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提升道德的苏非“完人” 苏非主义照明学派认为，“人只有摆脱世间的物质束缚，灵魂才得以返回自身的故乡——天体世界”，同时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寻求脱离俗世、返回真正故乡之路”(《伊》：56)。在苏非信徒看来，人的灵魂被置于身体“黑暗的窝巢”，与真主间隔着“七屏光明的幔帐”，必须通过虔诚的功修之道，洗涤尘世污浊，达到“完人”的境界以回归真主。(19)苏非主义通过强化伊斯兰教的精神，主张生命的真理、智慧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个体超越一己生命，与宇宙大存在实现交融合一，它否定人在现世的物质欲望，强调修炼“完人”的现世意义，要求苏非修道者以苦行禁欲和精神修炼的方式完成神秘主义的“功修得道”过程，实现与真主的合一。 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在《启示》中谈及完人的特质称：“‘完人’的状态是完美的，他是灿烂的光芒，是一切本质之本质。‘完人’的品级是‘穆罕默德真理’在每一时代的显现。”(20)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不断追寻落日的过程中与不同“他者”相遇、交往，这些不同属性的“他者”帮助艾哈迈德告别了过去熟悉的“自我”。实现了从自我认识到净化灵魂的全过程，最终呼应了小说的核心主旨——“身心合一”、“人主合一”直至“完人”。达到“完人”状态后的艾哈迈德同时兼具感性与理性，并“具有‘真’的一切知识与能力”(21)。 到达大陆最西端的艾哈迈德在再次得到导师的启发后有所感悟：“谁离开了东方便不会再返回，不会再回头，因为他永远朝着日落的方向。造物中有谁见过太阳的光轮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但是，人的太阳一生只升起一次，落下后再不回来!”(《落》：114)此时，经历过三个苏非修炼阶段的艾哈迈德已能平静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那个在很久以前离开家乡的人已飘然逝去，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学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现在的我是变化了的我，与过去融合为一体，同时又与之分离，分得远远的，非常远。”(《落》：161)在这个无法确定空间的时间里，他感觉到自己的物质存在已消失，一种液体在流动，他已不同于过去的自己。一切都成为非存在，只有许许多多接连不断的幻影，完全与由醒入睡的过程一样。这一切都意味着艾哈迈德终于到达了可以无需肉眼、仅凭内心感知的苏非功修的“完人”境界。 此外，《落日的呼唤》的众多“他者”形象中，摩洛哥书记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黑塔尼悉心安排了同姓(本·阿卜杜拉)但不同名(书记官：杰马勒；旅行者：艾哈迈德)的两个人物形成一动一静的鲜明对比，与原地苦思冥想的书记官有所不同，艾哈迈德代表的是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的功修者形象，他顺从了冥冥中的呼唤声，经历了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徒步修行。在苏非的召唤下，艾哈迈德的旅程一路延续，最初的“自我”属性越来越模糊，只有在记忆中、梦境中还依稀留下痕迹。直至阿拉伯世界的西部尽头，艾哈迈德遇到了与小说作者黑塔尼姓名相同(22)的书记官杰马勒·本·阿卜杜拉。苏非之道的涵义和奥妙就在于，功修本身兼顾了外部躯体与内部心灵的双重范畴，是“知与行的完美结合”(23)，功修者可深入苦行、远离尘世，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来获取真知，同时也可幽居冥想、禁欲自省，进而完成道德的升华与心灵的净化。无论功修者践行的是哪种方式，都有机会获得苏非之道的状态和阶段的提升。小说中拥有不同身份经历的书记官和旅行者分别象征着每个人的“身体”与“灵魂”两部分，通过不同的功修最终在跨越时间、空间的层面有机地糅合为一体。而两者最终的相遇意味着经历功修之后身体与灵魂更完美的结合，也正体现了苏非象征中的功修提升后的“自我”——“完人”，即“净化的灵魂”。 黑塔尼在整体考察了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遗产后，将《落日的呼唤》的创作基调定在苏非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号召人们向苏非功修的最高属性“完人”看齐。伊斯兰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建立在宗教价值体系上，20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剧烈冲突，伊斯兰宗教观也因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残酷的现实背景下，包括杰马勒·黑塔尼在内的多位一流阿拉伯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借助苏非主义哲学来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将之视为帮助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积极途径。他们“或青睐于苏非神秘主义所验证的辩证法，或视苏非为伊斯兰精神的代表，或视其为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来弘扬，或以苏非的观念和灵修体验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进行创新”(《阿》：5)，致力于构建阿拉伯民族现代文学。黑塔尼试图借助神秘话语的书写，改变阿拉伯现代小说对历史话语的传统附庸地位，挑战历史书写对阿拉伯传统文化单一的记录模式，并站在现当代腐朽衰落的阿拉伯社会的对立面，提出了复兴传统文化的民族呼声。 黑塔尼将阿拉伯民族实现现代化振兴的出路归结为四个要点，“第一，自我批评与反省的动机和推动力来自内部力量；第二，埃及乃至所有阿拉伯国家必须主动地对伊斯兰信仰重新进行建设性的阐析；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要不断审视自我发展的过程和方向；第四，在人类跨文明对话的交往中，全方位沟通，提高伊斯兰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适应能力”(24)。不难发现，黑塔尼主张的苏非式处世理念在本质上与他对民族前景的构想具有高度一致性：现代化振兴出路的前两点恰恰符合苏非精神关于克己苦修、从个人内心历练出发的功修核心。苏非信徒因主之爱相信返本还源，他们懂得只有大胆弃世，才能从既定的现实中抽离，更清醒地审视世界，而这也正是现代阿拉伯人需要反思和自省的。此外，对苏非教徒而言，真主是唯一的方向，因此西行便是生命的升华，也是近主的方向。从被迫跟随西方现代化的潮流转变为自主学习西方优势，是作者设想埃及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 身为“60年代辈作家群”的佼佼者，黑塔尼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清醒地意识到，“要建立强大的现代阿拉伯国家，必须发挥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遗产继往开来的积极作用”，“我个人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身所具备的阿拉伯遗产因素，那是一些潜藏在我们日常行为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同的因素加深了我对民族遗产的感受，其中包括我自幼生长的古老街区环境，历史的痕迹依然在那里鲜活地延续着”(25)。正是受到了苏非主义关于“完人”与“灵魂返回家乡”等观念的启发，黑塔尼认为“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企图寻找笔直的捷径实现目标，人们疲于奔命，世界成为了快速流动并消逝的背景。苏非主义要求人们摆脱这种生活方式，追求真正的自由，不受任何束缚，也无惧时间流逝”(26)。黑塔尼曾多次公开表示，他的小说受阿拉伯传统文化遗产影响，致力于发掘苏非主义的精神内涵，在“冥冥中的呼唤声”中最终走向物我两忘的永恒轮回。(27)通过小说的表层故事，黑塔尼消解了信仰的精神追求与世俗的欲望枷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以虚化人为的欲望、建构想象的旅行为线索，向读者传递出苏非哲学对现世纷扰的抵抗策略，而这正体现了作者渴望超脱世俗羁绊，不受缚于任何世俗权力的创作决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