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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学界不乏对《天平之甍》做近距离剖析者，一心要把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区分开来。井上靖在《〈天平之甍〉的登场人物》一文中，对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做了清晰的解释。但《天平之甍》终究是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史实，完全凭作家本人的取舍与喜好。笔者之所以执著于此，惟欲深入讨论：《天平之甍》中所记第九次遣唐使于长安之先到达洛阳，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虚构？ 推查与《天平之甍》有关的参考文献，首推《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也是目前所见的关于鉴真东渡的最原始材料。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并未记载本次遣唐使直接去洛阳：“日本[国]天平五年，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二十一年也”[5]38。探讨这一问题的史料，还可见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题记：“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经学者考证，此文中“从京发记”之“京”当指长安，因为唐人习惯称呼“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③。更重要的是，遣唐使8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尚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以至于玄宗不得不在新年伊始改驾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廷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而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本次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6]70。 另外，据2004年在西安市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促使这一问题更接近历史真相。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墓志自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普遍同意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请益生。也就是说，井真成是随同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前来长安的，和荣睿、普照等人属于同一批遣唐使。 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当时的场景或许可以还原如下：荣睿、普照等人于8月抵达苏州后，按诏令进入京师长安。然而，这年关中地区久雨致灾，《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是年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酣充奠。己巳，幸东都”。因此玄宗皇帝一直没有机会召见日本使者，致使他们一直滞留在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井真成突然病逝，玄宗皇帝在离开长安以减轻当地饥荒的紧急时刻，还特别下诏追赠他为尚衣奉御，并让官府妥善安排他的后事。据《井真成墓志》记载：“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 矢野建一教授指出，荣睿、普照等遣唐使们大概是在参加毕井真成的葬仪之后，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匆匆赶往洛阳，这与墓志所记载葬礼之日“二月四日”基本相符。他们直到4月才在洛阳朝见玄宗，《册府元龟》有相关进贡的记录：“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4]6”。 如此一来，事实就很明朗了。也就是说，公元733年遣唐使团登岸苏州后，直接奔赴长安，而并非如井上靖《天平之甍》所记直达洛阳。我们不由得追问，如此注重史实的井上靖，何以会犯这种“小错误”？抑或这根本就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其他以长安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纪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天平之甍》第2章，场景转至长安。按说遣唐使们经历海上风浪，到达苏州又辗转于洛阳，如此3年光阴已逝，如今终于到达梦想之都长安，无论如何也想要将眼前长安之街道、建筑、市井、风俗俱陈笔端，然而井上靖给长安的笔墨仅此而已：“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1]34。之后，荣睿、普照旅居长安数年，读者所获得的长安印象，仅是几个汉字符号构成的寺庙名——大安国寺、荷恩寺、崇福寺，至于寺庙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所在街道坊名并无交代，而关于长安都市的生活细节、民俗风情及市井俚俗就更是未曾着一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