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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术刀：现代医学的“肉体伤害” 正如小说《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中格雷斯所说：“哪里有医生，哪里就有坏兆头。”(21)“医学恐惧症”几乎是阿特伍德笔下主人公们的通病。与科技的使用者相同，阿特伍德笔下的医生也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而男性医生的形象又总是和手术刀联系在一起。格雷斯说医生“把他像猪一样割成小块，就像是腌肉似的”(22)，似乎医生与屠夫是同一个职业。“刀”的意象说明现代医学在治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有所破坏，而再高明的医术也不过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高科技手段而已。阿特伍德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浮现》与《肉体伤害》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了对现代医学手段与理念的质疑。 《肉体伤害》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雷妮的乳房疾病和手术展开，讲述了她因乳房切除而遭男友离弃后，以旅游记者的身份来到加勒比岛国，不料卷进当地的政治纷争而入狱，后经加拿大政府出面调停才得以返回多伦多。正如题名所暗示的，雷妮的身体创伤作为女性受害处境的隐喻是贯穿于全书的中心意象。在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将现代医学放置于女性与自然的对立面：现代西方医学对身体的救治是在各类现代器械和工具的操作下，借助于各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药品，并将身体极端物化的前提下达成的。因此雷妮“一想到再次遭受医院无用的折磨、疼痛、难忍的恶心、细胞的粒子辐射、皮肤消毒、头发脱落，她就无法忍受”(23)。而这些治疗手段显然也无法根治她的疾病。对于雷妮来说，直接用冰冷的手术刀将病变的地方切除而留给她一具残缺的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治愈。小说是这样描写雷妮的乳房切除手术的： 现在她浮在天花板下，在一间白色房间的角落里……她的身体在下面的桌子上，盖着绿布，有几个人围着她，戴着面具，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操作，一个程序，一个切割手术，不是表皮手术，他们要找的是心脏，在那里的什么地方，把它挤出来，一个拳头在一个血球周围打开、合上。也许她的性命得救了，但谁说得清他们在干什么，她不相信他们。她想重新回到她的身体，但是下不来。(24) 这个手术过程完全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Hélène Cixous)所描述的：“女性被驱离了自己的身体”(25)，人的身体被极端物化了。现代医学使得人丧失了对身体的自主性，将人与自我剥离开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雷妮在监狱中用自己的双手救助女狱友洛拉： 她将洛拉的左手握在她自己的双手之间，一动不动，一切都静止不动，但她在遏尽所能地拉住这只手。空气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洛拉在洞的那一端，她必须把她拉过来……她握着她的手，一动不动，用尽全力。(26) 冰冷的刀与温暖的手，医学的理性与身体的感性，男性的技术与女性的情感，阿特伍德有意造设了一系列鲜明的对比。最后雷妮仅凭一手之力将奄奄一息的洛拉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事实，无疑证明了后者对前者的胜利。 事实上，阿特伍德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描写女性双手的治愈能力。《肉体伤害》还讲述了一个加勒比老妪用徒手治愈一个德国女人伤脚的插曲；另一部长篇小说《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里女主人公的外婆也是用手成功地为受伤的邻居止血。这种医治方式多少带有点反科学的巫术意味。实际上，用手的温度来对抗刀的冰冷，以古老的巫术来对抗现代医学，是响应了这一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回归身体、回归自我”的口号。 如果说《肉体伤害》是用手来对抗手术刀，那么《浮现》则是以自然力来抵制医学手段。《浮现》讲述的是在书中没有出现姓名的女主人公回到家乡加拿大北部原始林区寻找失踪父亲的过程。小说以女主人公的心理发展为线索，把寻找父亲、重返自然与找回自我三个过程统一了起来。女主人公年少时曾被自己的老师诱奸并致怀孕，又在后者的安排下在医院进行了人工流产：“把我绑起来塞进死亡机器、空空的机器里，双腿架在金属架上，秘密的刀子。”(27)这个流产手术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心理阴影：“我被掏空、被切除了；我身上散发着盐水和消毒剂的臭味，他们把死亡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我体内。”(28)盐水、抗菌剂、金属架和刀子等意象构成了一个残酷而冰冷的手术氛围。这一次，被摆放在女性身体对立面的是医学。 为了治愈流产事件对她的伤害，多年以后女主人公重返林区时，不管是受孕还是生产，都极具“反医学”色彩。受孕时，她与情人在野外湖边的湿地里：“躺了下来，让我的左手握住月亮，右手握住消失的太阳。”(29)而她为自己设想的生产过程也完全是返回自然式的： 这一次，我要自己来，独自蹲在角落的旧报纸上面，或者树叶上——干树叶，有一堆，这反而更卫生。婴儿会像一个蛋似的轻松滑出来，或是像一只猫崽，我要把它舔下来，咬断脐带，让鲜血流回它应属的大地。那时候月亮会是圆月，充满拉力。(30) 树叶代替了清洁剂，鲜血流向大地而不是金属架，靠月亮的引力而不是药物催产剂的力量使胎儿脱离母体。用自然来对抗医学，也是当时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女性身体与大自然是同质同源的，而女性受孕与繁殖过程与大地孕育万物的性质是一样的。女性的生育能力是男性所不具备的自然力，这对男性的绝对强者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成为男性试图完全征服女性的一个障碍。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说，在整个人类社会，“对女性生殖和养育力量的恶梦般的幻想贯穿了整个时代”。(31)而所谓“女阴恐惧症”(gynophobic)的实质就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恐惧和厌恶：“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无法摆脱女性生殖性那不被驯服的力量，并不遗余力地要将其置于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之下。”(32)于是，医学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展开了一场子宫争夺战。博尔多认为，17世纪席卷西方的女巫迫害运动，其真正动因就是男性试图将掌控着女性生育力量的“女巫”驱逐出这个领域。这场战争最终以男性的胜利结束。在女巫被逐出的同时，男性进入和控制了女性的生殖领域。 男妇科医生的出现标志着医学正式进驻女性生育领域：“男性逐渐掌管分娩和一般的医疗……在助产术上的这种变化使得妇女在分娩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境地，终于使得人们相信分娩是一种生理上的潜在紊乱，需要男性的有力控制。”(33)博尔多还说：“强迫孕妇接受医学治疗，为进一步侵犯一个女人的隐私和身体完整性提供了一个苦涩的先例。”(34)所以妇产科是以健康与科学的名义，借助医学技术和医疗器械对原本隐秘和自然的女性生育过程进行无节制的干预与操控。“与‘主体的’身体所依据的神圣理由所受到的特殊待遇相反，医学和法律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干涉女性的生育生活时所用的方式是随意和专横的”。(35)简言之，医学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 根据生态主义的观点，现代妇产科把孕妇看成是“胎儿孵化器”，是对女性神秘性和自然力的野蛮解构。以男性为主宰的人类文明化进程，其中一部分就是对女性生育的技术化和文明化改造，而改造的方式即是医学。女性怀孕的母体就像大地蕴藏着各类矿藏，而与男性大肆开采土地的矿藏一样，他们也随意地取出和扼杀女性体内的婴儿。人工流产就是男性野蛮破坏女性身体的自然力和自主性的极端体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浮现》一书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对这一生态女性主义观点的文学阐释。 在笛卡尔把“人”定义为具有思想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同时，身体被贬为这个高贵“主体”的载体。于是，人就是如吉尔伯特·赖尔(Gibert Ryle)所言的“机器里的幽灵”(36)，身体便成了一具没有灵性的、必须由“主体”加以控制和操纵的机器。理性主义将精神与身体看成是两个独立的领域，认为身体是没有丝毫灵性的、纯粹的物质的混沌，而精神代表了人类(其实是男性)文明和智慧的成就，所以身体只能是精神处理的对象。“身体的‘去神秘化’或者‘去魅’主要表现为身体被机械地看待。”(37)理性主义宣告了精神对身体的绝对性胜利。然而，当代西方哲学对这种“崇心抑身”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清算，认为身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物化“它者”，它可以反作用于精神，而且精神与身体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于是出现了身体的灵性化和精神的物性化。西方哲学在提高身体地位的同时，也将精神拉下了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神坛，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界都普遍呈现出“精神的式微和身体的反抗”。 在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与精神∕身体、男性∕女性、文明∕自然这些二元对立相应的，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对立关系。《浮现》的地点设在加拿大北部魁北克的原始湖区。在加拿大面临被“南方传来的病毒”(暗指美国的强大影响)感染的危险时，北方的荒原地区尚处于相对纯净的状态。阿特伍德认为，“南方”代表了以美国为标志的喧嚣的现代科技文明，“北方”则是加拿大民族归属与心理的自留地。因此，苍茫而渺无人烟的加拿大北部荒原既是加拿大的地理特征，也是加拿大人回归本土与自然的心理象征。《浮现》的后面部分，女主人公选择独自留在北部荒原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暗含了加拿大文化界中“向北”的精神诉求与姿态。所以说，阿特伍德“反对医学，返回自然”主题的实质就是回归加拿大自我。反对科技文明、回归自我与回归加拿大，这三者是统一的。远离科技文明，就是回归自然，而回归自然即是回归自我及自我的加拿大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