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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黑人文学》中关于族裔文学的描述与论说，有着小国文学研究中族裔文学思想的影响痕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左翼视角，即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继承与发扬。一方面，它对于社会不公、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阶级压迫予以深刻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它又具备着普遍性的底层人文关怀，认为以对非裔美国人的剥削来换取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左翼视角，在早期美国文学研究当中颇有代表性。 因此，长期以来杨昌溪被学界认为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学者、作家是不准确的，将《黑人文学》标注为有着官方背景的“帮闲作品”也是不恰当的(张大明 33)。客观地看，《黑人文学》是一部深受中国左翼文艺思潮与“民族主义文艺”思想双重影响、与当时世界黑人文学研究同步的研究著述，它反映了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理应为后世所重视并重新认识。 诚如前文所言，《黑人文学》虽然不足两万字，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认为，时至今日，检省《黑人文学》一书的得失，回顾并反思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对于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至少有如下三重价值。 首先，《黑人文学》中的左翼视角，反映了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文关怀，是对“五四精神”中人道主义的继承与赓续，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追求这种人文关怀。 通观《黑人文学》全书，与其说是对于黑人文学的关注，倒不如说是对于非裔美国人生存现状的关心。通过对“黑人文学”的研究，该著描述了一个正在逐渐觉醒，但仍然饱受迫害、歧视的美国非裔民族。当然我们可以从“民族主义文艺”的角度出发，认为该著乃是以洋喻华，认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乃与非裔民族在美国一样，处于最为劳苦、最无话语权之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黑人文学》的左翼视角反映了它的底层意识，这是超越国家、民族的人性视角。面对受到蹂躏、侮辱与欺压的非裔美国民众，作者几乎拍案而起，痛斥美国白人社会的“丑恶、污秽、堕落、残忍”(19)，作者的正义感与人文关怀，油然纸上。 当然，一部严谨的学术著述，需要的是冷峻客观的视角，而非作者过多的个人感情，这是《黑人文学》的局限之处，本论将在后文予以详述。但人文关怀却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本要旨，它决定了研究对象、立场与方式的选取，使得研究成果拥有更加绵长的生命力与影响力。《黑人文学》之所以能够问世，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著选择了关怀底层的左翼视角，使得批判现实的人文关怀得以在书中处处体现。 其次，《黑人文学》从左翼视角透视出了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 恩格斯 4)，“黑人文学”便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它既是美国的族裔文学，更是1920-1930年代世界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黑人文学》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著述之一，代表中国学人在一个时代性的学术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1920-1930年代，一批有着留学经历的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在译介西方理论、参与世界学术研究的工作中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特别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几乎与国际学界保持了同步。除了《黑人文学》之外，还有张沅长对于瑞恰慈《文学批评的原则》(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的批评(1933)、方重对于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里“中国形象”的研究(1926)等等，都反映出了早期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韩晗，“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166)。 左翼思潮是1920-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之下的全球性思潮，它发端于日渐兴起的工人运动，是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它既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同时还构成了《黑人文学》的研究视角。该著选取了当时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黑人文学”为入手点，以左翼为视角，结合“民族主义文艺”相关理论，进行了涵盖黑人诗歌、小说、戏剧的多元研究，但又未拘泥于官方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理论窠臼，也没有单纯地对左翼理论进行描述与译介。这一切与国际学界的研究是同步的。这种基于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在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依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后，《黑人文学》作为早期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实验性著述，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譬如作者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掺杂个人情感过多等等，这些问题理应为后来学界所警惕。 与张沅长、方重等人不同的是，杨昌溪并无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留学的经历(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早年曾赴日本短期留学)。因此，他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境遇，更多的是来自于书本、报纸等二手资料，而非亲身所见、所感。在这样的前提下，《黑人文学》的写作，难免有主观的一面。譬如他认为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前，“(非裔美国人)却只在内心感到不平，却未曾有怎样反抗的思想”(13)，实际上早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非裔美国作家费·道格拉斯(F.Douglass)的小说《我的枷锁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与切斯纳特(C.W.Chesnutt，1858-1932)的小说《女巫》(The Conjure Woman)等鞭挞种族歧视、呼吁社会平权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流行，“哈莱姆文艺复兴”只是“南方重建”之后美国黑人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而已。 此外，受制于作者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使得《黑人文学》忽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一个灵魂人物——杜波依斯(W.E.B.Du Bois，1868-1963)。他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权活动家与小说家，他的代表作《银绒的追求》(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1911)与《黑公主》(Dark Princess：A Romance，1928)在20世纪早期美国文坛曾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Sundquist 40)，对杜波依斯的忽略，使得《黑人文学》在系统上颇显欠缺。 因为左翼视角占据上风，以及杨昌溪本人对于非裔美国民众的同情，还使得《黑人文学》在行文措辞上有不严谨甚至不客观的一面。譬如在论述非裔美国人的遭遇时，作者情由心生，竟宣称黑人文学中没有“白种人的痕迹”(12)，实际上在当时不少黑人文学作品中，都有对白种人的细腻描写，如《银绒的追求》、《哈伦的阴影》(Harlom Shadows，1922)等等，由此可知，这一论断是有失公允的。 而且更为不当之处在于，作为严谨的学术著述，《黑人文学》本不应有任何政治选择，但却因作者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而使该著在面对非裔美国民众受到白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榨、欺凌时，竟然呼吁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分裂独立，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从左翼视角上升为极左，使得该书有了璧瑕之憾。 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鼓吹“要突破一切的困难而建设起一个黑人的国家”(18)，“为了自由与解放，他们非得独立起来不可了。他们对于上帝的信托已经破灭了，他们知道上帝永远不会替他们在世界上拣选一个像以色列人那样的迦南圣地，而一切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来干才行”(20)。无论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著述，还是一般性叙述，上述表述明显是不合适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地位需迫切获得提升是事实，但自“南北战争”以来，他们通过努力所付出的收获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因为族裔间的不平等即以“分裂”而要挟，这既不符合常理，也有悖于基本底线。外国文学研究的本质仍是学术探索，要做到以理、以证来服人，书中一些因个人感情而阐发的过激言论，是《黑人文学》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作为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品，《黑人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研究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美国文学研究，依然也有着值得反思与探讨之处。因此，重读《黑人文学》并对其“左翼视角”进行反思与总结，意义便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