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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人的戏剧”中，该著还讨论了黑人电影《阿里路亚》(Heleluah)、马惹士(Jonethan Matheus，生卒年不详)的剧作《羽毛》(Plumes)，以及黑人戏剧家保罗·鲁滨逊(Paul Robeson，1898-1979，今译保罗·罗伯逊)的戏剧成就，认为以鲁滨逊为代表的黑人剧作家是“持着大旗向做人道上飞奔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黑人在白种人的眼中也增了不少的地位”(20)。 由此可知，《黑人文学》是对非裔美国民众的关怀，是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社会不公的批判，作者歌颂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崛起的一批非裔美籍作家，认为他们对于美国基于种族的阶级固化的打破以及对于社会公平、公正的诉求，是促使非裔美国人获得更多权益的推手之一，这种超越去殖民化、民族与国家等政治宏大叙事的左翼视角，丰富了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体系。 左翼视角使得《黑人文学》不但在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之于后世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它反映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多样化与多元化。笔者认为，之所以《黑人文学》会体现出左翼视角的一面，归根结底有两个因素。 首先，“黑人文学”研究不但是1920-1930年代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更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投影。这是由当时美国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加剧导致非裔美籍人追求平等、要求废除种族歧视的社会语境所决定的。 “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但在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与北卡罗来纳等南方各州，非裔美籍人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与公民资格，但仍然无法真正地与白人平权。他们在入学、择业与职务提升上，仍然面临许多世俗的歧视，直至二战结束之后的五十到六十年代，由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所发起的“美国黑人运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种族歧视的社会革命。但时至今日，非裔美籍人在美国仍然未能真正地享受与白人平权的地位。譬如在2013年7月，枪杀黑人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竟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抗议示威活动。 “哈莱姆文艺复兴”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如何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争取平权，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期间，黑人作家、戏剧家与艺术家独领风骚，如设计杜克大教堂的阿贝勒(Julian Abele，1881-1950)曾是美国当时最知名的设计师之一。 因此，“黑人文学”也成了当时学界的热点。除了该著所引用的三部著述——由加尔佛吞(V.F.Calverton)所主编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选》(Anthology of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1923)、本杰明·布洛勒所著的《美国小说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以及洛克(Alain Locke，1885-1954)的《美国文化中的尼格罗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Culture)之外，巴顿(Rebecca Chalmers Barton)在德国出版的《种族意识与美国黑人文学》(Race Consciousness and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1934)一书则是欧洲研究黑人文学的早期经典著述之一。此外，约翰·尼尔森(John H.Nelson)的《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角色》(The Negro Character in American Literature，1926)与本杰明·布洛勒的《黑人基因：对美国黑人文学与艺术成就的新评价》(The Negro Genius：a New Appraisal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merican Negro in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1937)也是当时该领域的代表著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1920-1930年代，欧美学界出版该类著述大约三十余种，其中涵盖英语、德语等多个不同的语种，但在中国学界，仅有《黑人文学》一种。 这些著述基本上都基于左翼的视角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权而呼喊，这是1920-1930年代世界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但又必须面对的难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够将种族间不平等的问题解决好，美国的民主政治就难以在世界舞台上具有说服力。而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又是整个社会基础建设的重要主体，尤其是南方各州，在物流、运输、采矿、纺织乃至日常生活服务各领域，非裔美国人都是主要劳动力，而且1920-1930年代又是美国经济危机频繁出现的时段，全社会为了保持正常运转，则必须要依赖于非裔美国人的辛勤劳作。凡此种种，决定了“黑人文学”作为一个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引领当时美国文学的研究潮流。 《黑人文学》大力褒扬了非裔美国作家的成就。“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贡献，对于美国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倒反比号称文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给美国的还要强烈”，并且使得自己“能在美国文化的主潮上巍然独立”(23)。这些论断，实际上与当时美国、德国学者对于非裔美国文学的创作几乎相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该书的时代性。 藉此不难看出，《黑人文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学界的一次对接，也可以看作是当时世界黑人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在日本有过短期留学经历的杨昌溪敏锐地捕捉到了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热点的“黑人文学”之特殊时代意义，尤其难能可贵。 其次，《黑人文学》反映了左翼文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其“左翼视角”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一特定时代语境所决定。 杨昌溪虽然在1930年代参与了“民族主义文艺”创作，并在1936年担任了“南京新生活总会编辑组组长”，且受到过鲁迅的点名批评。但他在1920年代末期却是一位与左翼文坛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与翻译家，甚至直至1931年，还与左翼作家胡风(署名“张光人”)合作“太戈尔的近况”发表于《青年界》的创刊号上，可见左翼文艺思想对其影响深刻(韩晗，“重读《刀‘式’辩》及其它” 135)。因此，这本《黑人文学》被收录于以左翼文学作品为主的“一角丛书”，亦不足为奇了。 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小国文学研究带动了全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热。但小国文学研究甫一开始却发轫于“左翼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在其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介入，形成声势浩大的外国文学(包括小国文学、大国文学与族裔文学)研究热。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学研究形式来讲，它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但却不为之完全所决定。因此，当时的黑人文学研究，既受到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可以因左翼文艺思潮而获得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