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步入文坛与他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而他“一叩文学的门”就树起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2]新文学要“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3]。与此同时(即1920年1月)，茅盾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中，力主将“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4]，开出首批引进的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中，就有左拉的La Déb cle《崩溃》， Joy of Life《生之欢乐》，L' Attapue de Moulin《磨坊之役》和莫泊桑的UneVie《一生》， Pierre et Jean《皮埃尔和若望》等小说。这种同步现象，不仅表明了“五四”时期致力于文学改革的先躯者初登文坛与外来文学思潮相感召相应和的那特有的时代特色，它也深刻地标志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与西方写实派自然派文学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新文学开拓者中，茅盾是继鲁迅、陈独秀之后，自觉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学思潮的作家，“注意源流与变迁”，是他介绍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对西方文学源流与变迁的“进化次序”，他在1920年1月写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西洋古典主义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特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5]在茅盾看来，西洋文学的这种流变与发展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充分：“近代西洋文学思潮，几乎统统受着法国的影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都是从法国发源的，法国文学之重要，无论谁不能不承认的。”[6]确实，在法国历史上出现的大作家差不多都是与这样或那样的文学思潮连在一起的，他们的艺术创造不仅在整个法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至今仍居高峰，而且也构成人类文学宝库中一笔无比珍贵的遗产。以改革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学为己任的茅盾，从他步入文坛伊始，就把目光投向法国文学，这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在茅盾所介绍、提及的法国作家中，从高乃依、莫里哀到伏尔泰、卢梭，从雨果、大仲马到巴尔扎克、福楼拜，从左拉、莫泊桑到法朗士、罗曼罗兰，或为某种流派的奠基人或为某种思潮的代表者，无不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形成递迁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在这诸多文艺思潮中，茅盾将自然主义文学的译介放在了首位，其急切的程度，曾有一个时期(1922年)，几乎达到了倾其全力的地步，给人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我觉得现在有注意自然主义文学的必要，现在再不注意，将来更没有时候”[7]了，因此，需要“把自然主义狠狠得提倡一番”[8]。这种紧迫感，正是茅盾致力于中国文学现代化，建立“为人生”的新文学的迫切性的反映。
    茅盾仔细考察了“一部西洋文学思潮史”，认为，若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这一世界近代“文艺进化的大路线”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发展“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大大落后于西欧文学。”中国文学现代化，自然也要受这个路线制约，“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9]。按茅盾最初的认识，西方后出的“新浪漫主义”最为理想，但当时的中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中国文学尚未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而未经自然主义的洗礼，就侈谈“新浪漫主义”，在茅盾看来，“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10]。茅盾反复强调中国文学必须“经受自然主义的洗礼”，他的本意并不仅仅囿于世界文学这一“进化通则”，而是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基于“为人生”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深层考虑。就是说，驱使茅盾在二十年代初(1920—1922年间)集中精力介绍自然主义文学的直接的、主要的动因，就是为了补救国内小说创作的“时弊”，更好地建立“为人生”的新文学。
    从当时的文坛创作看，茅盾认为，当时小说创作的“时弊”不外乎二端：一是旧派小说存在着严重地背离人生的错误倾向，二是新派小说存在着不能深刻地表现人生的缺陷，而所谓的旧派与新派，在茅盾那里是以文学与人生之关系而加以区分的：“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者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是文学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11]充斥于“五四”初期文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属这种“消遣”游戏，完全背离人生的文学，茅盾深感这一旧派的弊端，指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因此，茅盾要输进自然主义文学，他以为这是校正这两个毛病的“对症药”。[12]至于“五四”初期触及社会人生的新派小说，不只作品“内容单薄，用意浅显”，往往不能通过一段人生的描写来揭示“另一内在的根本问题”[13]。这些作品最大的毛病是缺乏真实性：“现在热心于新文学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们照办了，他们要把这种精神灌到创作中去，然而他们对于第四阶级的生活状况素不熟悉；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随你手段怎样高强，总是不对的，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14]产生这种弊病的原因都是由于作者，“不实地观察”，“忽视客观描写所致”[15]，据此，茅盾认为，“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的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到原路。”[16]
    茅盾何以能将自然主义作为补救上述创作时弊、改造旧文学建立“为人生”的新文学的利器呢？也就是说，茅盾究竟从左拉自然主义提取或改造了哪些东西从而助成他“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是作了颇为系统研究的，从其创作到理论都作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他在《西洋文学通论》中，还逐卷提要介绍了二十卷《卢贡·马加尔家族》，指出这是一部“杰作，是自然主义的文学的重镇”，并根据这一巨著“抽绎其异于浪漫主义的文学特点”。[17]但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思潮的认识与研究并非通过原著的阅读而是借助于几部日本和西方著作的中介而实现的。值得一提的是岛村抱月的《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菲里甫思的《论现代小说家》。前者将自然主义特征归结为“写真”，认为“真的一语是自然主义的生命，是自然主义底标语。”这些论述使茅盾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自然主义文学中包含着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极其有用的艺术精神。后者通过对伊本纳兹等西方小说家学习法国自然主义的描写技术而扬弃其思想的吸收方法的介绍，使茅盾看到了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去芜存菁切实可行的途径[18]。上述这些著作对茅盾认识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提供了一些思想素材和参照系，但最终推动茅盾走向自然主义文学并最终决定其弃取的，乃是中国现实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即他建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内在需要。以这种需要所构成的期待视界，看重的是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法宝”，是救治中国小说时弊的三剂“良药”，是对中国现实主义发展最有价值的因素。
    求真精神。在自然主义文学中最能吸引茅盾的莫过于它对艺术真实的楔而不舍的追求：我们都知道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都不会美，不算善，他们以为文学的作用，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真的特殊性，他们以为宇宙间森罗万象都受一个原则支配，然而宇宙万物却没有二物绝对相同，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头蝇，所以苦求严格的“真”，必须事事观察。[19]
    在茅盾看来，自然主义这种求真精神，不仅是力克文坛向壁虚构、主观臆造的良药，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最需要的方面。文艺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自然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主义创始人左拉认为一切以往的文学“都是在系统地对真实加以安排和阉割”，唯有自然主义“宣称真实不需要矫饰；它应该赤裸裸地前进”，[20]因此，他说：“今天，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使真实的人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21]自然主义的这种真实观对茅盾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它至少在如下两方面使茅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获得了新的提示：一是它使茅盾将文学的求真精神视为真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最高标准和唯一目的，在真善美统一的最高艺术境界中，他把真看作是提挈之纲，是善与美的基础与前提，是衡量文艺的最主要的价值尺度，在《文学与人生》中，茅盾甚至强调指出：“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22]这样，茅盾通过自然主义的提取，抓住文学真实性予以强调，这对“为人生”的文艺观无疑是一个提高，对开辟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也显然意义重大。二是茅盾接受了自然主义对真实性的两项具体要求：“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和“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所谓“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就是要求文学对广阔的社会现实作全景式的整体概括，这种史诗式的壮丽风格正是法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开拓的重要传统。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说，他的目的是要“摹写整个社会”，左拉也声称，他要通过卷帙浩繁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历史》写出一部第二帝国的“自然和社会史”，茅盾推重巴尔扎克、左拉这种注重艺术画面的社会现实的广阔性、完整性的特点，主张文学应该反映“全般的社会现实”，“全般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受到法国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启迪。所谓“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主要是指许多个别的生活细节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这种对生活细节和日常风习的重视也是法国写实派自然派的一个重要传统。茅盾赞叹自然派作家这种精细的描写手法，认为“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的地方”[23]。一方面是对时代风云的整体勾画，一方面是对生活细节的精雕细刻，这就是茅盾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表现全体人生真的普遍性”和“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中提取出来的真实观，这种真实观对茅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理论无疑有了新的增添。
    “实地观察”，这是与自然主义严格求真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地观察在巴尔扎克、福楼拜这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已颇具功夫，到了自然派领袖左拉手里，更被发挥到了极致，凡写一地一事，全以实地观察为准。茅盾因此评价说：“若求严格的‘真’，必须事事实地观察。这事事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共同信仰的主张。”左拉本人就是严格遵循这种实地观察准则的，甚至达到不越雷池一步的程度：“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句记录下来，仅限于此。”[24]描写社会，至少是亲身经历的，描写人物，一定是实有其人，大到时代背景，小到一条街道，一家小咖啡店，一座农舍都要躬身前往亲自体察一番。茅盾推崇这种实地观察精神是“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一句成语，最足以说明艺术巨匠的无往而不谨严，丝毫不敢随便”[25]，认为自然主义这种对艺术真实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中国的旧派小说和新派作者都是“所当引为‘南针’的”[26]。茅盾对自然派躬身观察的崇实精神的张扬显然也是为着适应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接受，同样也给“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丰富。首先，茅盾借助“实地观察”这个“法宝”，号召作家“到民间去”，拓展新文学描写题材。茅盾根据“五四”时期作品题材拘窄、单调、处理浮浅等弊病痛下针砭，郑重地提出他的自然主义主张：“我对现今创作的条阵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否则，现在的新文学创作要回到‘旧路’。”[27]茅盾在这里强调到民间去观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主义的“纯客观主义”的态度局限。其次，茅盾借重“实地观察”，开发出新文学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真髓。茅盾主张处于中国“世纪末”的新文学作者，应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因此他着重强调在实地观察中，“要像蓝煞罗一样，定了眼睛对黑暗的现实看，对杀人的惨景看”，“要有钢一般的硬心，去接触现代的罪恶”，并且要以惊人的自信力“去到现代的罪恶里看出现代的伟大来”，坚决“诅咒一切命运论的文学”[28]。这种直面人生，暴露社会黑暗，正是后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表明他在对自然主义的借助与改造中，已朝着严峻的现实主义道路迈开了一大步，而他这种从罪恶的现实中看出“伟大”来的独有观察方式，也不是自然主义原来意义上的观察方式，分明摆脱了后者机械命运论影响。摆脱影响是受到最深刻影响的表现。事实上，“实地观察”在茅盾那里和左拉那里，其真正的涵意并不相同，前者摆脱了后者的影响。“实地观察”在左拉那里是被孤立与夸大了的，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左拉曾这样阐明他的“实地观察”的全过程：“一个自然主义小说家想写一部关于剧院生活的小说，他是从这个一般概念出发的，即还没有掌握一件事实或一个形象。关于他所描写的这个世界，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他首先操心的是，要为此收集和记录有关材料，他认识了这个演员，出席了那次演出，……然后他将同深通此道的内行谈话，他将核对各种话语、轶事、肖像，他还将阅读书面文献。最后，他将亲临现场，在一个剧院里度过若干天，来习知一切细微末节：将在一个女演员的包厢里度过他的夜晚；将尽可能领略这里的气氛。一旦这些材料收集完备，他的小说就自然而然告成了。”[29]很明显，左拉是为观念而收集，即为写预定的题材去收集，实地观察仅作“观光”即可。而茅盾也赞成为写“自己熟悉”范围以外的题材去收集材料，但他指出左拉的态度是“临时抱佛脚”，“在作者方面的对生活、对艺术的忠实程度，就很成问题”。他认为，“在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所谓‘收集材料’与‘熟悉他所不熟悉的生活’，应该是一句话的两个说法”，“‘材料’不能在感到需要时方去‘收集’，必须是经常的工作，时时处处留意，去聚积，而特定的题目不是凭空跳出来的‘心血来潮’，必须是经常搜集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茅盾也赞成左拉收集工作中文字资料一项，但强调说，“你要很用心地比较书中的见解和你自己的观察结果；发见了不一致时，你得顽强一些，即不立即舍己从人，也不武断自信为是，而再苦心地向现实生活观察。”[30]茅盾从生活出发，显示了与左拉完全对立的观点和方式。所以他说：“我未尝做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而去经验人生”[31]，充分体现了茅盾对左拉的超越与摆脱，正是茅盾受惠于左拉最深刻的地方。
    最后要谈到科学描写法。科学主义是法国自然主义的思想基础。法国自然主义的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科学，他们认为，文学家要像科学家注重客观观察那样注重客观描写。左拉认为，自然主义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科学家、遗传学家、实验家，必须接受当代实验医学、生理学及遗传学的科学知识。他们的创作注重科学性，不仰仗艺术想象和虚构，不插手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某个先入的观念的需要，“无须想象出一场冒险事件，把它复杂化，并给安排一系列戏剧效果，从而导致一个最后的结局”[32]，而只须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把已观察到的事实原样摆出来，让人物在那里活动，事件在那里发展，“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小说的一切。”因此，自然主义“乃是小说家借助观察而对个人作出真正的实验”[33]。这种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的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见什么写什么，完全摈弃理性和想象的写法，茅盾称之为自然主义真精神的科学描写法。
    一如对自然主义实地观察的重视，茅盾对其客观的科学描写法也是十分推重的。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一文中，他第一次论及了文学创作的三种科学的“工夫”，即“用科学的眼光去体察人生的各个方面，寻出一个确是存在而大家不觉得的罅漏”；“用科学方法整理、布局和描写”；“根据科学广义的原理，做这篇文字的背景。”[34]但在早期，茅盾对作为自然主义思想基础的科学主义是不满意的，他曾一度以此作为反对自然主义的一条理由，对“纯粹科学文学”的自然派创作进行过尖锐的批判：“现在中国提倡新思潮，当然不想把唯物主义科学万能主义在中国提倡，则新文学一面也当然要和它步调一致，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文学”。[35]表明他对自然主义客观的科学描写法的汲取也是以中国文坛创作的实际需要为根据的。1922年茅盾在大力提倡自然主义时，转而对自然主义的“科学”法则表示激赏：“自然主义是经过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我们应该学习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36]导致这一转变的，依然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茅盾在这方面对自然主义影响的汲取，至少有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第一，茅盾对左拉创作论中的“科学”、“客观”这一命题已注入了他自己的新内容，致使他的创作中“科学”命意已与左拉原来意义上的科学法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科学法则与科学精神，主要指的是作家要避免倾向性，要以绝对客观的态度用自然科学的规律(如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去观察和描绘社会人生。而在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艺观中，“科学”主要是用来要求作家要具有严肃认真而不是粗制滥造的创作态度，要学习进步的社会科学学说，深入研究当代重大社会人生问题，使作品具有以浓厚的思想和学理为基础的博大气象。他把左拉极力挖掘病态人物身上的动物性，从人间看出兽性的创作态度称为偏见，明确指出“人是社会的生物”，强调要如实客观地在创作中反映出广大人民特别是第四阶级的不幸遭遇与悲惨生活，创造出“怨以怒”的文学，表现出现代中国社会“怨以怒”的时代呼声。[37]这样，在左拉理论中的科学法则在茅盾改造下就成为茅盾早期“为人生”的创作观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成为茅盾用于与“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的旧文学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在“科学”、“客观”的描写法则中，真正为茅盾所推重的，是自然主义所追求的真实的科学精神：“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这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不但毫无可厌，并且有恒久的价值；不论将来艺术界里要有多少新说出来，这一点终该被重视的。虽则‘将来主义无穷’，虽则‘光明之处与到光明之路都是很多’，然而这一点真精神至少也是文学者的ABC，走远路人的一双腿。”[38]这种扎根于科学精神的真实描写原则，就是茅盾从自然主义中吸取的最宝贵的东西，茅盾在这里明确地把“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作为文艺创作的一条最根本的法则，这无疑是他对早期为人生的艺术观的一个重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茅盾早期的文学观念过于倚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效果，因而强调更多的是现实主义的外部关系与外部规律，那么他通过对自然主义科学描写的吸收，确认了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原则，“这就使得他前期过于倚重倾向性的文艺观因为对艺术真实性规律的强调而得到平衡，使他从过去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外部规律深入到现实主义文学内部规律，使他前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得以深化和完成。”[39]
    这是为什么茅盾要急切地将写实派、自然派先行介绍，让中国新文学作者先接受自然主义洗礼的原因。为了将他拿来的左拉自然主义输入到更广大的作者与读者群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茅盾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发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1921年8月，在介绍形形色色令人目不暇接的外国文艺思潮的浪潮中，他以独特的声音喊出了“把自然主义狠狠提倡一番”，“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40]的口号。经过一番准备，《小说月报》从1921年底开始大力宣传自然主义，茅盾于《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明确指出，“自然主义的输进”，不但对于读者方面，“可以改变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口味，便是作者方面，得到了自然主义的洗炼，也有多少的助益”[41]。茅盾这种有意识地着重宣传与提倡自然主义的活动大约持续了一年(即从1921年8月写《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到1922年9月写《“曹拉主义”的危险性》为止)，在这一年中，茅盾在《小说月报》上用了相当的篇幅刊载有关自然主义文学评介文章和自然主义译作，他还以编者的身份回答了一些对提倡自然主义有所质疑的读者来信，为一些介绍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文章加上编者按，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段时间里，茅盾还撰写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青年的疲倦》[42]、《主义……》[43]等多篇文章阐明在中国文坛提倡自然主义的必要性；发表了《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44]、《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作品》[45]等文章，介绍他心目中的自然主义作家。以此种种活动来完成其“输进”自然主义的计划。茅盾就这样热心地不顾误会与反对地大力提倡自然主义，他因此而被人们称为“自然主义的信徒”。
    茅盾在当时接受了一些流行的西方和日本理论著作的影响，他在提倡自然主义时，还未能对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作出较为明确的划分，要么把二者视为一体，或并提，或互用；要么只承认二者在程度上有某种差别。他说：“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它们都努力把观察现实所得的印象如实反映出来。既不用理性去解释，也不用想象来补饰，不同的只是自然主义比现实主义“把这种手段更推之于极端罢了”[46]。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介绍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时，难免在论述中夹带一些概念上的混同。比如，对著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这样一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朽之作的福楼拜，茅盾认为他“即使不能算自然主义之母，至少也该算是个先躯者。”[47]而现实主义杰出代表巴尔扎克，茅盾也把他称为是自然主义的“先躯”。作为福楼拜嫡传弟子的莫泊桑，茅盾则将他的小说归为“自然主义小说，可称是写实派”[48]的一类。但真正作为自然主义文学奠基者左拉，茅盾却把他称作是与莫泊桑一样的“写实主义重镇”[49]。就这样，茅盾几乎将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这样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都与左拉“拉在一起，请他们住在‘自然主义’——或者称它是写实主义也可以，但只能有一，不能同时有二——大厅里”[50]了。这种“混同”，固然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与“当时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主张上没有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加以严格的区分”有关[51]，但主要的，“是由于茅盾对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从文艺观到写作技巧诸多共同之处的肯定和强调，从本质上突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写实性。”茅盾的着眼点首先落在借助它们的这种真实性的共同精神去改造中国旧文学，创造“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新文学这一首先目的上，而并未着意寻找，甚至有意略去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茅盾译介文章中对写实主义Realism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来看，至少在语义上他是将它们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概念的。但茅盾在两者中强调的不是对立，而是“混同”，这就是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他说：“写实主义发端于法国，在福禄特尔尚不过是一种趋向，到曹拉手里才确立起来，而到莫泊桑手里，才光大而至于大成，同时也得到自然派的名号。”[52]在这里他显然是把自然主义看作法国现实主义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在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巴尔扎克和左拉之间，无论从历史联系，还是从二者许多共同的理论和创作特征来看，我们都无法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自然主义不过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实主义的演变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左拉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最后一个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者”[53]的缘故。所以，茅盾的这种“混同”，历史地看，主要是由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学，建立为人生的新文学的紧迫需要所决定的，它是一种既属于茅盾个人，也属于“五四”的特定历史现象。从中外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看，这种“混同”，无疑又是创造性接受的范例。茅盾正是由真实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一共同精神为基点通向左拉，接受自然主义的，他对自然主义的提取使他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得到了提高与完善，获得了丰富与增添，得以使茅盾朝着严峻的现实主义迈开一大步，从而使他能较“革命文学家”们更早地认识到盲目乐观、政治宣言式的文学创作的不可取，使他一着手创作，就显示出严格的现实主义风貌，得以侧身于鲁迅之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这就是为什么茅盾对自然主义由二十年代热心介绍、提倡到三十年代分析扬弃到四十年代后的缄默、否定而松动[54]，几经反复而到晚年仍执着于“热爱左拉”的缘故。
    附注：
    [1]如果茅盾的文学生涯以他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算起，那么他写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论文《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正好发表于同一年(1919年4月《学生杂志》第六卷第416号)。
    [2]、[3]、[4]《茅盾全集》(18)第9、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5]《茅盾全集》(18)第2页。
    [6]《〈法国文学研究专辑〉征文启事》，《小说月报》第三卷第8号，1922年8月。
    [7]《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8]茅盾《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
    [9]《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2号，1922年2月。
    [10]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11]、[12]、[13]、[14]《茅盾全集》(18)第233、150、234、235页。
    [15]、[16]《茅盾全集》(18)第234、328页。
    [17]《西洋文学通论》第117—11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18]参见罗钢：《茅盾前期文艺观与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北师大学报》第三期4，第79页。
    [19]《茅盾全集》(18)第235页。
    [20]左拉：《自然主义的戏剧》，《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7册。
    [21]左拉：《论小说》，《古典义艺理论译丛》第8册。
    [22]、[23]《茅盾全集》(18)第271、236页
    [24]左拉《论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册。
    [25]《严谨第一》，《文艺阵地》第2卷第1期。
    [26]同[19]。
    [27]《评四五六月的创作》(1921)，《茅盾全集》(18)第136页。
    [28]《乐观的文学》(1922)，《茅盾全集》(18)第323页。
    [29]参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卷第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茅盾：《创作的准备》。
    [31]《从牯岭到东京》(1928)，《茅盾全集》(19)第177页。
    [32]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论选》(下)。
    [33]左拉：《实验小说》，《西方文论选》(下)。
    [34]《茅盾全集》(18)第23—24页。
    [35]《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茅盾全集》(18)，第39页。
    [36]《茅盾全集》(18)第238页。
    [37]参见徐学：《茅盾早期创作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第113页。
    [38]《“左拉主义”的危险性》，《茅盾全集》(18)第286页。
    [39]参见罗钢：《茅盾前期文艺观与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40]《茅盾文艺杂论集》第61页。
    [41]《茅盾全集》(18)第150页。
    [42]《青年的疲倦》，《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
    [43]《主义……》，《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
    [44]《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小说月报》第12卷12号。
    [45]《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
    [46]《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
    [47]《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
    [48]《现在文艺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
    [49]《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
    [50]《“曹拉主义”的危险性》，《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第5期。
    [51]参见苏华：《文学研究会时的茅盾与法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3期，后来茅盾也说：“在写《子夜》之前的十年，我曾阅读左拉的作品及其文学理论，并赞同其自然主义的主张，但彼时的中国文坛实未曾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当时文坛上，尚未见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时创造社尚在提倡唯美主义也。”(《致曾广灿的一封信》)。
    [52]《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53]奥尔巴赫：《模仿》，转引自罗钢《茅盾前期文艺观与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54]参见张明亮：《茅盾论自然主义》，《茅盾研究》第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
    作者简介·钱林森 1937年生，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会理事。著译有《中外文学姻缘》、《牧女与蚕娘》、《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之欧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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