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摹仿与借鉴，含义不同，反映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上，则在于“似”与“似而不是”之间，往往不容易分得很清楚。
    韩国汉文小说，也和中国小说一样，由文言和通俗两个体系所构成[1]，也有笔记体、传奇体、章回体。就此而言，韩国汉文小说似在摹仿中国的小说，但又不宜视为简单的摹仿。一则，世界各国的小说体裁，大体上都是相似的，不能就说谁摹仿谁；一则，韩国汉文小说的体裁，也不完全与中国的小说体裁相同，如中国的话本体小说，在韩国汉文小说中便不见其流行；而似传奇体又不是传奇体，深受话本体影响的长篇文言小说则更为韩国小说家所喜为乐作。显然，借鉴中不仅有取舍，而且也有所发挥。
    借鉴始于摹仿，摹仿则又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
    就作品形式方面看，主要是三种较为定型化的表现方式。一是作品的开篇叙事方式，总不离：某时、某地、某人之子女、生得如何异常……这样一套形成公式的人物身世的铺叙。如《英英传》：“弘治中，有成钧进士金生者，忘其名，为人容貌粹美，风度绝伦，善属文，能笑语，真世间奇男子也。”二是拟题标目的结构形式，如《玉楼梦》第一回的回题：“文昌承帝命玩花，观音持佛力散花”，第六十四回“莺城府哪叱请谒，白玉楼观音现梦”。三是运用诗词为表现手段，如《李生窥墙传》中的“小说诗词”就有着多种艺术功能，有概括、提示全文大意的：“风流李氏子，窈窕崔家娘；才色若可餐，可以疗饥肠。”有表现人物心态的：“路上谁家白面郎？青衿大带映垂杨；何方可化堂中燕，低掠珠帘斜度墙。”把少女见到可心人时的心理写得跃然纸上。这都是借鉴中国小说的传统的艺术手法。
    就作品内容方面看，隐约中有着一条由抄录、摹仿而借鉴之路。如：《虎变》(总35)[2]是把唐人薛渔思(又作薛涣思)传奇体小说《河东记·申屠澄》抄录重写而成的笔记体小说。又如《龙宫赴宴录》(总13)无疑是以改人名、换地名的方式摹仿明人瞿佑的《剪灯新话·水宫庆会录》。(但是应当指出，在韩国汉文小说中，像日本作家泷泽马琴那样，把中国小说换上日本人名、地名而成为日本小说的现象，并不多见。)和《虎变》、《龙宫赴宴录》这样笨拙的抄录、摹仿相比，《虎语》(总34)则是较高层次的接近借鉴的摹仿。《虎语》叙边山老宿误入虎穴故事，既有着仿《西山一窟鬼》的迹痕，又摭取了几篇转世再生小说的个别情节。
    在韩国汉文小说中，除开上述明显可辨的摹仿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大量的是“似而不是”类的小说在形式与题材方面的借鉴，而且这种借鉴又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两类最流行的题材上：一是梦幻小说。这是在韩国汉文小说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一类，是在唐传奇《南柯太守传》、《离魂记》之类黄粱梦式和游魂、还魂类作品影响下而产生的韩国汉文小说。如《玉仙梦》、《金华寺梦游录》等。二是以写妒妇为中心的家事小说。这类小说的摹仿迹象不甚明显，但时时映现着《金云翘传》、《娇红传》等中国小说的身影如《玉麟梦》、《南征记》等。在这两类题材的小说中，又都有着一种极其明显的艺术特征，即大量地吸收了流行于明末清初一百多年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情节。—虽然也有着较为酷似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如《九云梦》、《李生窥墙传》等，但较为普遍的还是“杂取诸作”式的作品。韩国作家很少摹仿某一部(或某一篇)中国小说，而是东鳞西爪式的从中国小说中披取情节和手法。因而，很多韩国汉文小说，其局部似曾相识，而全篇又不似某一中国小说。这好比书法家写字，临帖时依欧柳颜赵苏米蔡黄，出手后则自成一家——这就叫“下笔时笔笔有古人，书成后字字无古人”，体现着韩国小说家的一种创造性的文学自觉行为，是由借鉴到创新的重要的表现。
    二
    
    韩国汉文小说，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弃儿”，即中国不因为是用汉文写的而认为是中国小说，而某些韩国学者也不承认汉文小说是他们的民族文学。如金台俊的《朝鲜小说史》、孙洛范的《国文学史》、金亨奎的《国文学概论》、金思烨的《朝鲜文学史》等著作[3]都不承认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他们认为韩国的文学，只能从使用鲜文写作算起，这就一笔抹掉了李氏世宗大王创造鲜文字母以前的悠久的韩国文学史。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出自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于韩国作家摹仿与借鉴中国小说的误解。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文学中摹仿与借鉴现象及其作品，往往采取片面否定的态度，而不把摹仿与借鉴现象及其作品放到历史的洪流中去考察。
    综观世界文学史，可以明确地看到，摹仿与借鉴不完全是低级的文学行为，而是由文学自身规律所决定着的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欧洲、亚洲文学莫不如此。而且也是被中国小说史的无数事实所证实的一条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如由《妖异记·卢汾》衍为《南柯太守传》，由《焦湖庙祝》衍为《枕中记》，形成一个流行于中国小说史全过程的久行不衰的流派(梦幻小说)。这是唐人小说摹仿、借鉴六朝小说之例。《续齐谐记·阳羡书生》取材自《旧杂辟喻经》，这是中国小说借鉴外国作品之例。韩国小说史也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着的。
    这里，不妨就两部具体的作品，略作剖析。一是《玉仙梦》)(总18)，这部中型章回体小说，开篇和结局，仿《枕中记》的黄粱一梦的模式：
    韩国人破落户许巨通，因慨叹个人的不得志的身世，愿生于“中华广岩之地”，某日，在智异山青鹤洞庵中小憩，“睡于金刚佛前香桌之下”，一梦飞到中国钱塘天目山下，投生在钱循家中，“遂赐其名曰梦玉”。梦玉在中国享尽了四十年的荣华富贵，而一梦醒来，却仍然身在金刚佛前香桌之下，“依旧一破落户许巨通也，观其地则乃智异山青鹤洞”。故事的首尾虽似《枕中记》，但在这个梦幻式的框架中，不是装入《枕中记》式的坐高官、娶美妻那一类的故事内容，而是一个爱情与婚姻故事：钱梦玉以诗通情、男扮女妆、私订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征寇立功、成功退隐等一系列情节，完全仿自才子佳人小说。这是一种创新。创新之处在于把中国小说中的梦幻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结合起来。前者以感悟人生为基调，后者属于理想派。这种把这两派小说的情节结构特征结合起来而创作的小说，在中国小说中我是未曾见过的。《玉仙梦》的特点，是借旧瓶装新酒，以中国小说的模式，反映当时的韩国人“思出国”的思潮，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玉仙梦》虽然吸取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形式，但也有着与中国小说不同的而在韩国汉文小说中常见的文学表现方式，这就是有着大量的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文字。全书共十回，故事极其简短，而充填篇幅的，不是婉转曲折的情节，而是大段的议论如第一回写钱梦玉出世，全章约六千五百字，其中钱梦玉论大小、人体、动物、植物、佛道及其经典常识等，约占将近六千字。
    再如《九云梦》，其情节结构特点，虽然仍是以诗词通情、私订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的故事以实现其坐高官、娶美妻的理想的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但《九云梦》也是有所创新的。《九云梦》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借仙女尘缘的作品首尾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情节之中。如“咏花鞋透露怀春心，幻仙庄成就小星缘”和“贾春云为仙为鬼，狄惊鸿乍阴乍阳”这两节(回)，把中国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中的人仙情恋、人鬼情爱小说移植来，既创造了作品的曲折情趣，又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气氛。
    通过如上的对两部作品的简略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研究历史上的某些小说作品，不能不看到它的摹仿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但又不宜把视角只盯在这一点上，还要看到它的创新的那一面(如果确实有创新的话)，那便是由借鉴到创新的一种文学的衍化，哪怕是点滴的、细微的衍化，都是推动小说史发展的一种能源。
    此外，在研究韩国汉文小说时，还必须注意作品产生当时的文学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韩国人民的生活与文化，和中国相当相似和接近，所以反映在韩国汉文小说上，运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成语、典故乃至历史故事和风俗。这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的，否则便看不到韩国汉文小说的民族性的特征。
    三
    
    韩国汉文小说，就其作品人物和人物的生活环境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写中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即韩国人写他国故事)，如《南征记》、《九云梦》等；二是写韩国人在韩国的故事(即写本国故事)，如《醉游浮碧亭记》、《金申夫妇传》等。前者，写中国人中国事的小说，多有艺术质量较好的作品，但缺少民族风味。后者，写韩国人韩国事的作品，虽然有的艺术质量较逊色，但应当视为是韩国汉文小说的主流，即具有韩国民族文学特色的作品。
    以《崔涉传》为例。在韩国传奇体汉文小说中，《崔涉传》是一篇优秀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十六七世纪的韩国人的社会生活。作品以崔涉一家人的散聚为主线，既写出了韩国人民倍受“楼奴”侵扰的痛苦，也写出了由于明朝皇帝穷兵默武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幸：崔涉家住南原，与沈玉英相爱而结为夫妻，生一子，名梦释；“贼陷南原”，逃难中离散；崔涉在昏迷中被明军余千总救活，留于军中，战后同至中国浙江，经商到安南，遇发妻玉英；原来，玉英在战乱中扮男妆，被倭奴商人顿于收留，夫妻相认后，回杭州，又生一子名梦仙；崔涉邻家有女名红桃，其父陈伟庆随明军刘总兵东征，多年不归，红桃知崔涉是朝鲜人，愿嫁给其子梦仙为妇，以便赴朝鲜寻父；后崔涉、玉英回南原，父子母女团圆，红桃父女重逢。
    《崔涉传》的作者赵纬[4]所追求的是和平安宁的生活，所以他没有从正面揭露“倭奴”破坏他人和平生活的罪行，但透过人物的离散的遭遇，已把盗寇的罪行揭露无遗。故事的结构立足于一个巧字——崔涉在安南巧遇玉英、崔涉在敌营巧遇儿子、又在病中巧遇红桃的父亲；三个巧字，奠定了大团圆结局的基础。情节虽然曲折，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三次巧遇使作品掀起三个大的波澜，而三次巧遇又都有伏笔。例如，当崔涉夫妻于月夕花朝享受着温暖的家庭生活时，玉英吟诗一首：“王子吹箫月欲低，碧天如海露凄凄；会须共御青鸾去，蓬岛烟霞路不迷。”一首诗，预示着离散的到来，又因这首诗，夫妻得以相认，前后照应得稳稳贴贴。
    《崔涉传》由于追求故事的奇和巧，把笔墨用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上，因之在人物形象描写方面，着墨较少，主要人物崔涉的色彩显得淡薄。但玉英的形象还较为清晰。她和寡母寄居郑上舍家，遇到了她认为忠厚诚信的崔涉，便主动和崔涉相约，请他回家托媒求婚，但其母因崔家贫困而不诺，玉英便依理说服了母亲；当崔涉因军务而误了婚期时，其母欲将她另嫁富家，玉英则自杀以守婚约。这个自主婚姻的形象虽然还不能说是很真切的，但为后来的坚贞行为植下了根基。
    透过家庭事而写国事痛、民族恨，是韩国汉文小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题材，而《崔涉传》则是具有代表性的。
    从《崔涉传》里，还可以看到它和中国小说丝丝缕缕的关系。而在《芝峰传》里，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关系了。
    《芝峰传》是一篇在中、韩小说中均属罕见的写人性的文学作品：皇帝的宠臣金福相和宫女私通，皇帝虽然亲眼撞见了，却置若阁闻；芝峰巫请斩福相，以正王法，皇帝没有办法袒护了，只得重罪轻处，把福相贬到济州，把宫女发配到江界；皇帝特意在殿上设置一个只许不爱女色的人才能坐的皋榻，众臣无人敢坐，芝峰却心安理得地坐着；皇帝为了测试他的贞操，明派他到平壤办事，暗中命令守官选大批美女去诱引芝峰；于是不亲女色的芝峰终于对那美色出众的妓女白玉动情了，并且把皇帝赐给他的扇子赠给白玉留念；回京后芝峰再也不敢坐皋榻了，他向皇上说明了实况；于是皇帝对芝峰说：以“卿之操行，犹尚如此，况彼福相”，皇帝不仅认为福相和宫人的私情，是因为“青春少年，久处宫闱，情盛思室，亦是人情”，而且认为福相的“情盛思室”，是“实予所致”，是他把福相长期留在宫中所造成的。
    《芝峰传》在君明臣忠的和谐氛围中写人性，既非颂君，也不是宣扬滥情，而是画龙点睛式地阐明了作者的立意：世上“如芝峰者能有几何”？终于还是抵不住荡人心的、迷人魂的美色；世上有很多像白玉这样能使不亲女色者也动情的女人，“嗟尔探花玩柳之人，何不慎哉，何不戒哉”!
    《芝峰传》情节简单，不追求奇巧曲折，重于心理描写。写福相对宫人由惊拒到“沉吟半响”，再到“联臂而睡”，情致自然；写白玉施展其百般色相艺技、才情欲性，把芝峰的不亲女色的城防一一攻破。含蓄而不直露，意蕴更较隽永。
    《崔涉传》和《芝峰传》，是风格不同的两篇传奇体小说，通过这两篇作品，我们看到了韩国汉文小说由借鉴而走上创新——创建民族文学的光辉的里程。
    结束语
    什么是民族文学？一般认为有三条：本民族的作者、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域外汉文小说虽然不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的，但其借汉语汉字以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历史功绩，是功不可没的。作本文的目的，在于寻觅韩国汉文小说民族化的道路。是耶？非耶？就教于方家。
    1999年5月1日于沈阳滴水斋
    注释：
    [1]学界较为普遍的是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对称、工整，但未必准确。因为“白话”只是个语言文字问题，而“通俗”则涵盖着语言文字、形式与内容、表现方式、创作动机、读者对象等诸多方面。如明代小说家所说：“文不能通，以俗通之。”而且，这类小说作品的语言，实际上也不是语体的白话，而是一种接近大众的通俗的书面语言。为避免因对称而伤意，故本文不取“白话”而取“通俗”。
    [2]凡本文所注之(总35)，(总13 ) ……都是指林明德教授所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总目录的编号。
    [3]引见林明德教授《整理、编印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缘由》一文。
    [4]《崔涉传》正文后附有跋语，跋语署名“素翁题”，依其语气，似即作者。创作时间署“天启六年辛酉二月日”，当在明代。但这篇小说深受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影响，而且隐约可见《飞花咏》的身影。由此我对跋语中的“天启六年”有所怀疑。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