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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奥斯卡·王尔德和T.S.艾略特那一代文化英雄之后第二代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群的一员，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是最独特的。出身于意大利贵族世家、受欧洲文明浸染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周游世界各地，然后待在中国北京，一住便是7年。从1932年至1939年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往来于中西文化名流之间。阿克顿的好友劳斯(A.L. Rowse)称他为世界公民，“是世界上性情最好的人。真正拥有金子般的个性，平静而不受干扰”。(Chaney：65)格林(Martin Green)将他与康诺利(Cyril Connolly)、昆内尔(Peter Quennell)、沃(Evelyn Waugh)一同列为20世纪20至30年代牛津“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人物。(Green：13)伍德(John A.Wood)称他“为本世纪的唯美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Chaney：25)更有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高度评价阿克顿向西方译介的中国古典作品。“中国文学中凄美的爱情故事要归功于他[的翻译]，而《桃花扇》只是他从中国停留的岁月所带回的绚烂瑰宝之一。”(Chaney：44)阿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1948)和小说《牡丹与马驹》(1941)再现了他唯美的文化愿望、复兴人类文明的梦想和关于东方中国的跨文化体验。 阿克顿这两部作品中唯美的、跨文化的现代主义叙事表现了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所描述的欧洲中心论和帝国殖民叙事完全不同的异文化观。萨义德认为东方是西方人“欲望、压抑、情感投注和预设”(8)的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的文化认同而建构的原始、野蛮、神秘的东方。丽莎·罗(Lisa Lowe)在《批评领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主义》(1981)中批判了萨义德将殖民话语同质化的缺憾。她指出：“东方主义并不是单一发展的传统，而是复杂的异质并存……包涵复杂多端的指涉……通常产生于特定时间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xi)18世纪以来，英美书写东方异质文化的叙事因不同时期的文化、阶级、性别的差异而与东方主义冲突或协同，因此东方主义为复数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s)。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并在他的其他著作(如《疯癫与文明》)中贯穿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异托邦指充斥着另类的空间。与乌托邦(utopia)式的社会想象空间不同，它是充满着危机、文盲、异类、奴役或者殖民等的空间。借鉴福柯的这一重要理论概念，丽莎·罗赋予东方主义话语以异质空间特性。她使用“异位空间”(heterotopicality)指涉多元地点的差异空间。“话语场中，阐述和再阐述来自不同的地点和场所、来自再现涉及的诸多关系如阶级、种族、国家、性别和性态等。这样一些阐述可能干预或者抵制东方主义构建，而其他的则有可能在重述它。”(15)显然，丽莎·罗旨在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流动、对话的多元性、交叉性以及对抗性。 迥然不同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同质、单一的再现模式，阿克顿的中国叙事是对欧洲与东方、英国与中国、现代与古典、欧洲文明危机与中国文化救赎之间的文化异位空间中的跨文化精神之旅的再现。这个文化异位空间中交织着阿克顿对古典中国的景仰与对欧洲现代文明的焦虑，充斥着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挑战和对抗。欧洲人在与中国本土文化遭遇的过程中，或麻木倨傲，或欺诈蒙骗，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新的精神动力，踏上不同的心灵之旅。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异位空间中，阿克顿通过异域中国文化超越了王尔德式的唯美理想和艾略特对现代欧洲文明危机的批判，寻觅到了另一种鲜活且恒久的精神化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