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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史进于经”：日本近代“诗史”的终极追求 《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29)《诗经》作为儒家诗教的权威读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规范、教化的作用。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一《读杜诗》云：“岂唯诗史征后代，风教直补三百遗。”(30)认为杜甫的“诗史”不仅在后代可作信史征用，而且可以教化民众，起到《诗经》补遗的作用。这不是中村正直一人的见解，而是日本汉诗人的共识。大沼枕山为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作序云：“夫诗为圣人之至教矣……忠臣烈士若文山、所南犹且有作，令人奋起于千载之下。由是观之，不为无用于世道也。”(31)历代“诗史”类著作可“自史进于经”，实现儒家诗教，振奋人心，有用于世。对于近代“诗史”杰作《忠烈诗史》，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诗史”的“自史进于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诗”的特殊体性，将其纳入《诗经》谱系之中，重在彰显“诗史”的教化作用；二是着眼于“史”的鉴戒功能，将其纳入《春秋》经的谱系之中，力求发扬“诗史”的褒贬传统。上述筱崎弼以《诗经》、《春秋》二经作为评价赖山阳《日本乐府》的标准，充分说明他对“诗史”地位的推崇，对《日本乐府》的期许：读者能够通过学习涵咏赖氏“诗史”之作，成为符合儒家教义规范的人。 正因“诗史”承担了如此重要功能，日本汉诗人创作“诗史”时丝毫不敢轻慢。他们倡导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以为此类诗作于事无补，于国无益。鬼头玉汝为《东洋诗史》作跋批判诗坛风气道：“余窃谓近来学者浮薄轻佻，无些操守，阿谀权势，卑卑屈屈，甘为名利奴者，比比相望。其诗赋文章，纤弱夸张，涂饰人目，虚伪怪诞，使人催呕吐，是为今代文字之一大污辱矣。”(《东》：跋2下)织田完之《东洋诗史》自序更将批判笔触指向此种诗风的源头清代诗学： 读近世清人诗，皆浮靡虚饰，牵强僻典，吐无用之言，非仙则佛，荒唐不稽，主义所在，暧昧模糊，徒有示博衒奇之癖，更无精神一到之气象，细推实用如何，则悉卤莽之赘言耳。虚文迂阔之弊，至此而极矣。一朝有事，则每战必败，岂非道义颓废、廉耻拂地之故乎?本邦人漫作诗，忘实用，称风流，模仿近世清人诗，以为得意者，则恐无所益于世道人心，可不儆哉?可不戒哉?(《东》：3下、4上) 所谓“实用”，即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织田完之认为清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人毫无道义廉耻可言，而本应教化激励民众的诗歌，却又华而不实、荒唐无用，败坏了人心，对“每战必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近代诗学来说，不啻当头棒喝，值得国人深思。清诗风格多样，织田完之认为“皆浮靡虚饰，牵强僻典”当然是以偏概全，但结合诗歌评点，我们可知他是意有所指的。《东洋诗史》之《诗魔》(其一)云：“不省少陵忠厚意，雕云镂月尽浮夸。”野口胜一评曰：“袁子才、李笠翁之徒作轻浮诗以误后世，本朝亦有仿此徒沾沾自喜者，须以金篦刮其目。”(《东》：2下)袁枚、李渔有不少鼓吹性灵的轻艳之作，其诗歌在江户后期非常流行，而在幕府末期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此种诗风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时代呼唤的是慷慨激昂、舍生取义的英雄之诗。杜甫的“诗史”是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日本近代“诗史”亦是众多忠义之士救亡图存的历史实录。织田完之赞赏杜甫“诗史”的“忠厚意”，其实质是利用杜甫“诗史”中洋溢的忠君爱国思想对日本的“诗史”创作起到规范引导作用。 在诗、史、经这三者关系上，日本近代“诗史”的终极目标是“经”：以“诗史”建构人心，培养忠君爱国、维护天皇统治的皇民，而浮靡迂阔、败坏人心的清诗则与之相反，必须引起日本汉诗人的警戒。《诗大序》评论《诗经》的政治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2)。日本“诗史”则将其扬弃浓缩，简化为“经君民”，突出教化功能。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的强化，日本社会的忠君思想日益浓厚，“诗史”作者期望以之作为宣传教材，神化并加强天皇统治，熏陶出忠于天皇的军国主义者。如高桥白山《征清诗史叙》曰：“上之临下，一以至诚；下之奉上，亦以至诚，慕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四千万国民爱国忠君，犹手足之扞头目，宜乎征清之役我军勇战奋斗以震慑四邻也。”(《征》：序1)这段话生动地体现了“诗史”宣扬天皇恩德、教导臣民忠君的功能。 与中国“诗史”决然不同的是，日本近代“诗史”渗透着强烈的“国体”意识，而“国体”的灵魂则是维系“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日本“诗史”组诗较多，如赖山阳的《日本乐府》、中岛子玉的《日本新乐府》、大槻磐溪的《国诗史略》、菊池晚香的《瀛史百咏》、秋月种树的《诗史》等，都是享有“诗史”之誉的咏史组诗，歌咏对象皆为日本往代历史，高桥白山的《征清诗史》、织田完之的《东洋诗史》、菊池起的《连捷诗史》、乌玉山人的《日本诗军》等，则是记述日清战争的当代诗史。两类“诗史”组诗的共同点是宣扬“国体”之神圣伟大。如《东洋诗史》首篇《皇统》云：“皇统联绵岂偶然，二千五百五十年。臣民自古崇忠孝，亲政万机咸奉天。”江木千之评曰：“皇统联绵与臣民忠勇相待不相离以至于今，固非偶然。国体之美，冠绝今世界。‘诗史’以之为前提，可谓体裁称宜也。”野口胜一评曰：“开卷第一，不可无此篇。”(《东》：1上)咏史类“诗史”为歌咏通史或断代史之作，自国体发端，历叙重要人物事件，诚属正大得体，而歌咏当代史的“诗史”也多自赞美皇统联绵的“国体”始，则“诗史”背后起到主导作用的，乃是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综观近代多组“诗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日本汉诗人对本国国体的高度赞扬及对大和民族独立性、优越性的自信。这些“诗史”大多从远古帝王开始记述，中间叙述王侯将相、各界英才，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如赖山阳《日本乐府》首篇《日出处》赞颂神武天皇定国号“大和”、“日本”，推古天皇致书隋炀帝，力争两国平等地位，其后两句云：“嬴颠刘蹶趁日没，东海一轮依旧出。”(《日》：1上)将中国秦汉以来的王朝更迭频繁与日本天皇家族绵延统治相对比，指出日本国体显胜中国。这还是将“诗史”限制在有史可证的范围内立论，而秋月种树《诗史》首篇《神入窟》、龟谷省轩《咏史乐府》首篇《高千穗》、菊池晚香《瀛史百咏》首篇《瑞穗国》等皆歌咏天照大神，将日本的历史上溯到神话时代。依田学海评《瑞穗国》道：“自地形说起，极典则。”森槐南更说：“开卷令人耸目。”(33)悠久的历史，丰饶的地理，辈出的英雄，使“诗史”一变而为大和民族辉煌壮丽的“史诗”。 “进于经”是日本近代“诗史”创作的终极目标，这并不是说“诗史”等同于经，而是说诗人以经的原则指导写作，读者接受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成为尊皇爱国之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4)读者应接受“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教育，而此至道鸿教就体现在《诗史》所写的日本民族圣君贤相、英雄豪杰的言行中。这种观念导致日本“诗史”不只集中于当代史的书写，还将往代史的吟咏纳入范围，更好地再现大和民族光耀古今的历史进程。在诗、史、经三者关系中，经居于中心位置，决定了“诗史”的内涵、功能和宗旨。与之相比，中国“诗史”的地位不如日本之崇高突出，即使是“诗史”正宗杜诗也享受不到“进于经”的尊荣。日本“诗史”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甚至带有神圣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