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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文学与政治嬗变 圣伯夫生活的巴黎社会是一个文学社会，一个出版商和作者的社会，一个演讲者和听众的社会。这个密切的文学圈子组成的社会网络左右着批评家本人的社会轨迹。七月革命之后，圣伯夫写过一篇预告未来文学扮演政治角色的文章《文学和诗歌运动的希望与愿望•1830年革命之后》，提出政治和文学为了人类的幸福联合的可能性。1789年革命之后，艺术自主和美学中立的梦想被彻底摧毁，复辟时期艺术与政治问题的分隔导致艺术家的麻木不仁和作品的苍白冷漠。于是，一种结合社会政治和艺术的社会介入的社会艺术应运而生。社会艺术的观念打上了圣西门主义的印记。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吸引圣伯夫，在于它对现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调和宗教与科学问题提供了答案：未来的工业社会不会存在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两者都是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和平的保证。圣伯夫正经历着深刻的信仰危机，离天主教教条越来越远，圣西门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现代信仰形式。他也成了雨果的忏悔神父拉美内的信徒，拉梅内认为法国或罗马的天主教过于狭隘，无法适应未来工业社会的状况，宣扬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 如同巴特躲在无数理论的大伞下从事文学批评一样，圣伯夫一直寻找各种思想流派的支持，但他从未固定下来：“我是最破碎的、最善变的人。我果断直接地从最激进的18世纪开始，从特拉西、多努、拉马克和生理学开始：那是我真正的本质。从此我转向《环球报》的教条派和心理派，但对此有所保留并不予赞同。从那儿我转到浪漫派诗歌和维克多•雨果的世界，我表面上融入其中。接下来我穿过或者更确切地说触及了圣西门主义，差不多立刻还有天主教色彩还很浓厚的拉梅内。1837年，在洛桑，我触及了卡尔文教义和卫礼会公理，我努力关注之。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从未丧失我的意志和我的判断（除了在雨果世界的一段时间并由于魔法的作用），我从未投入我的信仰，但我理解物和人如此透彻，我给予真诚的人最大的希望，他们想要改变我并相信我已经属于他们。我的好奇心，我想看到一切、仔细地观看一切的欲望，我发现每个物和每个机体的真正关系的极端乐趣把我引向这一系列经验，这些经验对我而言是一节漫长的道德生理课。”8 在经过诗歌和小说的练习与挫败之后，圣伯夫如《情欲》中的阿莫利那样，发现了冉森派的作品，决心做伟大的人波尔-罗雅尔修道院的隐士们的书记员和服务员，于是圣伯夫的最重要的批评著作《波尔-罗雅尔修道院》诞生了。由此，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宗教文学史。为了离开巴黎这个情殇之地，圣伯夫意图旅居瑞士，洛桑学士院接受了他的冉森派讲座计划。这就是波尔-罗雅尔修道院文学史的起因。1837年11月6日到1838年5月25日，他在洛桑学士院的大厅里做了81次演讲。他不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连即兴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讷于言辞，底气不足，带有浓重的庇卡底口音。但他选择的“内心基督教”的主题在新教地区引起了深刻的同感。1858年，圣伯夫的笔记本有这样一条记录：“今天7月15日下午1点5分，我完成了《波尔-罗雅尔修道院》，我大约21年前开始写的。”9从此，《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变成了他的教堂，修士们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他们受迫害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情感是纯粹人道主义的，来自一个温和而好奇的史家。这本书也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他的热情最终化为智力的好奇，宗教上的冷漠、怀疑主义终于占了上风。1840年，他被任命为马扎林图书馆馆长，在法兰西学院有一间办公室。马扎林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不仅每年有四千法郎收入，还巩固了他的文学声望。可是，那里的读者多么令人羡慕，有圣伯夫为他们提供阅读的指导！1842年2月-1845年7月，他为《瑞士杂志》匿名写专栏，后结集为《巴黎纪事》（Chroniques parisiennes），匿名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巴黎他什么都能知道，在洛桑他什么都能说。1840-1845年间，他把自己发表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Mondes）等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包括《批评与文学肖像》（Critiques et Portraits littéraires,1832），1844年这个文集分为《文学肖像》（Portraits littéraires）和《妇女肖像》（Portraits de Femmes），还有《当代人物肖像》（Portraits contemporains,1846）和《最后的文学肖像》（Derniers Portraits littéraires,1852）。 1845年2月，圣伯夫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入院仪式是由雨果主持的，这件事成为那年冬天巴黎的一桩事件。1848年革命后，一家报纸散布谣言说，他领受秘密补助，与法国王室联系密切，实际上不过是一百法朗，用来修理马扎林图书馆的火炉。他不等澄清自己就去了比利时，担任列日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开始写作《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集团》（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 sous l’Empire,1860）。圣伯夫曾经加入夏多布里昂的森林修道院小圈子，聆听了《墓中回忆录》的朗读。在这本批判浪漫主义的书中，他对浪漫主义投以怀恋的一瞥，他与自己的过去斗争，最终大彻大悟。他对过去时光的追忆，仿佛普鲁斯特的口吻！1849年，他回到巴黎。从10月1日开始直到他1869年10月13日去世（除了1857-1861年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上课之外），每个星期一，他都在《立宪报》（Constitutionnel）、《箴言报》（Moniteur）、《时代报》（Temps）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月曜日丛谈》（Causeries du Lundi,1851-1862）和《新月曜日丛谈》（Nouveaux Lundis,1863-1870）就是由这些“连载”组成的。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丛谈批评。这些评论是一座丰富的人类博物馆，它保存着常见的、异域的人性藏品，每个星期一早晨向读者开放。从此圣伯夫的生活被阅读、写作和修改占据。他的文学创作严格按照一周的节奏进行，他的写作质量之严格，题材之广泛让人惊叹，他的谈话往往以迷人的口吻开始：“很久以来，我们不再谈论维吉尔了……”圣伯夫把维吉尔当成现代人，他试图描绘拉丁诗人的精神面貌，通过他的青年时代，他读的书，来抓住维吉尔本人的特征。《牧歌》中的牧羊人多么像维吉尔，而维吉尔多么像圣伯夫！这个自恋的人在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中，认出了自己，他宣告诗人对秩序、休憩和拯救的热爱时，说的不正是自己对帝国的态度吗？他在维吉尔身上看到了感情细腻的艺术家典型，以逃避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或现实主义的过度行为。 1850年11月17日，圣伯夫的母亲去世了。一直感到被抛弃的他更加孤独。1851年他搬到了蒙帕纳斯街他母亲家里，生活和工作到去世。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期，他归附第二帝国，希望路易•拿破仑能够推行把权力与自由联合的政治，文学和艺术能够扮演教育和培养国民精神的角色。1857年，他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副教授，他讲授中世纪文学史，不涉及现当代文学，他很快感到讲课使他偏离了真正的使命——文学批评。1861年课程结束后，他重新拿起了笔。最初，《月曜日丛谈》带有清新的放诞不羁的色彩。随着帝国的稳定，谈话的调子越来越严肃。《新月曜日丛谈》的自信和攻击性让人想起《月曜日丛谈》之初，他试图为当代历史人物提供一个中立的地域，文学批评在这里是一个避难所。他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似乎应该对时代感到心满意足。他从未被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忧郁和狂热裹挟，当法国社会终于厌倦了革命，在第二帝国平静下来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智识生活上，乏味的和可悲的现实主义都取得了胜利。圣伯夫的秉性中不乏这种现实主义。他觉得文学的民主化不过是令人惋惜的必要性而已。1865年他当选为参议员。波德莱尔报之以嘲讽，他的敌人们把他看成帝国宣传的武器。他谨慎持中，只求宁静地生活，但他并不保守，步入老年时产生了青年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勇气。他无法掩盖对帝国的失望，自诩左派。1862年，勒南在法兰西学院的文学讲座上说耶稣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人”，这句话令他失去了讲席。1867年，圣伯夫在议会为勒南辩护，从此在议会不再受到礼遇。他还为新闻自由和教育自由而斗争，为女子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他越来越有反抗精神，对他的时代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