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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幽灵”的再思考——斯达里布拉斯和哈尔本眼中的幽灵 当今美国的两位学者皮特·斯达里布拉斯和理查德·哈尔本，继续在“幽灵”研究的道路上探索。斯达里布拉斯致力于阐释莎士比亚的“幽灵”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从莎士比亚那里学来了闹剧和戏仿的形式，并批评路易·波拿巴的滑稽模仿所呈现出的历史的倒退。斯达里布拉斯的《“掘得好，老田鼠”：马克思、〈哈姆雷特〉和固定(或不固定)的表征》(“‘Well grubbed，old mole’：Marx，Hamlet，and the (un)fixing of representation”)和哈尔本的《不纯粹的幽灵史：德里达、马克思、莎士比亚》(“An impure history of ghost：Derrida，Marx，Shakespeare”)，由于成功地建构了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幽灵”之间的关系而被收录在论文集《马克思主义莎评》(Marxist Shakespeares)中。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都将问题指向了马克思文本中的幽灵和《哈姆雷特》中老哈姆雷特的幽灵，指出了这些徘徊在不同文本之中的幽灵的具体含义，并借由莎士比亚剧作的人物和场景意象对马克思的文本和德里达的文本提出了新的理解。 皮特·斯达里布拉斯的《“掘得好，老田鼠”：马克思、〈哈姆雷特〉和固定(或不固定)的表征》主要围绕“掘得好，老田鼠”这一独特表述，就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之间的关系阐发了富有价值的观点。斯达里布拉斯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挪用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借用该比喻形象地说明法国革命是重复“过去”；马克思把哈姆雷特的台词“说得好，老田鼠”变化为“掘得好，老田鼠”，将革命的准备工作比喻为“老田鼠”和“光荣的工兵”。 斯达里布拉斯针对马克思此处的论述，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通过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来表达革命呢？他为什么通过哈姆雷特奇异地降低父亲的威严，称其为田鼠来祈求幽灵和革命？”[10](P16)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两个文本都探寻了‘过去’如何萦绕着‘现在’”。[10](P24)哈姆雷特被父亲的幽灵萦绕，波拿巴的雾月政变被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所萦绕；当即将成为拿破仑三世的侄子闹剧般地重复他叔叔拿破仑一世做过的事时，作为儿子的哈姆雷特“装出疯疯癫癫的样子”滑稽地重复他的父亲。这两种叙述建立在名字的重复上(拿破仑、哈姆雷特)，这种相似性就促使马克思用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来比喻革命。 后一个问题比较复杂，马克思通过哈姆雷特对父亲的幽灵的称谓由高到低、父亲的幽灵的着装由正规到休闲的变化来讽喻“倒退”。一开始哈姆雷特将父亲的形象比喻为亥伯龙神和太阳神，但是到了宣誓一场，哈姆雷特开始用一种嘲弄和亲昵的口吻来指称父亲的幽灵：“孩儿”、“老实可靠的人”、“家伙”，最后是“老鼹鼠”。用这前后的变化来类比从拿破仑到路易·波拿巴的倒退，“‘孩儿’‘老实可靠的人’‘家伙’：每一个词都贬低了父亲，废黜了君王。‘孩儿’：一个未到青春期的小男孩；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指一个仆人或奴隶，流氓或无赖，是一种贬低的术语。‘老实可靠的人’：一个诚实的家伙，但是一般是下级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术语。‘家伙’：同伴或伙伴；但是通常用来指仆人，带有轻蔑意味，指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君王和父亲不再位居王位而是‘在地窖中’，同时也在地下，用剧院的专业用语来说，在舞台之下，字面上意味着从属，即便在他令人恐怖的归来时”。[10](P24～25)正统原则(principle of legitimacy)(父亲和君王)转化成了颠覆原则(principie of subversion)，在将父亲形容为鼹鼠时，老哈姆雷特经历了一种激进的蜕变：从人类到动物，从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到看不到的地下挖掘者，从思想的领袖到地下的工人。这是一种文字上的谦卑，促使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下降到地面。另外，“mole”(田鼠)这个词在第一幕中又被用作某人个性上的“污点、瑕疵”。斯达里布拉斯又进一步举例，在寝宫的这场戏中，当哈姆雷特斥责他的母亲时，舞台说明写到“鬼魂披着睡袍进场”。一个国王不再穿着全是钢铁的盔甲，而是脱去了衣物只穿着准备睡觉的长袍，想象中的过去的英雄已经被在家的文弱的表现所颠覆。马克思自己打开了一条通道，将正统的父亲/国王变成不正统的人，其意图是比喻先前的革命是光荣的革命，而后来的路易·波拿巴的滑稽模仿则是一种闹剧。 斯达里布拉斯还着重分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闹剧和戏仿形式，指出这也是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幽灵”的另一种继承。 斯达里布拉斯发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节考察了历史上的闹剧：“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副同样的漫画!”[3](P584)他指出马克思眼中的路易·波拿巴的“革命”是一种滑稽的重复，仅仅是对过去的拙劣模仿，模仿了其死去的叔叔拿破仑。路易·波拿巴将一出滑稽可笑的闹剧搬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舞台，在这场闹剧中，拿破仑的幽灵觉醒了，但却是作为可笑的漫画而觉醒的。 斯达里布拉斯认为马克思对闹剧和戏仿的兴趣来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思是“通过把《哈姆雷特》当作戏仿或闹剧间接地重新阅读”[10](P19)从而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种滑稽闹剧的手法作为一种艺术的“幽灵”被马克思所捕捉。 斯达里布拉斯抓住了马克思写作时的文本策略，在带领我们重新阅读《哈姆雷特》中闹剧和戏仿的基础上，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细腻而准确的把握，围绕老哈姆雷特的幽灵的重复“过去”和身份的下降进行了再思考，这就是他的贡献所在。 理查德·哈尔本则在《不纯粹的幽灵史：德里达、马克思、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仅是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一种有意义的、延伸的沉思。“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有意识地充当了哈姆雷特这一角色，被父亲的幽灵缠住，这个父亲的幽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11](P32)哈尔本为我们打开了一种研究德里达的新思路，同时也是一种研究《哈姆雷特》的新尝试。 首先，哈尔本将德里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精神的过滤与哈姆雷特对父亲幽灵的过滤联系起来，批评德里达过度“净化”的问题。 他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斯皮瓦克的担心：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过度使用《哈姆雷特》，使其削减为一个简单的、纯粹的幽灵的故事，会招来莎士比亚研究者的挑剔。哈尔本提出了过度削减的问题，接着用“互文性”的手法和比较的方法着重论述了“净化/过滤(purge)”这一关键词。 哈尔本严密论述了德里达试图通过解构，从本体论那里还原并保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然后通过分析德里达的马克思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指出像哈姆雷特过度地强调父亲的纯净，德里达在试图保持马克思精神的异质性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过度的清洁和净化。“德里达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过度的清洁和净化，将马克思主义‘精神’从‘生前的过失’中分开，就像哈姆雷特拼命地试图将符号化的父亲和真正的父亲隔开一样。”[11](P37) 关于哈姆雷特对父亲的过滤，我们不得不对比一下老国王哈姆雷特对自身的叙述和哈姆雷特对父亲的叙述： 鬼魂：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在这里，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由于生前的孽障、自身的罪恶而在炼狱受苦难的经历。虽然哈姆雷特也曾承认过父亲是由于罪恶而经历炼狱火焰净化的事实，“他(克劳狄斯)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孽正重的时候乘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但是，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还是哈姆雷特对父亲的称赞： 你看这一个的相貌多么高雅优美；太阳神的卷发，天神的前额，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像降落在高吻苍穹的山巅的神使一样矫健的姿态。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哈姆雷特先是强调父亲的幽灵正在炼狱中经历痛苦的洗涤、炼狱式的净化，然后再通过和克劳狄斯的比较，完成了对父亲的幽灵的净化，已死国王的罪孽仿佛逐渐消失。哈姆雷特过度地强调了父亲幽灵的纯净，通过“过滤”和“净化”，哈姆雷特创造了一个纯粹、远离人世罪恶、远离腐烂的丹麦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伟岸的、无可指摘的父亲向哈姆雷特下达了指令。哈姆雷特希望通过炼狱对父亲的幽灵的净化和自己对父亲幽灵的过滤，使父亲的幽灵的指令更具有威信和说服力。但是哈尔本认为哈姆雷特的“过滤”是没有必要的粗鲁的做法，因为哈姆雷特所描述的不是纯粹的症状，而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丹麦国内的腐败混乱、奸臣当道、时代脱节、是非颠倒，作为国王的老哈姆雷特是应该负有责任的：他是一位好父亲，但不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英明的国王。 哈尔本认为德里达在引用哈姆雷特这些台词的同时，不知不觉进入了对哈姆雷特的认同。我们将会在哈尔本的文章中看到，德里达与哈姆雷特有着同样的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他们对所要继承的幽灵的精神有着同样的矛盾看法。 一方面，德里达同意布朗肖特对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的和科学的三种声音的看法，即“三种声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力量和形式，这三种声音全都是必要的，但又是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的”。[9](P26)德里达强调马克思的精神是复数的诸精神，强调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异质性。德里达急切地向我们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必须保持多重性和离心化，批判那些将马克思的作品降为传统的、一致的和科学的体系的人，批判那些试图借科学的名义统一或纯化马克思文本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解构的方法还原马克思的精神。 但是，哈尔本指出，当德里达赞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异质性的时候，他又认为这种混合的遗产必须是“有选择的”和“过滤的”，以便将更有价值的成分与其他成分分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之前论述的矛盾。作为继承马克思遗产的知识分子，德里达认为不加以仔细审查和判断就全盘地接受马克思的遗产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哈尔本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净化将马克思精神中可以被接受继承的部分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真正历史相分离，这段历史被德里达当作专制的、极权主义的观念而被理解。德里达对马克思精神异质性的顾虑，并没有阻止他在对马克思精神进行净化的道路上前进。 其次，哈尔本认为德里达使用老哈姆雷特的幽灵来深思继承遗产、责任和决定的困境，这显露了德里达自己具有像老国王的幽灵发出指令这样的特征。 哈尔本指出，德里达在书中论述到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回归后，对儿子哈姆雷特下达了复仇的指令，在幽灵无所不在的注视目光下，哈姆雷特作为儿子和丹麦的王子不得不担负起责任，幽灵的凝视在其不可见的情况下控制着我们。德里达在论述责任的时候，更是详述了幽灵的这种凝视和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德里达论述的责任，不只包括对马克思及其遗产的继承，还包括对所处时代状况的认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充满了不公和歪曲，德里达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这种可悲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哈尔本认为，“这部分是为了对福山和其他新世界秩序拥护者的还击，部分使读者对德里达的认真给以深刻印象”。[11](P41)但是这仍然无法遮蔽德里达在政治上的故作姿态。从遗产继承的角度对比分析哈姆雷特和德里达的角色，哈尔本指出德里达并不是哈姆雷特，不是一种指令的接受者，他是发出指令或命令的主体，类似于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对知识分子们发出指令，而且通过将这些指令加以客观性的安排，哈尔本认为德里达似乎将自己的权威妖魔化了。 最后，哈尔本探讨了掘墓人、头盖骨与幽灵的关系，从而揭示这三者对哈姆雷特和德里达的意义。 哈尔本文章中最有创意之处是：指出《哈姆雷特》一剧中的“头盖骨”是“幽灵”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哈尔本观察到“头盖骨”(Skull)在德里达的论述中借由莎士比亚和瓦莱里的作品一再出现，德里达还曾详细地论述《哈姆雷特》中的掘墓人，特别是掘墓和识别头盖骨的场景。于是哈尔本抓住这一点，通过分析《哈姆雷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头盖骨”和“掘墓人”，完成了对《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的定位。 哈尔本首先是对《哈姆雷特》中弄人郁利克的头盖骨与老哈姆雷特的幽灵进行了详细对比。在分析中哈尔本发现其实头盖骨和幽灵都是以死去的人作为开始，它们代表着过去，却又缠绕住了当下；而且它们都具有德里达意义上的“面甲效果”，能够不被发现地看见，区别只在于幽灵可以对我们讲话，头盖骨则不一样，它自身不能说话，只能通过掘墓人被简单认知(指认这是郁利克的头盖骨)，然后通过哈姆雷特被赋予意义(由头盖骨引发出对郁利克生前形貌的回忆)，这其实也说明了头盖骨和幽灵在回归方式上的不同。再一层区别在于，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头盖骨承载着回忆中的童年场景，以及郁利克已经死亡的事实；对于掘墓人来说，同样是死去的人，头盖骨不过是简单的、自然的事物，指向死去的身体的腐烂，没有幽灵所具有的神秘特性。 接下来哈尔本试图使用头盖骨和幽灵的上述区别来对德里达进行定位。德里达曾阐明说“幽灵是矛盾的结合，是形成的身体，是一种确定的精神的现象和肉体的形式”，“是不可见的可见”。在哈尔本看来，德里达所说的“幽灵”无疑是被净化过的，是精神化的，是哈姆雷特理想化的想象。而“头盖骨”则相反，它是身体骨头部分的腐烂，它与盔甲和幽灵结合后表现出来的不易腐蚀的特性完全不同。 哈尔本还从《哈姆雷特》中的“头盖骨”过渡到了《精神现象学》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及的骨相学，指出黑格尔提示了骨相学的荒谬：“当然，像哈姆雷特对于郁利克的头盖骨那样，人们也能因一个头盖骨而发生种种联想，但是头盖骨自身究竟是一种漠不相干、天真无私的东西，从它那里直接地看不到也想不出它自身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东西。”[11](P44)《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幽默地重新制定了骨相学中“精神的具体特性是头盖骨”的原理，认为残渣/骷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抽象事物造成的，是死去的唯物主义，它因腐烂得以重新进入生产和交换的循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样如此，是可循环的，反对德国哲学批评中理想化的抽象观念。哈尔本进而指出，德里达虽然具有整整一排头盖骨，却没有一种政治的紧迫性。如果德里达真的想扮演《哈姆莱特》中掘墓者这一角色，有必要缩减他无止境的过滤和净化计划；掘墓者必须能够不时地探究令人不快的真实历史中的污物，转向实用主义，转向真实的历史。 哈尔本不仅致力于理解幽灵本身，还试图挖掘角色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他指出，德里达讲述了马克思在文本中尝试驱除和控制幽灵，也讲述了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驱除马克思的精神的努力；在德里达看来，这两种驱魔都不免重新回归到诸幽灵之中的怪圈。哈尔本认为，其实德里达在讲述马克思的时候也同样避免不了这种驱魔的循环逻辑。通过对文章的阅读，我们跟着哈尔本游走在莎士比亚、马克思和德里达的文本之间，被带向了新的认识层面。 从莎士比亚到马克思、德里达，再到斯达里布拉斯和哈尔本，《哈姆莱特》中“幽灵”的形象被不断地赋予了新的意义，进行了连续的转喻。马克思是将莎士比亚的“幽灵”引进到政治文本和哲学文本中的伟大诠释者。德里达从幽灵语境中延伸出独具新意的见解，这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诠释方法；他通过莎士比亚和马克思的眼睛观看到了幽灵世界，这也恰恰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所缺失的视角。而马克思主义莎评专家斯达里布拉斯和哈尔本又通过莎士比亚进入马克思和德里达的文本，对两者做出新的评判。 在马克思主义莎评中，“幽灵”的研究是新颖的、有深度的研究，它不断地激发批评家的灵感。莎士比亚的“幽灵”的研究，既拓宽了莎评的研究视野，又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具有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