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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诗进于史”：日本近代“诗史”中的诗史关系 在中国诗学语境中，“诗史”概念自产生起就和史学、经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孟棨《本事诗》所谓的“推见至隐”即来自司马迁对五经之一、史学著作《春秋》的评价。中国历代“诗史”理论许多都是围绕诗歌与经史关系而展开讨论的，这在日本近代“诗史”阐释中有着广泛的共鸣。其中筱崎弼为赖山阳《日本乐府》所作的序最具代表性，亦最有理论深度： 凡子成所赋，其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否?其取舍皆能不畔麟经之褒贬否?其雅驯者，我将诵而习焉；其可疑者，我将就而正焉。果然，则学者之得益于此，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非浅鲜也。⑩ 筱崎弼此论虽为赖山阳咏史组诗《日本乐府》而发，但其巨大的理论概括力完全可以覆盖当代史书写的“诗史”。所谓“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是以《诗经》为准则衡量“诗史”是否以比兴手法达到美刺目的；“取舍皆能不畔麟经之褒贬”，是以《春秋》为准则评判其材料取舍是否符合褒贬原则。“诗史”必须同时具备诗、史、经三要素(并非以诗代史、以诗代经)，如能做到，则可使读者“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在诗史关系中，史为本位；经史关系中，经为本位；三者价值层次不同，但又融于“诗史”之一体。“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是对读者的殷殷期待，更是为“诗史”创作树立圭臬。诗与史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类型，“诗”如何进于“史”?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创作实践及理论阐释来看，“自诗进于史”就是诗歌通过履行史的记录、评价功能而进入史的行列。当然，“诗史”也会因其诗歌文体特征而与通常意义上的史有所不同。 (一)以诗存史：“诗史”的记录功能 幕府末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具有汉学素养的爱国志士们往往在斗争之余，以汉诗记录他们如火如荼的救亡经历。如著名政治家、汉学者藤田东湖受到禁闭处分时创作《回天诗史》，自称“其叙事或触类而长之，或托物而发之，虽固出于遣闷泄郁之语，亦可以观世焉”(11)。该诗既是东湖个人的奋斗史，也是时代的缩影。而许多不具“诗史”之名的诗作，亦可被视为有志之士的心灵流露，时代的忠实记录。如《忠烈诗史》集中了众多倒幕志士以身许国的慷慨吟咏，《近世诗史》描绘了明治维新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村正直为《近世诗史》所作序云：“我邦嘉永以还至明治，为事变之最错杂者，而世既不乏私史。此编则集近世名人之诗，可与时事相表里者，另开生面，出人意表，名曰‘诗史’，固其当矣。”(12)所谓“与时事相表里”，即是诗歌与时事若合符契，读诗如读史，历史存在于诗歌之中。明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上《尚论》云：“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13)中村正直所论可谓渊源有自。 宋邵雍《诗史吟》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14)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云：“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15)真实性是“诗史”的生命，实录是“诗史”精神之所在。对于藤田东湖《回天诗史》来说，“诗史”反映了藤田东湖的亲身经历，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对于《忠烈诗史》、《近世诗史》来说，所收诗歌是各位作者对风云激荡的时代与不屈斗争的自我之忠实记录，编者以“诗史”名之，可谓表里相符。倘若“诗史”所载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又不为作者所亲历，那又如何取信于人呢?对此，日本汉诗人是设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在大量占有、仔细辨析的基础上创作“诗史”。如高桥白山在其子高桥作卫参加日清战争时，阅读战地新闻的同时多次致书军营，了解作战情形，更在战争结束后详细询问各种细节，故据此所撰的《征清诗史》虽然难免观点偏颇，但记录大体属实。日本方面对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著作，是否充分吸纳了《征清诗史》中所载事实，笔者受条件限制尚无法确定，但就中方资料而言，寓目所及至今尚未发现对该书加以引用者。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对于时事的记录，“诗史”所载与正史相比，存在着有无、详略、正误之别。就有无来说，藤田东湖称其《回天诗史》“言颇触忌讳，事亦多机密，非敢示诸他人，聊遗于子孙云”(16)，担心“诗史”所言为人知晓后给自己带来祸害，故而秘不示人，这从反面说明“诗史”中所载之事可补时事之缺，也使诗人的勤王史更为完整。 就详略来说，正史所载往往为重大事件，即使是细微小事亦以能体现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为原则，如《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微时厕鼠之叹的记载。日本“诗史”则不然，春田真庵对大槻磐溪的《磐溪诗钞二编》总评道：“自杜集有‘诗史’之目，后之名贤诸集，概足以鉴时事矣。诗岂徒为哉?此编仅仅一百首，而岁内之事，巨细不遗，历历在目，谓之日程历可也，又谓一家《春秋》亦可也。”(17)国分青崖在其《诗董狐》例言中也说：“此书于时势之变迁，政事之得丧，人心之淑慝，大者必录，小者不遗，亦浣花遗躅也。后之作史者，其或有取于此。”(18)认为其“诗史”著作内容丰富，细大不捐，这种见解当自孟棨论杜诗“毕陈”时事而来。这对正史来说既难达到，也无必要，“诗史”对此则显得优裕从容。如明治甲申年(1884)，前田慧云将其《销夏诗史》收入主要阐释佛教理论的文集《道味一尝》中，十一首诗歌皆为其在北丰中津的所见所感，与重大时事无关。 就正误来说，在通讯、出版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诗史”所载往往不只为作者一人所知，故而可以将其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进行比对，验其正误。如织田完之《东洋诗史》之《立见少将破刘家堡事在廿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后两句云：“大雪拥山冰结川，可堪深入冱寒境。”衣笠豪谷评曰：“余门人某在雪里店寄书云：‘冱寒损指伤鼻，不须急攻战。’今读此篇，其意相同，追想之际，犹觉粟生皮肤上。”(19)引用日清战争中的战场邮件，印证诗人所言不虚。但是“诗史”作者对战争的了解一是来自战士本人的战场记录，二是来自前方的新闻报道，两者都立足于本国利益，对有损本国形象的战争行为有刻意隐瞒之嫌，这就在源头上给“诗史”所用材料带来虚假片面、不够客观的问题。如《东洋诗史》之《旅顺口陷此夕我军乐队奏乐于练兵场事在廿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其二)云：“马厩不堪风雨侵，大山大将悯俘擒。若干妇女分居室，周给皆霑仁恕心。”(《东》：16下)似乎菩萨心肠、一片祥和，但菊池起《连捷诗史》之《唾手一击屠旅顺》自注云：“斩败兵甚多。”(20)高桥白山《征清诗史》记载攻占二龙山亦云：“屠城鏖战唼鲜血，快剑脱函光陆离。”(21)描绘占领旅顺后情景道：“市街鲜血沃腥臊，军乐声兴意气豪。”(《征》：59)血腥与狂欢交织成一幅诡异阴森的画面。作者更在诗后注释中云：“中佐部兵直入旅顺市街，屠潜伏兵士。”(《征》：60)对尽情屠戮供认不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高桥白山诗中所云并不全面。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1894年12月20日发表的记事说：“日本军冲入旅顺市街，看到了用绳子吊挂在正街门上、被削去鼻子耳朵、沾满凝固血液令人战栗的日本兵头颅，激起士兵杀戮的怒吼……海面上许多满载男女老少拥挤的小船缓缓向海中逃离，岸边的日军向水上的小船射击，海上日军的水雷艇也向小船开炮，十几艘小船和乘员被击沉，落水的人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叫。”(22)英国《旗帜》记者威利阿斯1895年1月7日报道：“日本兵完全丧失了理智，见人便杀，甚至连街上游走的骡马、猫狗也不放过。”(23)可见旅顺大屠杀的对象绝不止于中国士兵，更多的是无辜平民。清兵虐杀日本俘虏诚为野蛮之举，而日军疯狂屠戮旅顺清兵尤其是广大平民，则骇然撕毁了矫情自饰的文明面孔。日本军政府的报刊审查制度、战争中严密的新闻封锁，对英国中央通讯社、路透社的收买以及本国媒体的刻意反向宣传，都使日本民众难以获得真实的战争资讯。在此情况下，本应作为信史的“诗史”对战争的书写自然难以取信于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