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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声音：“新英国性”的多元化特征 传统的英国性饱含着极大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也意味着对一切外来和边缘群体的排斥，比如移民作家。我们可以从图2清晰地看到，相对于移民作家，土生土长的英国作家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是移民作家的四倍之多。然而，仅从数量上便判断曼布克奖成功地成为英国本土作家的天下，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我们应该了解，虽然移民作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绝不是“弱势群体”，甚至已经“开始占据了英国文学的中心位置”。⑤比如奈保尔(V. S.Naipaul)、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石黑一雄已经成为世界文坛公认的“移民作家三雄”，其中拉什迪甚至被尊为“后殖民文学教父”，奈保尔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况且图中显示的也只是最终的获奖结果，入选长短名单的移民作家人数则远在显示之上。 移民作家的逐渐壮大同战后移民潮的形成密不可分。二战以后，为了稳住海外市场、减缓殖民独立进程，加上战后英国国内经济复苏对劳动力的急需，英联邦国家(英属殖民地)的原住民及后裔纷纷涌入英国。到90年代早期，“移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Stevenson，2007：42)移民潮的到来对英国这个颇为保守和单一的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异质文化“让先前统一的英国文化认同不复存在”。(Frank：502)民族认同并非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生产形式。它通过感觉、形象以及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其所涵盖的地域、种族和语言三个基本概念，也是英国性问题所涉及的三大方面。(Baena：444)由此，单从语言这一方面，曼布克奖就已经体现了外来移民对“英国性”概念的冲击和革新。移民作家们携带着多元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以“明快的色彩、奇特的韵律、新颖的眼光”⑥丰富和发展了英语书写模式。 语言的革新随之所带来的便是异域文化的闯入。里尔(Pico Lyer)曾用“世界小说”(world fiction)指代诸如拉什迪和石黑一雄的作品。这些移民作家多成长于两次大战之后，同殖民时代并无太多瓜葛，而是国际文化的产物，所面对的读者也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正因如此，他们创造了多元文化秩序的范例，给相对沉闷和单一的英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英国文坛焕发出勃勃生机。读者可以饶有兴味地在诸如《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ate，1971)、《热与尘》(Heat and Dust，1975)以及《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等作品中体会不同于英国的人文风情，感受到其逐渐向异质文化敞开审美视域的意图，从而将其视作当代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包容性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多元文化下“新英国性”所具有的文化殖民主义特征：允许移民文学进入主流文学殿堂，便意味着对其“英国属性”的宣称。 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群体的兴起也赋予了传统英国性新时代的意义。英国性并不是简单的“民族特征”(national character)，而是一系列英国价值、信念和态度的综合体。(Giles and Middleton：5)因此，英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会使女性很容易就被主流的英国性排除在外。这一点反映在曼布克奖上，便是获奖男性作家的人数几乎是女性作家的两倍之多。(图4)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1992年的人选名单中仅有一位女性作家，而1991年一位也没有。(Moseley：614)女性同男性作家在数量上的失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传统对女性的歧视。  图4. 性别比例图(1969—2011) 然而虽说女性作家的数量仍处劣势，但她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却不容小觑，这也是女性长久以来为自由和平等斗争的结果。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女性对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争取从未减弱，三次女性运动浪潮让女性从就业、选举权到人格、尊严，再到社会话语权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提出著名的女性文学“三段论”之后进一步强调，20世纪60年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进入了新的阶段。(13)同一时期设立的曼布克奖虽然摆脱不了传统英国性的标签，但从获奖的女性作品内容上来看，也反映了相应的趋势。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领域，而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在历史书写方面，曼特尔取材于边缘历史题材的小说《狼厅》打败了库切、拜厄特等强劲对手，一举夺魁。在关照社会现实上面，女性作家并没有过分强调性别身份，而是客观深刻地反映当下英国的社会问题，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如1979年的获奖作品《离岸》(Offshore)。战争历来是男性作家擅长的题材，而1995年的获奖作品《鬼途》(The Ghost Road)表明女作家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在道德探寻方面，默多克(Iris Murdoch)的获奖作品《大海，大海》(The Sea，the Sea，1978)则是一部上乘的探讨人性的哲学小说。在反映种族问题上，诺贝尔文学奖、曼布克奖双料奖项获奖者、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The Conservationist，1974)反映了南非殖民者同本土居民之间的冲突，而加布维拉(Ruth Prawer Jhabvala)的《热与尘》、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及德赛(Kiran Desai)的《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2006)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印度的人情风貌和殖民历程。从这些获奖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作家在反映现实、历史书写、种族问题以及道德探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她们早已跳出早期对于两性平等地位的初级追求，进而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身份建构中来。 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初，女性、工人阶级以及种族群体依旧被排除在主流英国性之外。然而到了30年代，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各种新技术也不断发展，战前英国性内涵的可行性和正确性遭到了不断的质疑。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国内曾出现过一种文化共识，即国家认同已无法再以充满爱国激情的英雄主义或为国家进步欢欣鼓舞的方式来表达。一战之后，人们对于帝国伟业和经济强盛的乐观态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帝国幻想的破灭也成为30年代英国性内涵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Giles and Middleton：6—7)60年代的英国在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殖民地纷纷独立、战后大规模移民潮、第三次女性运动浪潮、教育改革、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事件之后，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被排斥在英国性之外的移民和女性群体逐渐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传统英国性正逐渐被丰富和革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