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是中西方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交锋最激烈的年代，处在这一历史转型期的中西文学都饱含着对自身传统诗学的反思与向“他者”借鉴的渴望。因此，中西文学关系应是“西向而望”和“东向而望”并存的形态，而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所宣称的西方是“现代性”唯一的源泉，也不像今日部分学者所说的当代学者所使用的批评概念和理论模式无一不来自西方。①此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忽略了文学发生与发展中多元共生的事实，对中西文学影响关系的认识不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1921年6月22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这样论述英语文学的发展：“从乔叟时代起，英语文学传统就不断地从域外逐渐吸取资源，如意大利的小说、法国的歌谣、法国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以及欧陆各种语言传递到英国民间的经典故事等。经过多代之后，人们很难分清哪些是拉丁元素哪些是盎格鲁-萨克逊元素。后者几乎完全被前者所吸收，至少在传统内容上是如此，因为尽管自然环境让我们在知觉和情感上与那些穿行于冰岛和北欧冒险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但是文化又将我们推向温暖和更具南方色彩的海域之中。因此，我们的文学更贴近希腊，而不是北欧。后来另一股巨潮涌入我们的水域，我们逐渐开始了解和欣赏中国和日本文学。有理由设想，中日文学对我们当代和未来作家的影响会不亚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对英国文学创立者的影响。”②这段文字说明两点：第一，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不同文化体系下的文学之间互相借鉴和启发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中日文学已经进入英语文学，其影响堪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这篇文章也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发展观。各国、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性是激发文学交流欲望的原动力，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文化和文学的输入与输出并置在历史的时空中。当新文化运动以西化的旗帜全面抨击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进入危机中的西方文化也开始质疑自身，并向东方文化汲取灵感，掀起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邓经武这样总结转型期的西方文学：“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是从‘东方化’开始的。”③在“东方化”过程中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赫伯特·翟理斯等汉学家群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将中国古典文学带入了西方人的视野，而且还以不同的翻译风格参与到英语文学观念的讨论之中，为转型期的英语文学提供一种参照的资源。
    韦利和翟理斯的争论缘起于新旧诗学观念的冲突。20世纪初传统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歌已趋向于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创作上充斥着对前人的重复与模仿。这种诗风无法表达当时的社会心理，不能满足新的审美需求，于是，诗坛上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同类型且充满生机的诗学观念。唯美主义者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追求超然于生活之外的纯美以反拨维多利亚诗风。他们否定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否定任何形式的说教，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并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唯美主义把美定义为生活的终极体验，艺术比自然和任何人类活动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它有自身独特的规则和价值。”④唯美主义虽然扛起了反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的旗帜，在诗歌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另一方面却又将维多利亚诗风那种脱离现实的倾向推向了极致。唯美主义对诗歌技巧的过分追求，造成了韦利所批评的“为了形式美而忽略内容的实在”、“一味追求典雅，炫耀学问的渊博，或卖弄技巧上的花样”等种种弊端。⑤鉴于此，一些诗人从其他的思想中寻找新的突破。受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的影响，休姆、弗林特、庞德等诗人在伦敦发起意象主义运动，其宗旨要求诗人以通俗、准确、含蓄、凝练的意象直接展现要表现的事物，将诗人瞬间的思想感情凝聚在诗行中，不要说教或说理。庞德制定的几条规则明确表达了意象派的创作方法：第一，直接处理主观的或是客观的“事物”；第二，绝对不使用任何与表达无关的词语；第三，音律上利用语句的音乐性，而不是节拍器拍打出来诗行。⑥意象派诗歌运动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英美新诗运动，它在利用意象创作自由体诗方面所做的试验改变了西方读者的欣赏趣味，影响了英美乃至世界现代诗歌的走向。
    尽管现代主义诗歌已经出现在英美诗坛，然而时代的变迁不会让人们的新思想与传统观念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诗学传统之间必然会在相遇之际产生摩擦和碰撞。发生在英国著名汉学家韦利和翟理斯之间的争论就是这种碰撞最典型的案例。虽然这场持续三年的争论是围绕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目的展开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译作已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这场争论折射出了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文学主题和新的文学范式。分析韦-翟之争的案例不仅可以审查上个世纪初英语文学内部诗学观念的变化，还揭示了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起源部分来自东方。
    韦利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先后当选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曾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爵爵位，获女王诗歌奖。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撰长文介绍韦利说：“他[韦利]挑选了中日文学这两颗宝石，悄悄地别在自己的胸前。从未有人做到这个程度，今后也不会有人再有此成就。”⑦史景迁之所以给予韦利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韦利用一生翻译和研究中日文学和文化的丰厚著作竖起了中日文学英译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翻译的《中国诗歌》、《诗经》、《论语》、《道德经》、《西游记》(他译做《猴》)等都成为英语翻译文学的经典。这些荣誉足显韦利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汉学翻译、英语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西传所做的贡献。翟理斯是英国汉学翻译史上的另一颗巨星。他1885年就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主席，曾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皇家亚洲学会三年一度金奖、“中华民国”政府嘉禾章。翟理斯比韦利年长44岁，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自幼研习西方古典，西方文学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从1867年到1892年翟理斯在中国任外交官长达25年。1897年翟理斯接替威妥玛担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兼该校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他先后翻译过《醉翁亭记》、《佛国记》、《聊斋志异》及很多中国古典诗歌。他一生中最具影响的著作是1883年编译的《古文珍选》和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后一本书成为西方汉学里程碑式的著作。此外，翟理斯与威妥玛一起创立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汉语注音法，该注音法后来成为国际通用的汉语注音模式。当韦利在汉学舞台上崭露头角时，翟理斯已身居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之位，在汉学界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年轻的韦利以一种无畏的精神，挑战这位汉学界前辈，而翟理斯也以权威的态度回应韦利的挑战，二人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译诗的文体，另一个是关于译诗的原则。
    翟理斯曾译过《汉诗英韵》(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又译《古今诗选》)，其翻译方法是“以诗译诗”。他严守维多利亚诗风传统，他的译作用词典雅、韵律整齐、修辞考究，颇受学院派文人的认可。韦利对翟理斯套用英诗格律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观点和做法提出了异议。1918年韦利发表了《论中国诗歌的声律》一文，批评翟理斯的翻译具有误导性，因为英语读者会以为中国古诗有着与英诗一样的韵律格式，一样地使用“五音部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⑧他在同年出版的成名作《170首中国诗》前言中阐述了自己选译的原则。他说，在犹豫之后还是选了翟理斯教授在《汉诗英韵》中翻译得很押韵的六首诗歌，并把自己的译文和翟理斯教授的译文同时刊出，读者比较起来一定有趣。⑨面对韦利的批评和挑战，盛名之中的翟理斯有许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刚刚就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图片室的小职员，一个既没有任何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又非中文专业出身的年轻人非常不屑，对他的批评自然很难接受。1920年他在《新中国评论》第1期上撰文“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诗人”，指出韦利在翻译中存在着时代错误，《古诗十九首》中漏译了两首。该文真正指向的是韦利以无韵体译诗的方法。翟理斯坚持认为，翻译中国古代韵律诗就应该将诗的韵律也翻译出来，以展现诗律之美，而韦利把有韵的汉诗翻译成了无韵诗，过于自由化了。在此文中他将自己的九首译诗与韦利的译诗并举，以证韦利在音韵形式上没有忠实原文。⑩韦利因前文已经陈明了自己对诗歌韵律处理的观点，因此，他对翟理斯这篇文章没做任何回应，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事实上，韦利反对翟理斯的译诗方法，并不是说他完全反对在译诗中体现原诗中的韵律。他认为，韵律无论对于中国传统诗歌还是英语诗歌都是极其重要的元素，但由于两种语言的体系不同，在语音和用词上很难对位。(11)对于中英两种诗歌格律的不同体系在翻译上造成的两难，韦利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既考虑到汉语诗歌单字单音节、一字一重音的特点，又考虑到英语词法排列呈虚实相间、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穿插的特点。他借用英国诗人霍普金斯的“跳跃韵”，(12)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诗歌的翻译上，以突显译诗的节奏感。对比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两个译本，可以看出翟理斯和韦利处理韵律的不同方式。
    翟理斯的翻译是：
    THE BEST OF LIFE IS BUT...
    What is life after all but a dream?
    And why should such bother be made?
    Better far to be tipsy, I deem,
    And doze all day long in the shade.
    When I wake and look out on the lawn,
    I hear midst the flowers a bird sing;
    I ask, “Is it evening or dawn?”
    The mango-bird whistles, “ ‘Tis spring.”
    Overpower’d with the beautiful sight,
    Another full goblet I pour,
    And would sing till the moon rises bright,
    But soon I’m as drunk as before.
    韦利的翻译是：
    WAKING FROM DRUNKENESS ON A SPRING DAY
    “Life in the World is but a big dream;
    I will not spoil it by any labor or care.”
    So saying, I was drunk all the day,
    Lying helpless at the porch in front of my door.
    When I woke up, I blinded at the garden-lawn;
    A lonely bird was singing amid the flowers.
    I asked myself, had the day been wet or fine?
    The Spring wind was telling the mango-bird.
    Moved by its song I soon began to sigh,
    And as wine was there I filled my own cup.
    Wildly singing I waited for the moon to rise;
    When my song was over, all my senses had gong.(13)
    两种译文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首先，在诗题的处理上翟理斯没有依照原诗题翻译，而是自创了一个含蓄的诗题《最美生活是……》，韦利则按原题直译了《春日醉起》。从格律上看，翟理斯译文韵律非常工整，原诗是12行，译诗也是12行，韵尾押的是“隔行韵”(alternate rhyme)，即abab cdcd efef，用了英诗中常见的四音部抑扬格(iambic tetrameter)。翟理斯译诗追求韵美，符合传统英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情趣。但是英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从书写到语音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古诗典雅优美，注重意境。但中国古诗的意境被镶嵌在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之中，如果翻译中过分追求以完美的韵律再现原诗音韵形式，常常会导致“因韵害意”的问题，如翟理斯把首联陈述式的抒怀句译成了疑问句，以符合句末韵脚dream和made；又为了与made行押韵，将第四行原文的“卧前楹”译成了“doze…in the shade”(在树荫下瞌睡)。此外，第9句的“感之欲叹息”，翟理斯没有译出“叹息”之声，为了和第11句的“bright”押韵，将这一行仅译成可能有的感受：“Overpower’d with the beautiful sight”(被美景所震撼)。翟理斯通过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将间接引语变成直接引语，以“and”对全诗进行逻辑连接等方式改变诗行结构。这些变化的目的多是为迎合译诗的押韵模式。从艺术效果来看，翟理斯在译诗中采用了优美、工整的韵律，遵守传统的英诗格律，但在思想意义再现上看，其译诗与原诗有很大距离。对这种“以诗体译诗”做法的问题，吕叔湘总结为三弊：一曰趁韵，二曰颠倒词语以求协律，三曰增删及更易原诗意义。他说第三种“则以诗体译诗尤易犯之。”(14)赵毅衡也指出“以诗体译诗”的难与险：“首先，中国诗的格律，与西方诗相去太远，怎么花力气，也无法‘仿照’。第二，中国诗从唐代起，就只用100多个韵部，而英语有1500多韵部。中文押韵比英文容易得多。选用韵词实在不难，因此流畅自然。一旦译成英语格律诗，全成了‘险韵’，译文难逃精雕细琢，华丽而做作，与大部分中国诗的意境正相反。”(15)翟理斯“以诗体译诗”的努力被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者证明是美丽的愿望，生产的译文经不起仔细推敲，其结果如吕叔湘所言，或“依稀仿佛”，或“面目全非”(16)。
    在英美蓬勃兴起的新诗运动中登上汉诗英译舞台的韦利则能够正视英诗与汉诗的巨大差异。为了避免出现“精雕细琢、华丽而做作”的译文，他采用灵活度很高的“弹跳韵”，这种独特的韵律形式属于自由诗的范畴。这表明，韦利译诗并不是完全不讲究韵律，他多次表示过自己对于诗歌中韵律的重视。韦利虽然被称为“哑巴汉学家”，但他对汉诗音韵很有研究，曾撰《论汉语韵律》一文，介绍汉诗中的平仄、音调及韵律的产生和发展。(17)他在具体翻译中“采用英语一个重音来对照一个汉字的方法”(18)，让英译诗中每一行重音的数量基本上与汉诗每行的字数相当。这种对应关系以原诗的内在情感为依托，保持诗歌语言的简洁流畅，贴近原诗的神韵。在上面这首诗的翻译中韦利虽然不得已舍弃了中国诗歌的音韵形式，但他采用的轻重音节交替形式，使诗行节奏感强、自然流畅，如第一行中突出了“life，world，big dream”。这样设计有利于译诗保留原诗的意象，如“大梦”(big dream)、“终日醉”(drunk all the day)、“颓然卧前楹”(Lying helpless at the porch in front of my door)、“庭前”(the garden-lawn)、“一鸟花间鸣”(A lonely bird was singing amid the flowers)、“语流莺”(telling the mango-bird)、“叹息”(to sigh)、“自倾”(filled my own cup)、“待明月”(waited for the moon to rise)、“忘形”(senses had gong)等，这些韵尾虽然很不整齐，但却基本上与原诗的意象一致。吕叔湘对韦利这种译诗方法颇为认可：“不同语言有不同之音律，欧洲语言同出一系，尚且各有独特之诗体，以英语与汉语相去之远，其诗体自不能苟且相同。初期译人好以诗体翻译，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Waley，Obata(小畑薰良)，Bynner(宾纳)诸氏率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转易保存。”(19)程章灿更明确地表达对韦利翻译的赞赏，称韦利“巧妙灵活地把握并体现原诗的节奏，并不强求押韵，形式活泼，令人耳目一新，其充满诗意和东方神韵美的优美译笔，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东方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获得了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共同青睐。”(20)从后期的影响上看，韦利的翻译方法无疑受到了欧美诗人和读者的欢迎。
    译诗原则是两人争论的另一个热点，这一轮是翟理斯主动出击。1920年翟理斯在《新中国评论》第4期再次撰文《一个重译》(“A Re-translation”)，批评韦利1919年出版的《中国古诗选译续集》(Mor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中所译的《楚辞》中的《大招》(“Great Summons”)是“大胆的尝试、随意的解释、毫无理由地去韵化的翻译。虽然采用此法可以免招批评，但是作为一个译者要对诗人和读者负责。他们(不懂外语的读者)无法从原文中寻求真义，因此韦利的译文还有很大的修改余地”(21)。他指出，韦利译文中不仅略去了一些内容、还随意添加了他自己的东西，并且没有对该诗创作的背景和意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于翟理斯的批评，韦利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以《论〈琵琶行〉》(“Note on the Lute-Girl’s Song”)为题的文章作了积极的回应。出于对前辈的尊敬，韦利没有言辞激烈地反击翟理斯，只是“冒昧地评价翟理斯教授诗歌翻译中的几个方面”。他说“既然近来赫伯特·翟理斯对我的译作进行了挑剔式的批评，他也不会介意我非常谨慎的修正”(22)。韦利以翟理斯所译白居易《琵琶行》的分析为出发点，重在回应翟理斯对他翻译的《大招》的批评。这次两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再现原诗意义以及译诗原则的问题。
    韦利在文中首先以守为攻地承认翟理斯的批评在某些问题上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省略和个别理解上的不准确等。不过这些问题翟理斯本人也存在，如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翻译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时，省略了这首诗的“诗序”，而“诗序”对于中国古诗极为重要，它是诗人交代创作背景的重要资料，因此不可不译。(23)韦利在这篇文章中将“诗序”翻译出来并指出翟理斯对该诗中诗人的主、客身份定位存在问题。翟理斯的译诗中让诗人以“客”(guest)的身份出现，而韦利根据诗序所记，认为诗人此时的身份是“主”(host)，翟理斯译诗中诗人身份的错位正是他忽略诗序的翻译所造成的。此外，韦利对翟理斯的译文作了十三处修正并提出了校勘的理由，如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翟理斯没译出“荻”的意思，属于漏译；翟理斯把“絃絃掩抑”译成“Every note she struck”，韦利认为应该译成“With every string muted”，直译的话应该是“covered and pressed down with the head”，属于误译；他将“家在蝦蟆陵下住”译成“My childhood was spent at the Capital，in my home near the hills”，“蝦蟆陵”(原称“下马陵”)的地名用泛称一带而过，属于译文过于泛化，没有表现出诗中的具体意象；而在“更坐弹一曲”中，翟理斯的译文是“Sit down awhile and sing to us yet again”，韦利纠正说：“少女不是唱(sing)，而是在琵琶上弹奏”，等等。韦利的这些温和的“修正”，旨在说明诗歌翻译中即使像翟理斯这样的“名门大家”也会出现误读误译的问题，像诗序这样对理解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不能不译的。随后韦利就翟理斯对他所译《大招》的批评，从五个方面做了回应，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译诗原则：
    首先，他翻译的《大招》并不像翟理斯批评的那样是“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也不是“释译”(paraphrase)，而是一种“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韦利认为生硬的直译不会保留原诗的特点，译诗的目的重在让所译的诗也成为可读的英诗。他译诗的方法与翟理斯的不同，翟理斯仅为所译的诗附上尾韵，在韦利看来，这种译文看似像诗，但不是很好的诗；第二，翟理斯指出的某些理解不准确之处，是因为两个人所依据的注释底本不同。汉语文学自古就有注疏的传统，流传至今，同一文本由于注疏的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这里韦利提出了翻译中国古典文学需要重视注疏和底本问题；第三，韦利在翻译中寻求的绝不是“鸟类、动物名称的科学对等”，而是在文体风格上的一致。因为文学翻译不是自然科学史的翻译，要显示其特有的文学性；第四，有些诗行的省略是译者有意而为之。翟理斯本人也曾如此处理过，因为这些地方是整首诗(原诗)的败笔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韦利认为译者有权“完善原作”，但需要事先“告诉读者”，翟理斯的译文中也省略了两行，且未作任何解释或说明；第五，翟理斯的批评忽视了一点：不同的译本服务于不同的读者。韦利认为翟理斯的译本是为专家和学者而做，自己的译本是为普通读者而做。普通读者愿意接受读上去意蕴美好、语言流畅的诗文，而不会去验证译文是否符合原文。(24)
    韦利的五点翻译原则突显的是译诗的文学性、可读性和创造性，基本思想是在译诗中再现原诗的意象，服务于普通读者。韦利说，传统英语诗歌(尤其是格律诗)对普通读者来说很“特别”、很“艰涩”，他要通过汉诗英译在普通读者与诗歌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接受的关系，因此他翻译的中国诗比较平实、具体、形象，表现出可感可见的物与人，如一棵漂亮的树，一个可爱的人，而不是一些关于“美”和“爱”这样抽象的概念。他认为，英国一般大众不需要那种抽象概念。当诗歌受到学院化的影响而变得过于抽象后，普通大众会觉得它们很乏味。(25)这是韦利的文学观，也是他的翻译观，这种认识影响了他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两位汉学家之间的争论表面上涉及的是一些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目的等的问题，但实际上突显的是两代汉学家不同的诗学理念、不同文学价值观的碰撞。就韦利和翟理斯个人而言，这场争论没有输家或赢家。1923年，翟理斯将第一版的《古文珍选》和《古今诗选》进行了修订、增补，分为散文卷和诗歌卷，以《古文珍选》之名出版。冠以“散文卷”的部分，收录了不少诗人的作品，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不过，这次他在翻译《琵琶行》时采取了散文体而非韵体翻译，可示其观念的让步。1931年，即翟理斯去世的前四年，二人合译的《英译中国歌诗选》(Selected Chinese Verses)在上海出版，可算是学术界、出版界对他们诗歌翻译成就的认可，也是新旧诗学交替阶段的象征。
    韦利在与翟理斯的争论中，无疑是顺应了文学发展趋势，代表了新的诗学观念。他的翻译观与文学观念的形成与他所接触到的两个文化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一个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中心的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 or Bloomsbury Set)，另一个是他和庞德、艾略特组成的诗人圈，这两个文化圈恰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是由当时居住在伦敦文化界、知识界的精英，如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媒体人士、政府官员等组成的一个文化圈。它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纲领，更没有宣言，然而它却是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新思潮新观念的发源地。这些人代表了当时英国的文化潮流。从思想倾向上看，他们中有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他们致力于维护个人的平等和权利，大胆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清规戒律，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学艺术理念、新社会理想、个性解放、女性主义等对20世纪社会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韦利经常参加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聚会。“弗吉尼亚·伍尔夫觉得韦利有点‘拘谨’，在布卢姆斯伯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杰出人物，但肯定他的翻译，一切关于‘东方’美学和翻译问题的讨论，都言必称阿瑟·韦利。”(26)反过来说，韦利的加入，“给这个英国文化知识界精英圈子带来了关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艺术、文学的知识和观念，使这个圈子与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文化有了一线联系，虽然这一联系为历史烟尘所遮，不大为人所知，甚至往往为人忽略。”(27)在这里韦利感受到了这个群体带来的时代浪潮，特别是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他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了某些布卢姆斯伯里的痕迹，成为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在自己的译作中不断尝试新的变化。如果说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对韦利的文学观念、社会理想、个人意识形态产生很大影响的话，他与美国新诗运动中两位主将即庞德和艾略特的交往则对他的诗学理念和翻译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庞德是上个世纪初英美意象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他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范式革命，把英美诗歌从已入病态的滥情诗风中解放出来，开现代主义诗风先河。庞德本性锐意进取，从诗歌创作之初就在寻找和尝试一种凸显美国精神、张扬个性、内容接近生活、形式明快清新的诗歌形式。他创造性地翻译了很多外国诗歌，并让其所译诗歌如《神州集》(Cathay)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庞德的创新精神用他后来翻译《大学》中的一句话表达最确切，就是：“make it new”(日日新)。庞德从1908年到1921年间旅居伦敦，此时艾略特也在伦敦。据韦利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韦利、庞德、艾略特每周都要在伦敦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一起讨论诗歌及创作技巧。在1921年庞德移居巴黎后，韦利和艾略特之间这样密切的交往还保持了很多年。韦利说，在三个人的关系中庞德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是规则的制定者。庞德关于诗歌和诗歌创作的思想是韦利一生中所听到的最佳的诗学观。(28)作为美国现代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艾略特承认自己在创作中受庞德的影响很大，他说：“每当我自鸣得意时，我却发现自己只是在重复庞德诗歌中的某种东西。”(29)韦利也认为艾略特早期的诗歌有明显受中国诗句影响的痕迹和中国诗的韵味，特别是在诗行的处理上。
    庞德的《神州集》在1915年发表之前韦利就读过。庞德比韦利较早出名，当韦利1918年出版成名作《170首中国诗》时，庞德已经小有名气。韦利的译诗通过庞德的推荐发表在现代派诗歌运动重要平台《小评论》(Little Review)上。韦利说他与庞德作诗方式不同，庞德反对在译诗中保持原文的长度，他常常对韦利说：拆开！拆开！(30)1936年，英国著名诗人叶芝在其所编《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中收入了韦利所译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在该书的长篇前言中，叶芝特别提到了庞德对韦利的影响，他说韦利的汉诗英译“追步庞德而更见学问”(31)。庞德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观念：英语文学因翻译而繁荣，英语文学的伟大时代同时也是翻译的伟大时代。(32)庞德的观点在韦利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韦利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需要韦利。
    这场发端于翻译方法，终结于诗学观念的争论诠释了勒菲弗尔的文化翻译观：“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来操控文学，以便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着作用。”(33)这场争论已经证明，影响翻译方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时代诗学，反过来时代诗学又接纳翻译作品为目的语文学中的一员，以“翻译文学”形式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处在诗学发展重大转型期的两位汉学家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翟理斯固守传统的诗歌形式，在汉诗英译中套用英诗格律，如韦利所言，这不仅“误导”了英文读者，而且为了满足格律的要求，牺牲掉很多原诗的意象；而韦利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方向，以一种求新、求变、务实的态度将自己的翻译融入到英语文学之中，他所呈现的新诗歌审美取向赢得了很多读者，对当代英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韦利是“公认的大师”，并从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韦利40年的工作：第一，韦利是“中国诗歌及多部中国哲学著作传向英语世界的主要阐释者”；第二，韦利“所翻译的诗歌都非常成功。事实上它们是20世纪英语诗歌的一部分”；第三，韦利对美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而积极的，沿着韦利开辟的道路，庞德、宾纳、罗威尔(Amy Lowell)及他本人都以中国译诗的形式创作出最好的作品；第四，韦利的文学翻译特色是著作清晰、形式直接、目标单纯，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雷克思罗斯还将韦利对西方文学的意义提高到道德层面，他说，“西方道德败坏的文化需要文学敏感力”，而韦利的译作和著作恰好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文学敏感力。(34)韦利不仅影响了与他同代的诗人，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诗人，1962年《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这样称赞韦利，他“翻译的中国诗可以和英语原创诗歌媲美。文学评论界一直赞美他熟练运用的自由体诗歌，现代诗人有时试图从他的书中摘取一页。”(35)韦利的翻译还惠及美国学界，韩南、康达维和宇文所安等著名学者都表示，“他们选择汉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中学时代读了魏理[即韦利]英译的汉诗以及他的另外一些汉学著作”，他翻译的中国诗歌已经成为“汉学界学者和学生必读必备的书目”。(36)韦利不仅以自己丰厚的译作丰富了英语文学，在中国文化西传的意义上，推动了“东学西渐”之风，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西学东渐”有其历史背景。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希望变法图强，引进西学成为其途径之一。新文化运动借西学以启蒙国人所未知，大批学者和文学家成为了翻译家，许多翻译作品成为后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学者数百人，其中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汉学家，如英国的理雅各、德庇时、翟理斯、翟林奈、修中诚等，法国的儒莲、顾赛芬、考狄、沙畹、葛兰言、伯希和、马伯乐等，德国的花之安、福兰阁、顾路柏、卫礼贤、弗兰茨·库恩等。这个长长的名单载着他们各自翻译和介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经典进入西方世界，使之成为一种勒菲弗尔所称的“文化资本”，在特定的文化或者“世界文化”中流通。(37)
    韦利正是通过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提供了可以惠及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韦利采用创新的形式、东方的题材为沉闷的英语诗坛吹来一股新风，为英语文学宝库增添了新鲜血液，为英语读者敞开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他为普通读者而翻译的定位为他赢得了广泛读者，同时也激发起书刊编辑出版界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热情。韦利以自己的“创意英译”在英语文学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成为连接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桥梁。
    韦利在中国文学英译史上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在“此前，英译汉诗数量不多，其阅读又基本局限于汉学圈内，社会影响有限，由魏理(即韦利)开始，这些英译的东方古典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兴趣，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扇眺望东方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窗户。这不仅是魏理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机，也是东方古典诗歌大踏步走入英语世界的重要转机。”(38)赵毅衡也说，“有人认为中国诗是现代‘英美人的发现’(Anglo-American Discovery)，包括英国，是因为阿瑟·韦利影响巨大的汉诗翻译”。他还指出，从影响面看，尽管受韦利影响的诗人主要在美国，但可以说，“韦利杰出的工作是新诗运动接受中国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39)。此言不错。
    韦-翟之争及韦利与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韦利、庞德等现代英美文人的确“发现了中国诗”，中国诗风也由此吹进英美的文坛。这些事实有助于消解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衍生出来的文明史、文化史、文学史观中所持的西方是一切进步思想、价值输出的唯一中心的顽念。
    更正
    本刊今年第二期《日本精神的实象与虚象：“大和魂”的建构》一文中，第38页“通过《愚管抄》所评藤原忠实‘公实富于和汉之才’”应为“通过《愚管抄》所评‘[藤原]公实富于和汉之才’”，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胡稹先生以及本刊读者表示歉意。另胡稹先生来函对原作补注如下：“正文和注释中的引文与诗歌等皆由笔者翻译，标点亦为笔者所加。”
    注释：
    ①参见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第2期；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第4期。
    ②Anonymous, "Our Writers: Arthur Waley",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2 Jun. 1921, p. 12.
    ③邓经武《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学的一次“换位”》，载《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3-37页。
    ④John Walter de Gruchy, Orienting Arthur Waley——Jap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 21.
    ⑤详见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145-146页。
    ⑥See Ira B. Nadel, Ezra P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⑦Jonathan Spence, "Speaking of Books: the Explorer Who Never left Home", in New York Times, 18 Oct. 1970, p. 2.
    ⑧See Arthur Waley, "Notes on Chinese Prosody", in Ivan Morris,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 pp. 284-294.
    ⑨See Arthur Waley, "Preliminary Note", in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8.
    ⑩See Herbert A. Giles, "A Poet of the 2[nd] Cent. B. C.", in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Feb.), pp. 25-36.
    (11)See Arthur Waley,"Introduction to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62 edition), in Ivan Morris ed. ,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1962, p. 136.
    (12)霍普金斯是现代欧美重要诗人之一，他创造的“跳跃韵”模仿日常语言的自然节奏。
    (13)李白原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韦利和翟理斯的译文见吕叔湘的《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第118-120页。
    (14)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第2002年，第10-11页。
    (15)赵毅衡《韦利：轮回非幽途》，载《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16)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第11页。
    (17)See Arthur Waley, "Notes on Chinese Prosody", in Ivan Morris ed. ,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pp. 284-294.
    (18)Arthur Waley, "Notes on Translation", in Ivan Morris ed. ,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p. 158.
    (19)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第11页。
    (20)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第32页。
    (21)Herbert A. Giles, "A Re-translation", in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Aug.), pp. 320-321.
    (22)Arthur Waley, "Notes on the Lute-Girl's Song", in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Dec.), p. 591.
    (23)See Arthur Waley, "Notes on Translation," in Arthur Waley, The Secret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 1963, pp. 181-193.
    (24)See Arthur Waley, "Notes On The Lute-Girl's Song", in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Dec. ), pp. 596-597.
    (25)See Arthur Waley, "Introduction to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62 edition), in Ivan Morris ed.,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pp. 135-136.
    (26)帕特里卡·拉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66-170页。
    (27)程章灿《魏理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交游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145页。
    (28)See Ivan Morris, "Arthur Waley in Conversation: BBC interview with Roy Fuller"(1963 ), in Ivan Morris ed. ,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pp. 140-141.
    (29)See T. S. Eliot, "Isolated Superiority", in The Dial, 1928(Jan.), pp. 4-7.
    (30)See Ivan Morris, "Arthur Waley in Conversation: BBC interview with Roy Fuller", p. 145.
    (31)转引自程章灿《魏理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交游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145页。
    (32)See Ivan Morris, "Arthur Waley in Conversation: BBC interview with Roy Fuller", in Ivan Morris ed.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 p. 141.
    (33)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
    (34)See Kenneth Rexroth, "Humanity Made Possible", in New York Times, 26 May 1957, p. 4.
    (35)Peter Quennel, "Literary Letter from London", in New York Times, 4 Mar. 1962，p. 247.
    (36)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第35页。
    (37)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neids in English",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 41-56.
    (38)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第32页。
    (39)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诗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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