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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借井上靖创作依据原典文献还原逆推，不难发现他对西域题材的偏爱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指向的理解，必然无暇使长安清晰化。 关 键 词：井上靖/日本文学/涉外文学/唐都长安/《天平之甍》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留金发[2012]3013)。 作者简介：郭雪妮，女，陕西西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员 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参考书，是在书写长安的场合不可或缺的座右之书”。①如果井上靖的这番热烈表述是事实，那么他的历史小说中长安形象的模糊、空洞难免令人疑窦丛生：1.《天平之甍》中对长安的“绕道而行”难道纯属史料之误？与井上靖憧憬的“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长安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长安—西域”的对峙是否影响了井上靖对长安的书写兴趣？2.作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素材的研究文献应如何化入小说？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其间是否存在着技术转换上的困难？围绕上述问题，以日本汉学界的长安研究为材料，或许可以阐释井上靖文学中长安书写的诸多矛盾性构造。 一、西京、东都纯属史料之误？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在中日文坛上获誉极高，小说开篇以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赴唐为背景，僧人们在风浪里生死未卜，支持他们的便是对遥远唐都的热烈期待：“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一定有许多感想”[1]11。遣唐使们对唐都长安的想象显然更多来自前辈们的经验描述：“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恢复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14 然而，井上靖似乎并不理解僧人们对长安的迫不及待，而是安排他们登岸苏州后辗转至洛阳：“大使广成等到达洛阳，已是次年天平六年，即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四月。从到达苏州后八个月，他们不去长安，只在东都洛阳”[1]14。由热烈期盼到希望骤然落空，四僧的失落便可想而知了：“他们因唐廷留在洛阳，不免大为失望。……在洛阳虽也有同样的接待，但日本使节们总是愿意现身长安舞台上，饱享大唐初夏的阳光”[1]14。这段情节对长安的“绕道而行”是否尊重史实？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说：“如果说之前写《漆胡樽》那类的小说，不依据正史也可以，但《天平之甍》就完全不行。”[2]146据井上靖随笔《〈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章》所述，他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书名、著者以及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了解，所以才会特别指出其所依版本为“宝历十二年东大寺戒坛院刊本”[3]10。另外，安藤更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为《天平之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史料。笔者通过对这批历史文献的还原逆推，并结合域外典籍、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试图揭示井上靖对长安“疏忽”的真相。 据《续日本纪》天平五年闰三月条记载：“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辞见，授节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难波津进发”。[4]114与之对应的中国记载，见《册府元龟》卷9《外臣部》朝贡第四：“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多治比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小说《天平之甍》中关于本次遣唐使的选定、出发时间、登陆地点以及登场人物等与史料几乎完全吻合。“四月初二日晨，广成一行自奈良城启行，向忆良歌中所说的难波津出发。”[1]6“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整整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其他三条，也在八月中先后漂到苏州海岸。”[1]14另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录鉴真年表记：“唐开元21年日本天平5年(公元733年)四月第九次遣唐使出发。荣睿、普照随行。八月到苏州。”[5]121小说中登场的荣睿、普照等人物也多是有据可考的。据《延历僧录》所收《高僧沙门释荣睿传》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②《高僧沙门释普照传》记普照：“唐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只是文献中这些仅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到井上靖笔下变得格外丰满立体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