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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创作意图在小说《僧行贺的泪》中同样清晰可见。行贺对于僧人仙云到长安始终纠结于心的问题是：“你到底来长安干什么？”[7]498而这恰恰是井上靖对所有遣唐僧人的发问。对这一发问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是：1.在选赴唐朝的日本使节中不仅有官员、僧侣和文书，还有医师、乐师、画师及各行业的工匠，但井上靖关注的似乎只有遣唐僧人群体。2.对遣唐僧这一群体，井上靖思考的重心已经从“到长安”转向了“从长安获取什么”，即遣唐僧人的最终使命，而长安的终极价值仅在于其对日本文化的意义。僧人仙云对这一问题如此回答：“给晁卿(阿倍仲麻吕)上坟来了。”[7]498行贺听了这句话后的反应，井上靖这样写道：“而在行贺看来，仙云和他正要去上坟的仲麻吕一样，也是一个正在丧失故国之心的人”[7]498。显然，这位中国称颂的友好楷模、日本赞赏的成功人士——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井上靖眼里不过是一个“丧失了故国之心”的归化人，而对于同样归化于长安的贵族清河，他也是否定的：“特别是对清河忘掉遣唐大使的职责，为唐朝效力这件事，他和仙云一样打心眼儿里反对”[7]496。 井上靖通过对清河、仲麻吕等唐朝归化人的否定，提醒日本社会反省遣唐使时代的长安记忆有夸大评价的可能，日本人对过去累积的文献典籍中的长安印象的依赖，加速了战后这一幻象的形成。“清河做官也好，仲麻吕留唐朝不归也罢，行贺都未必不能理解。但对牺牲人命派遣遣唐使团，不能不有所怀疑。在行贺看来，这次他们两个人给唐朝做官，似乎是对日本当政者的无声抗议。”[7]496在井上靖看来，作为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唐朝文化尽力传播到日本，为日本的文化、宗教更新服务，否则再怎么用功有名也是无用的。井上靖所赞赏的遣唐使就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文化舍生忘死奉献自我的人。他们到长安的目的就在于像蜜蜂采蜜一样取日本之所需：“我看这个国家，现在已发展到了顶峰……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得到一些可以得到的东西，有多少外国留学生，像蜂儿采蜜一样，在这个国家的两大都城采蜜，我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1]12。 另外，如果从井上靖的创作道路来看，他从战前的现代小说转入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绝非偶然。1945年以后的日本学术界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对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或者传统的东西都是应该予以重新审视的对象，而对中国以及遣唐使时代中日关系的重新思考，对战后日本文化的更新与创造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井上靖对长安的思考，必然是以日本人所属文化的普遍性和中心论为前提，来检验中国影响的有效性。 通过长安这一视角观察井上靖的创作就会发现，他对古典中国、现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抱有清醒的认识。他与沟口雄三指出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日本研究者不同，他具有将中国文化视为“外国”和“他者”的意识；他也与“不顾实际中国的日本中国学者”不同，他对现实中国并不盲目热情，更未将“古典中国视为一个悬置的孤立的文本”⑥来顶礼膜拜。因此与中国学界认为《天平之甍》的重点是写鉴真东渡不同，井上靖更关注的是奔赴长安的日本僧人。他高度赞赏的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奋斗不息的留学僧，展现他们探求真知的韧性和冷静孤傲的日本精神。 概而言之，战后日本文学中涌现了大量涉及长安的文本，其中不乏以“我日本文化的乡愁”、“永远的都”之类的词来形容长安者。但在井上靖看来，长安不过是日本文化与宗教在某一特定时期“采蜜的场所”，是展现日本精神的舞台，这一态度最终导致其作品中的长安，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空洞的历史符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