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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传记批评到意识批评 普鲁斯特渴望进行文学批评的革命，但他对圣伯夫的批判并未摧毁传记批评的生命力。首先，十九世纪的历史环境为圣伯夫的批评方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浪漫主义开启了一个自我泛滥的时代，浪漫派作家强烈要求他们的创造主体地位，试图在宇宙空间中读出无所不在的自我。他们四处旅行，到德国（雨果的《莱因河》，1848），意大利（斯丹达尔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26），西班牙（戈蒂耶《西班牙游记》，1843），美洲（夏多布里昂，《美洲游记》，1827），东方（拉马丁，《东方游记》，1835），俄国（Custine屈斯蒂纳，《俄国游记》，1843，德•麦斯特，《圣彼得堡之夜》），阿尔及利亚（Fromentin弗罗芒丹，《撒哈拉的一个夏天》，1854－1857，《萨赫勒的一年》，1857－1859）。他们歌唱废墟，试图回到中世纪，以逃避动荡的社会现实。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一个供休憩、自省、寻求个人无限性的场所。自然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他们被美化的自我。浪漫人（Homo romanticus），对自然的静观，对别处、他者和过去的追寻，都是回到自我的途径，无不体现出他们借助外部世界的一种自我意识。所以，他们几乎全都写自传，比如大仲马的《我的回忆》（1852－1854），米什莱的《回忆录》（1959年出版），乔治•桑的《我的生活》（1854－1855），基内的《我的思想史》（1858），拉马丁的《隐衷》（1849）等。浪漫派作家还将他们的自我表现在各种体裁的作品中，比如夏多布里昂相继隐身于他的小说《勒内》，游记《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纪行》和回忆录《墓中回忆录》之中。龚斯当在一个自传片段《我的生活》中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并把他与情妇的爱情故事搬进了小说《阿道夫》，缪塞则将他与乔治•桑的爱情通信的片段放进了剧本《别与爱情打趣》之中。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恰恰不在题材的选择，也不在准确的真实，而在感受的方式。他们在外面寻找它，但它只有在内心才能找到。”3圣伯夫是在浪漫主义氛围成长起来的，他的小说《情欲》是自传性的，他的诗集《爱情之书》吟诵他与阿黛勒•雨果的一段恋情，他亲身体验了个人经历转化为小说素材的过程。他与许多作家交往甚密，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拉马丁、雨果、乔治•桑和缪塞在写作方面的主观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缪塞就是一个创作受到个人生活影响的典型例子。与乔治•桑的相遇对他的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的才能朝着纯洁和高贵的方向发展。从前的诗显得支离破碎，现在的诗则以一种痛苦的和谐凝聚在一起。从前的诗几乎没有激情，现在的诗则充满了痛苦的、直白的激情。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圣伯夫在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一书的评注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在这个人物（勒内）身上认出了自己的一些特征；对我而言，我完全认出了自己。”4 所以，熟谙浪漫派文学的普鲁斯特也承认，“他（巴尔扎克）的个人通信和他写的小说不应截然分开，区别对待……但我认为，他本人的生活就是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写成的小说。现实生活（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点），与他小说中的生活（对作家来说，这才是惟一真实的生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在他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谈到与韩斯卡夫人结婚有种种可资利用的机缘，不仅像是一部小说的结构，而且所有人物也像他书中的那样都已设定，而且经过分析，描写成形了，因为动因已使情节发展趋于明朗化。”1他看到，巴尔扎克将生活上的成就与文学上的成就等量齐观。在《驳圣伯夫》中，他举出了巴尔扎克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巴尔扎克在信中说：“我如果不是因《人间喜剧》成为伟大人物，那么我一定以这次成功成为伟大人物”（指与韩斯卡夫人结婚）2。与此相关，《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对他看中的鲍塞昂夫人说：“你是能够为我做不少事的”。巴尔扎克曾计划与妹夫合伙在撒丁岛开矿，这件事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绝对之探求》中。再如《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这个人物，许多方面都有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像他创作的人物一样渴望一切：荣誉、财富、女人。拉法埃尔讲述他得到灵符之前的生活经历，也是巴尔扎克自己的经历，不过用丰富的想像将它大大美化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由于父亲的不慎而破了产。他在《驴皮记》中写道：“由于被女人所忽视，我记得我曾经被爱情蔑视的人的明智去观察她们……我想对社会进行报复。我要用聪明才智去占有一切女人的心灵，仆人站在客厅门前通报我的名姓的时候，我愿看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自幼就立志做伟人……我感觉到在我心里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术需要阐释。”3巴尔扎克知道自己也拥有这能给他带来一切的灵符，那就是他的才华。他像拉法埃尔一样梦想着盛宴、豪宅和华丽的马车。《驴皮记》获得成功之后，他果真挥金如土，买了马车，还雇了一个仆役，风流倜傥地出入歌剧院，在沙龙里侃侃而谈，备受女人的青睐。拉法埃尔的贪欲使神奇的驴皮在不断缩小，他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而巴尔扎克也知道自己在债务的逼迫下正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而且预感到不幸的结局。出入巴黎社交界的圣伯夫耳闻目睹，如何体会不到巴尔扎克的小说与他本人经历的关系呢？ 普鲁斯特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是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讲究排场，出手阔绰，哮喘病严重之后，他只好闭门不出，连声音、风吹、花香、气味、与他人接触都会诱发哮喘。疾病一方面使他脱离了社会生活，让他有足够的闲暇从事阅读和思考，另一方面使他沉浸在对过去时光的美好回忆中，最终将回忆化作独一无二的文字。若无疾病，他对床榻、睡眠、梦境怎么会有如此独特的感受？他如何能够体会到时间的绵延？而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本身不就是一部独特的半自传体小说吗？作品重现了他的一生：童年生活，社交生活和隐居生活。作者与叙述者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有早熟的天资和当作家的强烈愿望。第一篇小说《让•桑特伊》写作失败，关于“罗斯金的评论”，发表几篇文章和译作，最终完成一部巨著，都如实反映在小说中。所以，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会影响他的内心生活，进而影响创造的自我，外在的自我与内在的自我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让－弗朗索瓦•雷维尔的看法很有道理：“如果要挑选一本书来说明生活与作品、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来强调生活、作品、艺术、现实的统一性（当然不是一致性），那么，尽管普鲁斯特有过种种理论，《追忆似水年华》却是最合适不过的书了。”4 有意思的是，普鲁斯特批驳圣伯夫也采用了他批判的传记乃至轶事的笔法。首先，他对圣伯夫的批评活动进行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描述，想像这样一幅画面： 星期一清晨，在禁闭的窗帘上呈现出隆冬黯淡天色，就在这样的时刻，他打开了《立宪报》，他感到他选中的许多词句此时正好把他发现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信息传到巴黎众多住宅中，激起人们赞赏感叹……在人声嘈杂的街上，几千份报纸，油墨未干，带着凌晨那种潮润，已经在四处传送，将他的思想传到千家万户，比热热的奶油圆蛋糕还要味美好吃而且富于营养，这就是人们——在亮着的灯光下——撕开放在牛奶咖啡中吃的那种蛋糕。他叫人另外再买几分报纸来，让手指好好触摩一下这种大量复印的惊人奇迹，体会一下买报纸的人如何以不带成见的眼光翻开另一份报纸寻取那同样的思想。 后来，这一段改头换面地出现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六卷《女逃亡者》中，普鲁斯特想像中的圣伯夫变成了叙述者本人，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事实上，圣伯夫从未过上普鲁斯特想像中的生活，他为了写专栏，每天伏案工作，读书，写作，校对，常常精疲力尽，每个星期一发表一篇文章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可能出现引文中描述的自恋情形。而《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已经预示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普鲁斯特独特的遣词造句风格。 另外，普鲁斯特还描述了圣伯夫的沙龙生活，他与上流社会和作家的交往，指出他性情敏感多疑、复杂多变。对圣伯夫批评方法的弱点，普鲁斯特试图从圣伯夫本人的性格进行解释。他认为人的性格对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把圣伯夫对当代作家前后不一的评论，归结于他的“敏感多疑，他的多变的性格”。他对许多可以证明圣伯夫性格缺陷的段落进行评注，比如“心胸狭隘”、“卑劣低下”、“行事恶毒”、“暧昧”等等。1照普鲁斯特的逻辑，他对圣伯夫的性格描述不也是与圣伯夫的创造自我没有关系的外部材料吗？最后普鲁斯特竟然得出结论说：“在这位享有盛誉的大批评家身上，最感人的恰恰是那种无能为力，文采、精雅、力度，这样的风格完全绝迹。一无所有。他的渊博的学识，作为文人的修养，给他留下的只是自负、平庸、缺乏自制的表现……可是，在他无意识、内心深处、属于他个人的方面，除去不自然之外，什么也没有。”2这样的评论未免偏激，很难让人相信这段话发自真心，且不说普鲁斯特曾经写过两篇仿作，维妙维肖地模仿了圣伯夫的笔法，表现了圣伯夫分析一件轶事的细腻，以及他的绵延、节外生枝的风格。对普鲁斯特而言，仿作不是为了娱乐。仿作既是创作，又是批评，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前的练笔，他通过这种训练发现被模仿作家的才能和自己的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语调。这位描写社交生活的专家也在沙龙里放进许多轶事和俏皮话，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借助圣伯夫倡导的往昔的谈话魅力重现一个阶层的回忆。而且，时间在叙述的进展中没有任何作用，读者丝毫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普鲁斯特将人物和时间的变化呈现在无数的晚会和宴会中，浓缩在短暂的时刻中，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连串静止的人物肖像，如同圣伯夫笔下的文人肖像或贵妇肖像。正如雷维尔所说，“但时间的作用在于揭示真实的性格，在于揭示我们以前未意识到的人们的真实面目”。3这种对真实的追求与圣伯夫的传记批评的目标何等相似！这不能不让人看到圣伯夫对普鲁斯特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在普鲁斯特眼中，批评又当如何呢？他在《亚眠圣经》的导言中说：“如果，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列举了罗斯金的《亚眠圣经》之外的作品的许多段落，原因如下。只读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就是只遇见这位作者一次。而只要与一个人聊一次天，就能在他身上辨认出与众不同的特征。但是只有通过他们在不同场合的重复，人们才能辨认出他们典型的和主要的特征。”4在此基础上，普鲁斯特提出了批评家的职责。他认为，首先，批评家要将作家基本特征的相似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帮助读者感受其独特性。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一个堪称“阅读课程”的段落，叙述者向阿尔贝蒂娜说明，她在凡特伊的音乐作品中逐渐识别的“典型句子”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大凡伟大的文学家，向来都是靠同一部作品震惊世界，确切地说，他们通过不同的社会环境向世界折射出的是同一种美。”5也就是说，只要观察反复出现的作品或作品的片断，就会发现一切伟大的艺术创造都是以惊人的不变性为特征的。他举了几位小说家的例子阐释他的阅读观。他在巴尔贝•多尔维利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隐藏着的现实，在哈代的作品中发现了层叠的结构，在斯丹达尔的作品中发现了制高点，在陀思妥耶夫的作品中，他发现了善恶掺半的女主角和凶杀屋的形象，这些发现被日内瓦学派（或曰主题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J.-P.里夏尔叫做“主题”，里夏尔将主题定义为，“主题是一个具体的组织原则，一个固定的模式或物，一个世界倾向于围绕这个模式或物构成或展开”。1其次，普鲁斯特强调，批评家要重构一个置身独特现实的作家的独特精神生活，而主题批评也强调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之间的契合，读者融入到作品之中，以贴合一种想像的运动和一种创作的构思。所以他被日内瓦学派视为鼻祖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普鲁斯特的这种批评观念并未摆脱圣伯夫的“同情批评”的印记。一方面，圣伯夫认为，同情批评就是批评家不带偏见地进入作品之中，融入他的研究对象：“在我的批评中，我竭力将我的灵魂融入别人的灵魂之中，我脱离自身，我包容他们，竭力体现他们，与他们融为一体”。2另一方面，圣伯夫指出一个人偏爱的词是他下意识的心理流露，他在论塞南古的小说《奥伯曼》时说，每个作家都有他喜欢的词，这些词经常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和谐”，“流畅”，“宏伟”，“愤怒”，“痛苦”，等等。他注意到有的作家喜欢“忧伤”的辞藻，有的喜欢“辉煌”的演说，斯达尔夫人喜欢“生活”，塞南古喜欢“永恒”。当然，圣伯夫的发现并没有演变为主题，只是一种直觉而已，而普鲁斯特则提出了一种更为现代的美学观念。日内瓦学派在将普鲁斯特当成鼻祖的同时，也没有对圣伯夫视而不见。由此可见，普鲁斯特并未彻底摒弃圣伯夫，他在圣伯夫的批评中汲取营养，破茧而出。 不管怎么说，圣伯夫都可以算作现代批评的奠基者，普鲁斯特把圣伯夫考察作家的精神气质的才能发展到极致，提出了创造自我的观念，为法国新批评开辟了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