统学科理论的意义上，比较文学就一定“什么也不是”，而且这“什么也不是”的比较文学理论就一定与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大相径庭甚或渺不相干。
    二
    比较文学的逻辑开端是“比较”。那么，我们先看“比较”作为学科设定的涵蕴意味着什么？首先，“比较”意味研究对象的已然状态和事实性：总是已经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才谈得上比较。因此，比较总是预设被比对象的存在在先的。比较不是揭示正在遭遇着的世界诸事的原初行进状态，不是遭遇者以正在遭遇的方式把真相亮出来，而是回忆和勾连已经过去的东西，就是说以抽身者、旁观者的方式去观察和分析已经过去的、已凝固为历史的事实性。这样，比较研究就应该是在传统认识论主客分离的框架之下以真理复合说为指导的实证性学科。这一点，法国学派把握得很好。他们说：“‘比较’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注：保罗·梵·第根：《比较文学论》，于永昌等编造《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因而比较文学的知识性质属于实证学科：比较文学是历史学或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但是，正是在“比较”的涵蕴被确定为事实研究的地方，我们立刻会敏感到“比较”一词作为学科限定在涵义上的自否：比较的语义意向总要指向超事实性之维。因为在被比较事物之间我们假设仅仅是考索和陈述了已然发生的事实性关系，比如法国学派最为看重的影响关系，那么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比较”(Comparative)，而仅仅是陈述了一些事实。“比较”和事实陈述的差别在于：“比较”一定是非事实性关系的逻辑陈述，就是说比较是讲述对象之间在逻辑维度上的差异，而不是讲述它们发生关系的事实。这样，比较研究的旨趣又一定是逻辑性的、理论性的。在比较状态中，我们无论是说对象之间的差异、特征、类型、风格、母题还是说它们之间的相似、共属，都一定是在事实之外的另一个参照系统中的逻辑陈述，它和实证性描述事实并不相同，并总是超逸在实证之上。因此，严格的比较又一定是非实证性的“平行研究”。基亚觉察到这一点，他害怕沿“比较”的逻辑，“比较文学”会变成理论学科，因此他强调说：“凡是不存在关系——人与作品的关系、著作与接受环境的关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旅行者的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就停止了，随之开始的如果不是属于辩术的话，就是属于文学批评的领域。”（注：基亚：《比较文学》，于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照基亚的限定，我们当然无话可说。不过有一点我们是认同的：作为严格的实证学科，国际文学关系史并不是“比较文学”；所谓“比较”云云，不过是一次错误的冒用。
    作为一个学科限定的开端，“比较”一开始就将比较文学置于无法确认自身份的两难境地：它既要求实证又总要将论旨引向理论；它似乎应该是实证学科，但倘若仅止是实证又还并没有“比较”；而如果将“比较”的意向贯彻到底，它就会远离实证而变成对事物间差异／归属的理论思考和逻辑陈述。就是说，如果按传统学科理论之对知识类型的划分，比较文学的知识性质便首先无法确认：它既是实证的又不是实证的，它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如果遵循将人文知识划分为实证／理论两大类的传统，那它就一定是在这两者之间，它一定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不过，似乎还有一种可能：比如我们设想把比较文学搞成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我们设想在严格主客分离的条件下，让研究者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对象作当下性纯客观的观察、分析和描述，就像生物学、实验心理学或田野研究那样。这样做，能否像法国学派所梦想的那样，让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不能。因为这样做以及一切企图把比较文学弄成科学的打算都忽视了比较文学学科规划的第二个限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及文学的相关性）。文学不是自然物，作为符号性的精神存在注定了能够谈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方式是释义。释义既不是实证的、理论的，更不是科学，因为释义意味着释义者对符号意向的经验填充和将解释对象向释义者存在之域的开放、勾连与归属。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只有与释义者的存在相通连了的东西（符号）才是可以理解的，解释不过是把这种通连的经验呈现讲出来。因此，科学的方式讲述不了文学。它和实证的方式一样只能谈及文学的“外部事实”。
    由于释义与文学作为精神存在的内在相关性，美国学派能够异军突起。他们反复强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韦勒克说，“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有机体’这个概念。它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千差万别的整体，是一个符号的结构，这些符号包含并要求具有意义和价值”（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由于意义和价值都是需要研究者去领会和评估的，因此，“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通力合作来完成它的中心任务，描述、阐释和评价一部或一组艺术作品”（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不仅理论、批评和历史之间不存在界线，“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也“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在此“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照此设想，几乎将会实现艾金伯勒的理想：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使比较文学“不可违拗地导向比较诗学”（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于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不过，以研究者的文本阅读为中心，跨越国别、跨越语际一般性地研究人类的诗性经验，——传统的美学或所谓诗学研究不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吗？而且，按传统学科理论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在哪一个分支系列上人们能够接受一个既是理论又是批评又是实证的学科呢？实际上，研究范围在表面上的无限开放并没有能够保证美国学派对“平行研究”之“中心问题”的无限狭小的层层限定：文学性被确定为作品的有机体，有机体被确定为符号的审美结构，审美结构进而被还原为语言之从语构到语用的审美功能。这样，无限丰富的释义活动又终于演变成了极其单调的顽强探寻语言审美规则的审美语用学……
    三
    关键是，那为比较文学所独有的东西始终没有出来。在上述学科规划中我们始终没有遭遇到为比较文学语式所特有而传统的美学研究、文学研究所没有的那些居间的言说、异质的言说、跨类的言说。或许，跨类是按逻辑分类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学科理论所无法“看见”的，因为分类的逻辑不允许类的超逸和跳跃。但是，在我看来，从逻辑上说，如比较文学在言说类型上真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非同凡响的东西，恰恰就是以文学为聚集处的跨类的言说。
    作为一种言说方式，跨类是指类与类或者类与非类之间的穿越：它是动态性的对话、穿梭、置身于比较之中，而不是平面性地面对两个同类对象作出对比或勾连。实际上只要是同类对象的对比，它向来就已经是被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分类背景收摄进了各门学科已有的论域，而且是每一门学科都有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前已述，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比较文学的立学之据，比较文学在此呈现为悖谬，呈现为分类学意义上的人为的捏合。顺便说一下，关于“比较”(Comparative)，我们一向理解为一种研究状态中的对象性设定，而不是研究活动本身的动态性规定，仿佛比较文学就是将不同的文学性标本指点给人看。而动态性穿梭是一种移动状态，它总是要返身而出的：它先进入某一个类，然后又将置身其中的经验、立场、所看带出来遭遇、谈论。掺入另一个类，因此，它的言说带有居间性、异质性，有在知识和经验类型上的杂合与扩容。
    明显的居间、杂合、异质的风貌是我们读比较文学最显著的质感：在文学研究中输入文化实证研究的广阔视野，田野研究、人类学方式向文学领域的进入，打通中国、印度、阿拉伯、西方的排山倒海式的勾连，多语种、多媒介之间的穿行考索，以西释中又以中释西的双向阐释，既文学又哲学又史学的异域背景的个案考察，微观政治学、经济学借文化研究在当代批评中的崛起，以及在后殖民时代边缘文化批评之多元立场的突现——所有这些都无法归入西学传统的学科规划之中，但又都是比较文学之生机勃勃的领地。对于这些跨类的研究，由于我们是在现代西学哲学分类的框架背景中寻求学科理论的支撑，它呈现为“什么都是”与“什么也不是”，它作为居间言说的精髓被理解为“混乱”。于是，作为当然的理论努力，许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者——其中包括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及其他某些学派的某些主导性理论宣讲，都纷纷绞尽脑汁，力图“澄清混乱”，重新将其类化，并化归为某种“讲得通”的学科。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类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从法国学派开始一直伴随比较文学的始终。但是，在我看来，在西学传统的学科谱系中，如果比较文学能够被重新归类化并化归于某一个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就再也不是比较文学了，它一定被五马分尸，分别以所谓分支学科的方式纳入其它学科。而这样一来，一个在现代西学的悖谬深处产生的专事跨类言述的知识或思想领域就会在逻辑上消遁于无形。
    与类化的努力相联系，许多人为了显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知识阵容孜孜以求，力图将比较文学知识系统化。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力图消解比较文学精髓的努力。因为跨类的言说实际上意味着类的突破和类与类的重新结集，这种不断在行进中的突破与结集恰恰是比较文学葆有其创造力的根源；没有这种突破，比较文学就会死在系统中。实际上，比较文学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学科系统知识的辉煌业绩，而是以言说姿态的穿梭、知识贡献的异质勾连和言说领域的异军突起而振奋人心。法国学派的建树不在于发现了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于它为克服传统美学研究的空疏和随意而引入了文化史的实证研究；美国学派的贡献不在它提供了文学性之“内部研究”的系统理论，而在于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作品批评和历史，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从而为无限制的跨越提供了可能；正如“双向阐释”的贡献在沟通了中西，中国大陆学派的贡献在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和中西交流的“和而不同”……
    四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跨类？怎样跨类？
    首先，就知识的增长来说，跨类是新类涌现的前奏。此所谓新类的涌现不是指在同一分类标准下作更细的划分或者在视角背景不变的情形下变更分类标准，而是类的跨界或干脆就是越类。它意味着视角背景的交叠或一种新类视域的潜在集结。因此，在既成的知识背景中，跨类之于知识言说的修改是规则性的。它不是在已有的言域中增加了新证，或将已有的知识探究引向深入乃至变更一套说词，而是对已有知识谱系之构形架构的修改——它逸出现有的分类逻辑而另行言说。由于如此，站在传统学科知识的立场上它显示为“什么也不是”，即不伦不类，它的言说方式显示为怪异（请回想一下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大陆复兴时所带给美学界、文学研究界的“不伦不类”感）；然而如果这种新的言说已经在知识研究中普遍化了，那它就意味着诞生了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因此，跨类的言说不仅意味着类的居间性，而且意味着新旧知识类型之间的居间性。比较文学是在现代西学背景下知识类型的一种新探索，它实际上是力图改变现代西学之谱系构型和言说规则的一种探索和演练。
    其次，就思想的创新而言，跨类的思考是创造的前奏。跨类总是居于可思与不可思的边缘，它是名副其实的在边界上的思考。表面上，跨类之思是在不同类之间的穿梭，比如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之间穿梭，在汉语思想和西方学术之间穿梭，在美学思辨和实证研究之间穿梭，在欧美学术和地方知识之间穿梭，穿梭者实际所作仿佛只是类视野的带入带出与转换，穿梭的劳绩似乎也只是为此类视野带入了它无法看见的另类。而实际上，这种跨类的思考在西学背景中之被专题化，并由一个似乎是不伦的学科来承担，恰恰意味着突破传统的分类逻辑和系统已成为一种潜在的时代要求。我们知道，类的成型、命名、判别等等是我们能得以成思、成言并使个体经验普遍化、知识化的关键，没有类化、成言的符号系统，我们就无法言谈和思考。但是，关于分类成言，正如庄子所说，“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注：《庄子·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注：《庄子·齐物论》。）。类别之“分”必有“不分”在前；意义之确定（“封”），必“先未始有封”。意义的发生，成言，是从“不分”到“分”，从“未定”到有定。在历史状态中，已“分”已“封”已然“有定”之言是为“陈言”。因此，思想的创造总是发生在“定”与“未定”之间，在类与非类处，所谓跨类意味着类的选出，它的实质是在类的穿行、游移中聚集新类。
    类系统中的思考体现为“是”与“不是”（确定性），而跨类的思考一如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间隔’既非空间也非时间，‘切入’既非一个开端或一个简单插入的有裂口的整体，也非简单地从属。既非又非同时也是是／或是；记号也是边缘的界限、边界，等等。”（注：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这是一种打开系统边界的努力。那么，比较文学是怎样跨类的？对此，需要做更翔实的历史考察。简言之，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看比较文学之跨类：就知识分类而言，它有跨不同知识的类，比如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辨；就研究对象而言，它有跨不同文化产品的类，比如文学文本与历史实录，考古文献与口传录音；就人类的活动类型而言，它有跨不同领域的类，比如审美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就文化系统而言，它有跨文化研究，比如中西比较，亚文化研究。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兼错各类的“文化研究”：它从亚文化视角（女性、大众、族性立场、地方知识等等）去考量分析当代生活中商品、消费、审美、符号、政治、资本等等之间的权力、利益、欲望的结构性互动。由于它兼跨的类已非常繁纷复杂，我们很难沿过去的类别划分对它作出恰当的清理。而如果要说它介入生活的逻辑力量在于跨类，还不如说它的思想冲击力来自一个新的思想域、新的知识类型的创造性涌现。其实，任何要将文化研究划归于传统知识类别系统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实质是对它的活力和批判力量的消解。按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无论如何都很难说是什么比较文学，但是从跨类的观点看，它应该是比较文学创造性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