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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斯塔夫·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看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江淮论坛》(合肥)2012年 范方俊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范方俊(1969-),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比较文学是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的,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辅助性学科,一直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立场。法国文学史研究大家居斯塔夫·朗松尽管不在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列,但由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以及朗松本人在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之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公认的先驱人物。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不仅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一篇经典范例,而且对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朗松/龙萨/比较文学/文学史


    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内出现的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法国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文学正式建立之初就已崭露头角,并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了学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基础,代表人物有戴克斯特(Joseph Texte)、贝茨(Louis-Paul Betz)、巴登斯贝格(Femand Baldensperger)、梵·第根(P. von Tieghem)等人。而法国文学史研究大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尽管不在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列,但由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以及朗松本人在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之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公认的先驱人物。
    一、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形成及文学史研究属性
    
在比较文学的早期发展中,法国学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表现是:(1)法国拥有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的漫长的比较文学史前史;(2)“比较”作为一种成熟的科学研究范式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盛极一时;(3)“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在法语世界的出现以及比较文学课程在法国大学的设立等等。其中,1829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贝尔·弗朗索瓦·维耶曼在法国索尔本大学所做的题为《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以及继任者昂贝尔于1832年开始的《比较的文学史》的讲座,是公认的开启了法国乃至全欧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纪元。戴克斯特和贝茨是比较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得以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人物。1890年,戴克斯特的比较文学的专著《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出版,这是法国比较文学的第一本专著;1893年,戴克斯特发表《外国与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见解;1897年,他在法国里昂大学设立了比较文学的讲座,成为主持里昂大学比较文学教席的第一位教授;贝茨则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于比较文学研究书目的整理和编订上。1896年,贝茨就在《法国语言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大约有三千条的《比较文学书目》;1900年,贝茨又将比较文学的书目增至四千多条,用编年代替国别重新编排,并附有人名索引,以《比较文学:书目问题》为书名出版发行。巴登斯贝格是公认的“法国比较文学的教父”。1901年,巴登斯贝格接替戴克斯特主持里昂大学的比较文学讲座;1902年,巴登斯贝格接手贝茨的《比较文学书目》的编订工作,至1904年《比较文学书目》正式出版时已增至六千余条。1910年,巴登斯贝格离开里昂大学执教于法国索尔本的巴黎大学。1921年,巴登斯贝格和巴黎大学的同事阿扎尔共同创办《比较文学杂志》,并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一文。在文章中,巴登斯贝格历史地探寻了法国比较文学清晰可辨的发展脉络,并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法国比较文学实证主义的研究特色:“在一系列国家的文学作品之间展开并明确那些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在某些趣味、表达方式、体裁和情感演变之中,它要发现一些借用的现象,并确定大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它不再是编制‘欧洲’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简单、并列的清单,而是指出勃兰兑斯所称之的横贯不同国家集团的‘主潮’;……找到围绕这些作品有利或不利的舆论,以及作品周围一样格调的社会倾向。所有这些在今天都已成了多少有点真实性的‘证据’。……于是比较文学渐渐地成了一种‘遗传学’,一种艺术的形态学,……重视发现一部作品的形成和‘演变’。”[1]成为奠定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理论和方法论根基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献。
    梵·第根被誉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泰斗”。从1911年起,他就是《历史综合杂志》的合办者,每期撰写与比较文学有关的新书评论。1921年,也就是《比较文学杂志》创办的那年,他发表了重要的论文《文学史的综合: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不过,真正奠定第根在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核心地位的是其于1931年发表的第一本系统地、同时也是经常地为后人所引述的阐释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专著《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论》由《导言: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第一部:比较文学之形成与发展》、《第二部:比较文学之方法与成绩》和《第三部:一般文学》四部分组成。其中,《导言》部分,第根通过由文学批评到文学史再到比较文学的逻辑线索,论证了新兴的“比较文学”脱离传统的国别文学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第一部:比较文学之形成与发展》分“原始”、“进步与论争”和“今日与明日”三章,介绍了“比较文学”名称的由来和演化,并梳理了比较文学从原始至19世纪以来的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以及比较文学在法国的最新进展。《第二部:比较文学之方法与成绩》的第一章“一般的原则与方法”,第根确立了比较文学的“一般的原则”是“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的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传送者’。一个国家的‘接受者’在另一个说起来往往担当着‘传送者’的任务。……所以,我们对于‘传送者’应该像对‘放送者’和‘接受者’一样地注重”,[2]58“方法”是“一部分就是本国文学史的方法,一部分却更专门一点,是专为它的特殊任务而用的”;[2]58而接下来的“文体和作风”、“题材典型与传说”、“思想与情感”、“成功与总括的影响”、“源流”和“媒介”等章,是对比较文学各研究领域的第次展开。《第三部:一般文学》,第根重点区分了“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之间的差别:“比较文学”是“研究着那些在两个因子之间的‘二元的’关系;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团”,[2]174而“一般文学”则是“一种对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或单以那些事实,或以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论,或以它们的符合论”。[2]177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由此成为奠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一块基石,并确立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属性。
    二、朗松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研究实例的批评及《龙萨怎样创造?》的写作缘由
    

    1904年,时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巴登斯贝格发表《歌德在法国》一文,以翔实的材料细致地整理了德国大作家歌德的文学作品在1770至1880年间的法国的流传痕迹,揭示了歌德其人在法国人心目的形象变化,特别是歌德从最初的不为人所知的“维特的作者”到后来的享誉欧洲的“浮士德的作者”的变迁过程。尽管后来的比较文学史家在回顾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历史发展时,对巴登斯贝格的《歌德在法国》不吝溢美之词,如基亚的《比较文学》就认为巴登斯贝格的《歌德在法国》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经典范例之一,称赞它是“一个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高地”,[3]但在当时巴登斯贝格的《歌德在法国》发表不久,却有一位文学批评前辈对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法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就是居斯塔夫·朗松。作为公认的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大家,朗松的文学批评向以认真、深入的材料分析和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著称。他于1894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见解,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同时,作为一位从不讳言法国文学与外来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开明学者,朗松一直对与法国文学相关的跨越国别和语言边界的影响研究情有独钟,对于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形成和拓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助力作用。正因此,在后来包括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和基亚等人在内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学者们追溯法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时都无一例外地把朗松视作是开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先驱性人物。对于巴登斯贝格的《歌德在法国》,朗松直言这样的影响研究还未能真正揭示法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内容和后果:“我们在巴登斯贝格先生最近那篇题为《歌德在法国》的论文中可以看到,歌德在法国的影响的历史对歌德个人的才智可以说是毫无后果可言,却让我们看到了法国先后相承的几代人的心态和愿望。读了这篇论文,我们更加确信法国文学必然带有那些印记,但单单这样来看法国文学就够了吗?不,这些外来影响告诉我们,某些需要所产生的力量是何等强大,正是这些需要歪曲了、改变了歌德的形象;这些外来影响也告诉我们这些需要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需要时常是在本国还不能或不允许出现那样的作品时,通过外国作品表露出来的。”[4]作为回应,朗松本人写作了不少探讨法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比较文学论文。其中,最经典的就是1906年朗松发表在《大学评论》上的长篇论文《龙萨怎样创造?》。
    《龙萨怎样创造?》一文的副题是《读〈择茔颂〉札记》。其中,比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asard,1524-1585)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诗人,著名的“七星诗社”的发起人和领军人物。众所周知。龙萨和“七星诗社”是被公认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带有贵族宫廷趣味的诗歌团体。这种文学趣味,一方面得益于法国王室不遗余力的刻意营造,比如,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查理曼国王就提出了“复兴”古罗马文化的艺术主张,收集、抄写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著作在当时蔚然成风。以后的法国王室也在“复兴”古代文化方面出力甚多,如,在宫廷内标榜典雅的艺术趣味,以及扶持文人学士翻译、研究和借鉴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等等;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现实推动,特别是兴起于意大利的以人文主义为主旨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开启、引导法国文艺复兴的直接导火索。其实,单纯从字面义上讲,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文艺复兴”,其本义都是指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的学习、研究、借鉴和模仿。但对于法国文艺复兴而言,还应包括其对近代以来的意大利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在这方面,龙萨和“七星诗社”的出现既生逢其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七星诗社”本身的命名就很有意思。据说龙萨等人成立这个诗歌团体时,最初使用的名称叫“旅(Lu)”,这是一个从意大利语移植过来表示“集体”、“团队”的新词。后来,龙萨把它起名“七星诗社”,用天文学里的北斗七星来称呼自己和同伴们,其灵感既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里巨神阿特拉的七个女儿的故事,同时也与古代希腊公元前三世纪出现的七位著名诗人相对应。在诗歌主张上,龙萨和“七星诗社”也是明确地主张通过学习、借鉴、模仿古希腊罗马诗人和意大利近代诗人的形式和语言,提升法语诗歌的创作水准和文学影响力。1550年,龙萨推出了四卷本的模仿、借鉴古希腊罗马诗人以及近代意大利诗人的诗歌作品《颂歌集》,《择茔颂》即是其中的一篇。对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朗松坦言自己“对这一段文字比较熟悉,经常会想到这段文字”。[5]1对于龙萨,朗松并不回避他在学习、模仿前辈诗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失败,如龙萨的长诗《法兰西亚德》是一部模仿荷马史诗的叙事作品,预定要按荷马史诗的24章篇幅写成24唱,但由于龙萨对荷马的模仿过于机械和刻板,自身的创造力在“重压之下被压垮”,最后仅仅发表了4唱之后终因无力为继而宣告失败;但朗松依然坚信龙萨“是个伟大的诗人,很有才气”,并肯定了外国影响对法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些不幸的经验表示出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借用应该保持在怎样一个限度之内,同时今天的失败正为明天的胜利作出准备。《熙德》和《贺拉斯》之所以能臻于完美之境,是将近一个世纪中许许多多的悲剧的失败换来的成果。”[6]82对于龙萨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之间的影响和借鉴关系,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同样作如是观。
    三、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那么,作为一篇考察龙萨与外国诗人之间模仿和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论文,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如何来解读龙萨《择茔颂》的外来影响呢?
    首先是对《择茔颂》的外来影响的线索的细致梳理。择茔,即人活着的时候为自己死后寻找墓地,是西方自古就有的风俗,也是古代诗人们经常歌咏的题材,古希腊的阿尔凯奥斯、萨福和古罗马的普罗佩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都有传世之作流传。龙萨的《择茔颂》就是写一位年轻的诗人在为自己寻找死后的墓地时的内心敏感,以及在寻找墓地过程中引发的诗人对于前辈诗人笔下的坟墓、牧童祭礼和冥界描述的丰富联想。关于“坟墓”意象,朗松引述了龙萨《择茔颂》开头部分对于诗人死后之坟墓的安排,指出龙萨的“坟墓”意象的最直接来源就是古罗马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ee,前50-15)的《哀歌》,并列出了相对应的诗行。关于“牧童祭礼”的铺陈描写,朗松引述了龙萨《择茔颂》中的片段,指出无论是“牧童祭礼”在诗人脑海里出现的念头还是对祭礼仪式的细节描写都是出源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阿涅阿斯纪》和《牧歌》,也同样列出了相对应的诗行。关于《择茔颂》对诗人死后居住于冥界的想象,朗松指出其来源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歌集》,并对比分析了两者对应的诗行。此外,朗松还以“洞穴”、“泉水”和“林木呼唤”等诗歌意象为例,点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和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zaro,1456-1530)在龙萨《择茔颂》中的影响痕迹。
    其次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比较”方法的自觉运用。朗松是法国文学研究领域内较早倡导法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知名学者。不过,对于文学的外来影响的作用,朗松既反对将外来影响看作顶礼膜拜的偶像进而导致法国精神自暴自弃的悲观主义论调,也反对视外来影响为洪水猛兽进而盲目拒斥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如他在美国纽约所作的题为《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的学术报告中指出的,外来影响对于法国文学的作用是一种“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外来影响对于法国文学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即“这个作用在于使民族精神超越自我,将它丰富起来,从而帮助它向前发展。……就民族来说……把自己禁锢于自省之中,以为无所求于人的民族必然日益枯萎、日益僵硬、日益衰竭——它的光芒是注定要熄灭的。我们法兰西人是好奇的民族。我们从来不能心安理得地看到有什么东西别人理解而我们不理解,有什么乐趣别人能感到而我们感觉不到。别的民族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进步激励我们的竞争心,促使我们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在十六、十七世纪产生了悲剧,因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有悲剧;我们在十九世纪产生了抒情诗歌,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有抒情诗歌。……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无限期地停留在我们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之下”;[6]78-79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学利用外来影响实现自我更新的消化作用,即“外国文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是在某些时刻还我自立的权利。外来影响不止一次地起着解放我们的作用。一次是拉丁语的使用使我们摆脱了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又一次是英国帮助我们抛弃了希腊罗马的主宰。还有的时候是这个或那个文明民族让我们从自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原样复制外国思想,复制外国诗歌,带着产生它们的民族的印记,带着取悦于产生它们的民族的东西。我们只是从中吸取为我所用的东西……法兰西精神是健壮的,能对外界的任何压力作出反应,能吸收他所摄取的食物”。[7]80-83因此,朗松公开批评当时法国文坛通行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过于狭窄”,也不认可影响研究仅仅就是弄清法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痕迹,而是主张以开放而自信的心胸正确地处理法国文学与外来影响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自觉地把“比较”的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中:“我们的主要工作在于认识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以区别其中属于个人的东西与属于集体的东西,区别创新与传统,将作品按体裁、学派与潮流加以归类,确定这些东西与我国智力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与欧洲文学及文化发展的关系。”[5]17在《龙萨怎样创造?》一文中,朗松从主题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比较”了龙萨的《择茔颂》对外来影响的处理。关于主题内容,朗松指出龙萨《择茔颂》中涉及的主题如死亡、坟墓、祭礼等尽管是出源于古希腊罗马诗人常用的古题,但龙萨对古题的最大改造就是他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而是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生命体验。关于语言形式,朗松指出龙萨的《择茔颂》在诗歌形式方面也不是对古希腊罗马诗人的生搬硬套,而是灵活化用,创造出一种语言精美、格律有致的法语新诗。如龙萨《择茔颂》中“赞美”(orner)出源于古罗马拉丁语的ornare,但在拉丁语中,ornare是日常通俗的语言,用于人际交往之间的相互赞许,而龙萨却将orner改造成一种艺术的语言,“赞美”世间美妙的音乐和美好生活。借助“比较”方法,朗松肯定了龙萨的《择茔颂》对于外来影响吸纳消化、推陈出新的创新意识和想象力:“龙萨的想象力中充满了古代诗歌,头脑中随时都会出现维吉尔或贺拉斯的诗歌形式,在这么一个人身上,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的。龙萨这首诗的魅力正在于其中古诗的浮光掠影,其间又混有一些意大利的微光。龙萨捡起范本也自由,撇开范本也自由,他这里撷取一点思想,那里借用一个形容词,但直奔他自己的目标,既不中止,也不拐弯。”[7]145应该说,朗松的这个评价是中肯而到位的。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曾把以梳理源流关系为主旨的影响研究划分为“孤立的源流”和“集体的源流”两个类型。其中,“孤立的源流”是单一地从一部作家作品中追溯、找到另一国作家作品的根源;“集体的源流”是系统地、全方位地探讨一位作家(通常应是一位大作家)所受到的全部的外来影响。由于此一研究类型是以一位作家为圆点聚集所有的外来影响,所以又称之为影响研究的“圆形研究”模式。在第根看来,这种“圆形研究”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研究:“达到了那些更大的问题和更广阔的研究了。一位作家,并不是在他的某一部作品中,更不是在他一部作品的细节中,但却在他的著作和他的生涯的整体中,对于各外国文学有什么认识?在这一领域中,他的模范,他的兴感者是什么?他受过什么一般的影响,他作过什么明确的假借?这种‘集体的’源流研究,当它是于一位强有力而特创的天才而作的时候,便非常引起我们的兴趣了。”[2]149-150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实证地梳理了龙萨《择茔颂》模仿、借用古希腊罗马诗人和意大利近代诗人的具体出源,对比分析了龙萨“消化”外来影响创新法语诗歌的创造力:“读者可以通过本文看出龙萨创造的途径,并通过这里的分析看他是采了什么样的花来酿蜜,而当读者看到那些范本给了他怎样的刺激以后,也就更能理解,更能体会他诗句的独创的韵味。”[7]128堪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一篇经典范例。另外,比较文学是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的,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辅助性学科,一直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立场。早在20世纪初确立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时,法国批评史家朗松就直言文学史“跟一切历史一样”,就是努力探索“一般的事实”,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历史的线索确立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深受文学史研究影响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而言,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所倡导的“历史地”探讨跨越国别文学界限的文学史研究思路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探寻“文学事实关联”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法]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M]//徐鸿,译,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2-46.
    [2][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9.
    [4][法]居斯塔夫·朗松.文学史与社会学[M]//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54.
    [5][法]居斯塔夫·朗松.文学史方法[M]//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6][法]居斯塔夫·朗松.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M]//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7][法]居斯塔夫·朗松.龙萨怎样创造?[M]//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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