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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今天的中国，奥斯丁是一位备受喜爱的作家，但其在中国的“热”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努力。在国内编写的文学史中，对奥斯丁的述介亦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因此，文章以国内学者主编的英国文学史为基础，着重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斯丁文学形象的变化，从而分析奥斯丁在中国的认知和接受状况。 关 键 词：简·奥斯丁/英国文学史/接受 在当今的文学评论界，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说家。这位在两寸象牙上精雕细琢的女子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也是国内研究者的批评热点。从晚清民国时期起，奥斯丁已经开始出现在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中，但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对奥斯丁的述介几乎为一片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奥斯丁才开始受到重视，正如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黄梅所说，奥斯丁“在文学大解禁浪潮中重新‘浮出水面””，一时间出现了诸多研究文献[1]。到了21世纪，随着奥斯丁小说译本的繁荣以及电影改编的兴盛，奥斯丁更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每年关于奥斯丁(又译奥斯汀)的研究论文多达千余篇，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文学史虽不似期刊杂志有相当的即时性，但其呈现的却是一段时期内最为精华的研究成果，对学者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对于同一个作家来说，其在不同的文学史中所呈现的形象，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研究者的关注点。本文将分别讨论1980——2000年、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对奥斯丁的述介，并以此分析奥斯丁在中国的接受和认知情况。 一、成为正典的奥斯丁(1980-2000年)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东渐日盛，国内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其中，在谢六逸、郑振铎、金东雷、曾虚白、徐伟等人的著作中，都简略地介绍了奥斯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文学研究出现了断层。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校教学秩序的恢复，国内重新涌现出一批文学史著作，比较重要的有陈嘉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王佐良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侯维瑞的《英国文学通史》等著作。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奥斯丁不再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章节之间的小插曲，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作家。这一方面与国内对英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不断深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杨绛、朱虹等前辈对奥斯丁的重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82年，杨绛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文章《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2]和朱虹发表在《读书》的文章《对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3]都呼吁学界重视奥斯丁小说的价值。1985年，朱虹编选的《奥斯丁研究》[4]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汇集了国外重要的奥斯丁评论，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20世纪80年代起，奥斯丁的小说出现了刘重德、孙致礼、张经浩等多种译本，这也为奥斯丁研究提供了便利。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这是一本双语文学史著作，也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尝试用英语编写英国文学史。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该书另附有中文翻译。该书对奥斯丁的介绍分为三部分：奥斯丁和奥斯丁的世界、《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和《埃玛》(Emma)、小说家奥斯丁。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该书用阶级的眼光看待奥斯丁，因此认为“她对阶级社会——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生活的社会——所持的全盘接受的态度限制了她的视野”[5]368-370。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的陈嘉开始编写《英国文学史》，从1981年到1986年前后写作五年，共分四册[6]。这套书用英文写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国内第一套大规模以英语写作的英国文学通史，后成为各大高校英语专业教材，影响非常广泛。其中，第三册有关于奥斯丁的介绍，出版于1986年。陈嘉首先介绍了奥斯丁的生活环境、创作背景等，之后重点讨论《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和《爱玛》①(Emma)三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和艺术特色，并且指出奥斯丁的小说并不缺乏社会批评，在看似平静的爱情和婚姻背后，潜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较量。此外，陈嘉提到奥斯丁另有三部残篇，并且简要地介绍了他认为最重要的《桑迪顿》(Sanditon)。当时梁实秋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在大陆尚未出版，因此这可以算是第一本提到奥斯丁残篇的文学史了。1996年，陈嘉、宋文林合著的两卷本出版，这是在原有四册的基础上整理的缩编本，其中对奥斯丁的介绍更为简略，此处不再赘述。 梁实秋晚年用七年时间完成四卷本《英国文学史》。该书于1985由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出版，但是大陆一直到2011年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梁实秋的文学史把奥斯丁单列一节，用九页的篇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7]963-972。他介绍了奥斯丁的家庭环境、几位兄弟姐妹的职业、奥斯丁几次举家搬迁的事件，并且都写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这些材料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接着，梁实秋把六部小说按写作年代一一概述，主要包括写作和出版时间、小说主要情节、人物形象、小说主题等，其中穿插介绍了奥斯丁的艺术创作观：“珍·奥斯汀说：‘我的写作是关于爱情与钱财，此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I write about Love and Money；what else is there to write about)……她自己知道她的经验范围狭小，所以她谦逊地说她只是一个微细画家(miniaturist)，是在‘小小的方方的两寸象牙’(small，square，two inches of ivy)上面工作……”[7]966这两句话如今成为提到奥斯丁时“言必称”的名句了，这与梁实秋文学史中所作的介绍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梁实秋还将奥斯丁三部残篇《华孙一家》(The Watsons)、《苏珊夫人》(Lady Susan)和《三地顿》①(Sanditon)中的具体情节和主要人物介绍给读者。此外，梁实秋概述了当时国外对奥斯丁的批评，如妇女运动家Mona Wilson于1938年发表的《珍·奥斯汀与其同代作家》。奥斯丁留下不少书信，梁实秋在书中摘译了一封，也是极可贵的研究资料。 1997年，朱虹编著的《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1813-1873》出版。这本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卷本《英国小说研究》的第一卷，该项目由朱虹主持，文美惠、黄梅、陆建德等学者参与。这套《英国小说研究》是建国后第一套专论英国小说的研究集，著作收录了两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分别是《简·奥斯丁和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和《婚嫁的“经济学”与“礼仪学”——再读〈傲慢与偏见〉》[8]。朱虹主要从《傲慢与偏见》中婚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奥斯丁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当时的批评大多认为奥斯丁的小说虽有精彩之处，但是对社会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朱虹指出：首先，奥斯丁在世时，英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狄更斯、萨克雷小说中的社会问题，因此不能把她小说中的内容与后世的小说混同；其次，奥斯丁小说中的爱情和婚姻看似轻松，其实背后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人物形象不是仙人仙子，他们的存在都扎根于现实，而且可以用精确的数字表现出来……”[8]19在《爱玛》中，庄园主小姐爱玛嫁给了地方治安法官奈特利先生，私生女哈利叶特嫁给了农民罗伯特·玛丁；《傲慢与偏见》中，每个人的收入和遗产都是精准的数字，甚至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达西慷慨赠送了一万英镑才得以成婚。朱虹认为，从这一点上说，奥斯丁是比勃朗特高明的，“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就以藐视奥斯丁的夏绿蒂·勃朗特为例，她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在感情上的翻腾无非是因为发现罗契斯特已婚，她本人只能做罗契斯特的情妇而得不到合法妻子的地位”[8]32。此外，朱虹采用文本细读法，重点研究了“manners”这个词语在小说中所折射的文化意义。她指出，“manners”在《傲慢与偏见》中出现了113次，使达西和伊丽莎白消除偏见的，正是“manners”，“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8]37。因此，《傲慢与偏见》不是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而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8]37。这两篇论文采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奥斯丁亲属的回忆录、奥斯丁书信、国外最新的奥斯丁论文集等，论述翔实充分、有理有据，为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1999年，侯维瑞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出版，这本文学史长达1102页，是一本“中等规模的英国文学通史”。该书以“世纪的晨星：简·奥斯丁”为题对奥斯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9]440-457。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文本。候维瑞大量引用奥斯丁小说原文以分析其写作主题和风格特征，例如在介绍《劝导》(Persuasion)时，他引用了该小说开头描写沃尔特·艾略特爵士的两句话，并从语言结构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该句子以平行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沃尔特·艾略特爵士在他容貌和社会地位两方面具有强烈的虚荣心……奥斯丁在运用主从结构时，运用主句与从句意义上的对比反衬，使句子在阐述一个意思时曲折跌宕，进两步退一步，从而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9]450。这些论述都是对奥斯丁文本细读的成果，这也是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在奥斯丁研究中的体现。此外，该书在论述奥斯丁在国外的接受时，不仅介绍了司各特、麦考莱的赞誉之词，而且介绍了勃朗特和马克·吐温的批评态度，较为全面。该书另附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为其绘制的素描像，使读者对奥斯丁能够有直观的印象。 1980年以后，在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奥斯丁终于在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中有了稳定的位置，成为与莎士比亚、狄更斯比肩的经典作家。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英国文学史的介绍侧重于奥斯丁小说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对文本的关注稍显不足。此时国外新的批评流派已是风生水起，奥斯丁研究也出现了与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国内英国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和成果仍较单一。当然，这是研究任何一位外国作家的必经之路，在新千年以后，国内的奥斯丁研究也出现了更多细致、新颖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