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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与崭露头角 1818年9月，圣伯夫和母亲一起到巴黎，从此再也没踏上家乡的土地。他脱离外省的阴郁生活，融入令波德莱尔着迷的巴黎城市中。巴黎这个19世纪的世界首都，集中了所有的文化资本，不同的街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空间的临近或疏远不容许文人们保持中立的态度，他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时深刻地感受到无法不偏不倚的矛盾心情。关于这一点，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绘制了《情感教育》的巴黎的地形图，文人、艺术商人、资产阶级在这个结构化的和等级化的空间活动并互相作用。巴黎为他带来了生活的欢乐，他如此热爱的遭诅咒的城市减轻了他忧郁的天性。母亲把他送进了朗德里寄宿学校，他在查理曼大帝中学注册。他开始阅读荷马、普鲁塔克和福音书，并在希腊语作文和历史竞赛中获奖。他的修辞学老师就是后来《环球报》的创立者保尔•杜布瓦（Paul Dubois），杜布瓦帮他形成了讲究节制和避免过度的趣味，因为他富于感性、容易急躁。1821年他又在波旁中学注册，重修修辞学。圣伯夫在古典修养方面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步，为将来的批评奠定了基础。此外，波旁中学的哲学教师菲利贝尔•达米龙（Damiron）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达米龙认为时代表现在一些个体身上，为了认识这些个体，必须寻觅他们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他的唯灵论动摇了圣伯夫的宗教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宗教断然决裂。他读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保尔与维尔吉妮》，醉心于描写世纪病的作品，他与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产生了共鸣：“我读了《勒内》，我颤抖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人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几个特征；对我来说，我完全认出了自己，当我思考这一点时，这种回忆把我投入到一种深刻的忧郁中。”3这是他16岁时的一条笔记。他与同学高声朗读拉马丁的新作《沉思集》，他有一种超常的敏感，他的感性觉醒了，他的自我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一种道德上的不安，就像约瑟夫•德洛尔姆和阿莫利一样，患了世纪病，他幻想着作为文学化身的女精灵出现，女精灵变成了德•拉克洛小姐，莱斯皮纳斯小姐，日后的《妇女肖像》的主人公。他生活在一个世纪病的年代，那时的思想精英都自诩患上了忧郁病。这种病症，如福楼拜在《习见辞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列出的：“忧郁：心理优雅和精神高贵的标志。”圣伯夫把他的忧郁秉性归于他不幸的出身。 在寄宿学校，圣伯夫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王宫的雅典娜中学听文学课，还有生理课、化学课和自然史课。圣伯夫遇到了他的同乡颇具反宗教精神的多努。唯物主义，也就是大革命动乱后被加强的科学信仰，变成了观念学。观念学者意欲解释一切，包括政治。他又通过多努认识了观念学派的卡巴尼斯（Cabanis）、德屈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思考着孔蒂亚克、洛克和夏尔•博内（Bonnet）的理论。他试图了解观念学和数学的原则。对他来说，观念学是生理学的组成部分。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性折磨着，观念学和数学对他心灵有一种慰籍作用。他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批评观念来源于观念学。在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圣伯夫强调“一个作家的生理学和卫生学变成了人们对他的才能进行分析的必不可少的部分。”4但他没有成为观念学者，他很早就把感性当成了唯物主义的基石。圣伯夫的文学观念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既欣赏浪漫派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受到实证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吸引。于是，他在阐释作品时仿佛施展了一种魔法，个性化的解释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很有逻辑性，由此得出散乱、变化的结论，印象中夹杂着判断。 1823年，中学毕业后，出于生计的考虑，圣伯夫进了医学院，医学最接近他向往的科学研究。他尤其对生理学和解剖学感兴趣，迷恋做实验。一旦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就再也不愿搞医学了，艺术敏感性让他对医学厌恶起来。在此期间，他的老师迪布瓦邀请他参与《环球报》（Globe）的事务，于是他加入了年轻、默默无闻又雄心勃勃的编辑队伍。《环球报》是一份文学报纸，办刊之宗旨是恢复“文学正义”，清除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但不寻求文学的非政治化和批评的民族化。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政治总是采取文学的形式，而文学则自视为政治讨论的最高论坛。1824年10月，圣伯夫在《环球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接着便开始了他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在当时希腊研究热的感染下，他开始关注希腊岛屿的问题。他也读回忆录，“正派而有用”的人写的回忆录，他从中学到了对人物和事件的忠实描绘。1827年他最终放弃了医学，但医学让他感受到生理学的重要性，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打下了观察与剖析的基础。与此同时，他逐渐开始放弃天主教。 1828年，他写了一篇称赞雨果的《短曲与民谣集》的评论，与雨果结下了友谊。这是年轻批评家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圣伯夫开创了心理批评，并以灵敏的嗅觉，识破了诗人的主要缺陷：表达的过度和夸张。另一方面，他与文社的领袖建立了私交，他放弃了《环球报》的空谈理论和自由主义腔调，成为新生的浪漫派的使者。圣伯夫在浪漫派的好斗圈子里才真正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结识了快乐的同路人德拉克鲁瓦、大仲马、李斯特、戈蒂耶、拉马丁、奈瓦尔、梅里美、维尼。从此，圣伯夫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开始有了名声。同年，他在《地球报》上发表了《十六世纪法国诗歌和戏剧概貌》（Tableau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et du Théâtre français au XVIe siècle），提出了浪漫主义诗歌发源于16世纪的观点。但是，圣伯夫始终忠于古典主义传统，维护节制和良好的趣味，他与雨果在钦佩中保持距离，如同他后来厌恶巴尔扎克的题材，不了解斯丹达尔的风格，不同情波德莱尔的个人生活，不赞同福楼拜的小说观念。他感到现代派的力量太强大，而他的内心倾向于模糊的美学、隐秘的梦想。但圣伯夫并不自信，无法肯定他的感性和判断能力能否协调起来。正是他的充满怀疑的判断，他的摇摆不定和适应能力，在巴雷斯眼里魅力十足：“我爱你，1828年的青年！”5 圣伯夫为报纸写专栏，实属身不由己，批评对他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谋生的手段。他过着幽居的生活，勤奋地工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更糟的是，他有时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他从未放弃诗人的梦想，他一直热爱诗歌，小心翼翼地不去谈论诗歌，害怕判断会伤害诗歌。在《月曜日丛谈》中，圣伯夫满怀兴致地描述了法国17世纪的教士和诗人让•德•桑特尔（Jean de Santeul）在写诗、诵诗中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度过愉快的一日。这也是他向往和期待的生活方式。他承认，“年轻并生活在巴黎却不想写诗”6是很难的。1829年，圣伯夫发表了诗集《约瑟夫•德洛尔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诗中充斥了竖琴、诗琴、天使的意象，与雨果、拉马丁不同，他拒斥伟大的主题，不描绘自然，而是关注内心，与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诗人脉息相通。普鲁斯特把这部诗集誉为“《恶之花》的雏形”。1830年，《安慰集》（Les Consolations）问世，散发着一种悲怆的情感。之后的诗集《八月思想》（Pensées d’août,1837）则乏味、平淡、沉重、冰冷，但也包含了关于批评的粗糙断想：形式、韵脚、古典趣味。无论如何，诗人的荣誉最终没有降临到他头上。现代批评家开始认为，圣伯夫的诗歌在那个时代体现了他的新意，对波德莱尔、魏尔伦、科佩（François Coppé）产生了影响，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圣伯夫与雨果的关系也逐渐恶化。1830年，雨果的代表作《欧纳尼》（Hernani）上演时，他虽在欢呼的队伍里，却没发表评论。他对雨果的解释也是含混的，他觉得这样的激烈争论并不令人愉快，雨果太受制于公共舆论，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对雨果的诗集《黄昏之歌》评价也不高：描写过度，道德病态。与雨果的最终决裂不可避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雨果的妻子阿黛勒产生了一段恋情。为了逃避阿代勒和自己的感情，他到诺曼底短暂旅行，结果错过了七月革命。他不能原谅自己在革命时居然不在场，他本该英勇地倒在街垒上。他的态度与其说表达了一种政治立场，不如说表达了一种爱情的狂热。为了澄清自己的感情，他计划写一部小说《阿蒂尔》，但最终发表的是长篇小说《情欲》（1834）。主人公阿莫利也是一个不幸的世纪病患者，倘若按照圣伯夫未来的精神家族观念，他大约与歌德的维特、塞南古的奥伯曼、维尼的查铁墩、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属于一个家族。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圣伯夫的精神画像。它写出了灵魂的焦虑和怀疑，表现了顽强的自省精神，对女性的深刻洞察力，显示了他日后的批评家才能。1843年，他发表了最后一部诗集《爱情之书》（Livre d’amour），将他与阿代勒的私情公之于众，批评家斥之为平庸的暴露之作。面对失败，圣伯夫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是不被缪斯眷顾的。他决定平息自己的创作欲望，一心一意地赞赏别人。他克服了沮丧和失落，找到了自己作为批评家的真正道路：“我理解集团、文学家族不费吹灰之力，我几乎一眼就能辨认出它们，我抓住了它们的精神和生活。这是我的天职。”7他敏感而活跃，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同寻常的细腻心理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死去的诗人在批评家身上复活了：批评，不只是为了表达别人的思想，也要揭示自己的灵魂。这样，批评最终完成自我的某种移植。人类灵魂的吸引力，对时间的感觉，是他的独创性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