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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史”语言可雅俗共赏 雅驯在“诗史”语言风格上体现为用词须典雅。赖山阳友人陈人田评《日本乐府》用词云：“凡诗用国语，选择字面，须要雅驯。”(《日》：评1下)国语，即本土化、日常化的汉字。国分青崖《诗董狐》凡例亦曰：“《评林》之诗，自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至理化、算数、工艺、农桑，莫所不网罗。如泰西事物，往往难入吟咏。今命名择词，务期雅驯。”(《诗》：凡例3)西洋事物译为汉语时，不少都是多音节词汇。这些词汇直接进入诗歌容易显得生涩怪异，不伦不类，而已经本土化的西洋术语以及日本汉字，只要典雅有致的，皆可入诗。他们再也不像五山时期汉文学一样，以本国特色明显的“和臭”为讥了。我们只须将近代中日两国的汉诗集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对器物人名、文化制度等新兴事物，日本汉诗比中国运用得更领先，更广泛。如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附录之《读书叹》一诗云：“和汉与洋梵，探奇又索新……不见西番人，智慧能究理。地球惟游星，月与五星比。太阳乃天枢，地球回为纪。虽与旧说反，均是言理耳。”(39)此诗和汉洋梵之新词妙理信手拈来，诚为清新典雅的佳作。“诗史”在词汇运用上具有趋新特点，体现出与时俱进的语言风格，因为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深入地反映干预现实，为大众所接收。雅与新可并行不悖。 日本“诗史”作家还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通俗易懂。他们将咏史类“诗史”作为历史读物使用，“使小子后生懵于国事者，吟咏讽诵，以为他日读全史之道地”(《宁》：230-231)，而当代史类的“诗史”，为了发挥时效性、教育与宣传作用，当然更是以通俗为上，使“诗史”最大程度上影响民众。高桥白山《征清诗史》序云：“传之家庭，使我子孙日夕讽诵苦战间，而存爱国之念焉，亦自养本之意也。其词务言语同一者，便幼童读解，不辞浅近粗俗之嘲。”(《征》：序2)其实高桥氏作“诗史”绝不只是令其子孙讽诵，否则就无需出版发行了。国分青崖《诗董狐》凡例云：“白香山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明白晓畅，感人尤深诗者。吟咏情性，固无取于钩章棘句也。”(《诗》：凡例4)《诗董狐》最初载于报刊的《评林》专栏，对日本社会众多现象进行评骘，具有文人论政的意味，其语言当然也要人人能解。在国分青崖看来，雅俗共赏，二者并不矛盾。文明开化国策使得日本社会新事物、新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所谓“《评林》之诗，自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至理化、算数、工艺、农桑，莫所不网罗”，“诗史”若要迅速全面地评判各领域的新现象，其语言必须及时跟进，通俗易懂。只要不是难入吟咏的泰西术语，再俗、再新都可视作雅驯之言。江户前期汉学家太宰春台《诗论》云：“子美好纪时事，所以有‘诗史’之称也。乐天亦好纪时事，而不及子美之雅驯，徒以常语矢口为诗而已，虽多至千首万首，亦何足观哉?”(40)国分青崖认为“诗史”语言可雅俗共赏、紧贴时代，显然比太宰春台更具现代平等意识。“诗史”是日本文明开化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语汇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三)“诗史”体裁选择中的乐府绝句之争 赖山阳、中岛子玉的咏史组诗，采用的是乐府体，这是受中国元末杨维桢、明李东阳、清初尤侗等人咏史乐府的影响所致，但幕府末期众多“诗史”采用的则多为绝句体。广濑建为中岛子玉《日本咏史新乐府》所作序云：“予读邦人诗集，必置卷首六七叶而不读，以其有拟古乐府也。是近儿戏，而诸家汲汲焉，甚哉，习俗之愚人也!”(41)对模拟气息浓厚的拟古乐府嗤之以鼻，而秋月种树《诗史序》亦云：“余不好乐府体，谓轻薄近儿戏也，故换以绝句。”(42)明治以后的“诗史”多为颂赞体，诚如野口氏所言，该体应以“严谨富丽”为风格。乐府体句式或长或短，转韵较多，功力差者难以驾驭，容易陷入流荡散漫一路，其体式亦不及绝句体整饬肃穆，故运用不及后者广泛。从艺术效果来说，绝句具有天然的体裁优势。冈千仞为其师大槻磐溪《国诗史略》所作跋曰：“盖先生不能无感于甲寅以来之事，曰：‘不得言于今者，不可以托于古乎?’余谓咏史之体，昉于长作，一时呼为‘诗史’，而义山、樊川寓讥刺于二十八字中，深得《三百篇》之遗意。”(《宁》：256)长篇多铺陈，故以赋法为主；短诗重含蓄，而以比兴为佳。李商隐、杜牧的七绝与杜甫“长作”相比，寓褒贬于叙述之中，托讽今于咏史之外，可谓典雅有致，如《龙池》、《华清宫》诸诗，借讥讽玄宗荒淫误国，批判晚唐政治的腐朽窳败，最为含蓄有力。筱崎弼以“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来要求诗史创作，竭力倡导比兴手法在诗中的运用，深得《诗大序》“主文而谲谏”之精髓。大槻磐溪为幕末严酷政治环境所限制，不便直接批判，故而托古讽今，以《国诗史略》表达对当今时事的见解，多用比兴的七绝就成其首选文体了。 日本“诗史”作家对民族及个人创作力高度自信。大槻磐溪偶读清人林二耻的咏梅组诗，欣赏其多角度咏叹的创作方法，并创作《读清人林二耻咏梅花六首效颦赋此》与之竞争。诗中佳句纷呈，如“腊雪来清高士骨，东风吹送美人魂”一联，确实写出梅之神韵。组诗末联云：“殷勤更向花神问，今古品评谁最公?”大槻磐溪隐然以己作向古今咏梅诗挑战，颇有阮籍登广武山观楚汉战争处而发“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43)兴叹之自负。菊池子显评其诗曰：“丙辰(1856)春，余家小集，先生袖此诗见示，且使余再和，云：‘压倒辫发奴!’余壮其言，乃依林韵赋六首。”(《宁》：133)大槻磐溪对清诗的蔑视姿态跃然纸上。被俞樾誉为“东国诗人之冠”的广濑谦于弘化丙午(1846)为《磐溪诗钞》卷三《鸡肋存稿》题词曰：“尝论吾邦胜支那，不独皇统万年无替队……终与东方风土精华恰相称，足使西人皆感愧。”(《宁》：62)在江户末期的汉诗人心目中，日本汉诗完全可以超越中国诗歌，而到了日清战争之后，他们已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了。 “诗史”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将历史、政治与作家际遇熔于一炉，铸成具有历史感、当下感和个体特色的概念。随着中国诗学尤其是杜诗向东亚世界的传播，“诗史”观念在日本扎根生长，到了近代创作上终于实现了一派繁盛景象。在“诗史”与政治的关系上，日本近代“诗史”很好地证明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4)的文学创作规律。德川幕府末期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激励倒幕志士写下慷慨激昂、以身许国的咏怀佳作，明治时期实行脱亚入欧国策所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更是启发“诗史”作者书写千年一遇的沧桑巨变，此种情形恰如梁钟嵘《诗品序》所言：“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45)与晚清诗坛相比，日本汉诗人“诗史”意识明确，他们充分利用传统刊刻与现代报纸、期刊、教材等传播方式，发挥“诗史”记录评论、宣传教育的功能，努力令其反映并干预社会生活。“诗史”可谓日本近代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在创作宗旨上，筱崎弼以《诗经》之比兴美刺、《春秋》之褒贬取舍作为“诗史”创作的准则，以令读者“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作为“诗史”创作的效果，将诗、史、经融于一体而以经作为终极目标，堪为日本近代“诗史”创作之圭臬。为此，日本汉诗人不但热衷于当代重要时事政治的书写，而且将历代史纳入“诗史”吟咏的范围。如果说中国“诗史”重在“刺”时政窳败，民生日蹙，那么明治“诗史”则重在“美”天皇圣明、国力昌盛，尤其是日清战争中出现的大量“诗史”更是充斥着对日本上下一心、赴死报国的歌颂，“诗史”由此一变而为皇民教育的课本和侵华战争的赞美诗。在创作心态上，日本“诗史”作家流露出浓厚的与中国竞争的意识，认为本邦“诗史”才是杜诗传统的继承者，而晚清诗文“流于浮言虚辞，竟速国运之衰弱”，不屑与之为伍。他们从“合典故于和汉”发展到重用本国历史文化资源，竭力彰显民族特色，用语雅驯而又与时俱进，和汉洋梵不拘一格，体现出荟萃东西、熔冶古今的气度，推动了东亚汉文学的民族化以至现代化的进程。从近代“诗史”的创作及观念，我们可以一窥东亚汉文化圈内各民族汉诗发展之兴衰消长。但随着日本脱亚入欧步伐的加快，汉文化教育的日渐衰落，汉诗人才难以为继，日本“诗史”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繁华之后是苍凉，明治末期“诗史”之创作式微与观念淡漠，绕梁余音般引起我们对当今世界汉文化生存状况的远虑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