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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小说《西岸上的宣礼》是伊朗现代小说史上的名篇，历来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篇章。本文在“爱国主义主题”这一传统认识之外，进一步论证小说的深层主题在于揭示西方化将会给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带来深重灾难，表达了伊朗人民对坚守自己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坚强信念。本文还揭示了小说对当前国际局势的预言性质。 关键词：东方/西方伊斯兰/宣礼/坚守 一 《西岸上的宣礼》(azān-e-maghreb)是伊朗现代作家萨义德·纳非西(1895—1966)的一篇短篇小说，全文不过区区五六千字，却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历来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篇章。笔者在大学时代就曾读过，当时从中体会到的是伊朗民族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也是波斯语文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不安的今天重读这篇小说，笔者对小说的思想内涵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西岸上的宣礼》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里海西岸的达尔班德这座小城原是伊朗的领土。1828年，伊俄第二次战争中伊朗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土库曼查依条约》，伊朗高加索以北大片土地(达尔班德就在其中)被迫割让给了沙俄。从此，达尔班德脱离了伊斯兰文明，成为西方文明中的一员，伊斯兰教中呼唤穆斯林做礼拜的宣礼声再也没有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响起。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着一个名叫阿里伽里的老鞋匠，阿里伽里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在青年时代因探望亲戚，曾到过伊朗东阿塞拜疆省会大不里士，在那里他听到了宣礼声，这赋予人以精神和灵魂启迪的上天的歌吟使阿里伽里感到强烈的震撼。从此，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在达尔班德再次听到这动人心魂的宣礼声。阿里伽里的愿望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实现了，达尔班德大汗清真寺的上空终于响起了阿里伽里用一生来期待的动人心魂的宣礼声，这宣礼声护送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 对宣礼声的期待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吗？若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支撑着阿里伽里，他大可以在明确意识到来日不多的情况下，落叶归根回到伊朗这片父辈们的土地去听宣礼声，在那里他可以尽情地听。为什么他如此执著地一定要在达尔班德而不是在伊朗本土听到宣礼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西岸上的宣礼》创作于1924年。这是伊朗现代史上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代。与中国近代史相仿，由于国力的衰落，伊朗这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雄踞西亚的强国从19世纪开始逐渐成为英俄等西方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凯加王朝的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年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大臣的支持下，决心“师夷之长补己之短”，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类似中国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由此，伊朗迈出了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立宪运动，在1906年10月成立了第一届议会，12月颁布了宪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国王权力受议会制约，宗教领袖五人委员会具有监督权力。由此，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推行民主宪政的国家。但是，国王不甘心权力旁落，在沙俄支持下，于1908年6月发动政变，血洗议会。立宪革命军与国王军队誓死奋战，其间虽有多次胜利，还在1909年11月成立了第二届议会，但是，在沙俄军事干涉下，伊朗立宪革命在1911年12月以失败而告终，国王重新掌握国家大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伊朗国王政府军与英军联手镇压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名叫礼萨·汗·巴列维的伊朗军官成为风云人物。礼萨·汗时任伊朗哥萨克师的上校军官，1921年2月21日，礼萨·汗率领自己的部下开进德黑兰，兵不血刃地控制了首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伊朗国王成为傀儡。1923年，国王被迫任命礼萨·汗为首相兼国防军总司令，颁布完任命书国王就到欧洲“旅游”去了，当然是一去不返。1925年，礼萨·汗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一代国王，被称为礼萨王(1925—1941年在位)。 1923年，在短短两三年内由一个中级军官飞黄腾达到顶峰的礼萨·汗并没有急于登上国王的宝座，而是提出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建立共和国，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引起全社会普遍且激烈的反西方情绪，宗教领袖们的反对尤其坚决，民意倾向是实行立宪运动时期的君主立宪制。于是，礼萨·汗几乎是被民意“请”上了国王宝座，实行的却是国王掌握国家大权、政府内阁和议会成为国王傀儡的极具特色的君主“立宪”制，走的正是民意反对的全盘西化的道路。 总之，1923—1925年的伊朗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礼萨·汗提出的国家体制设想成为伊朗宗教阶层和文化阶层议论和关注的焦点。这就是《西岸上的宣礼》这篇小说写作时的时代背景。 小说作者萨义德·纳非西在伊朗以学者身份著称，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著、述、译近百卷，① 可谓著作等身，属于伊朗社会的精英分子，《西岸上的宣礼》也一直被视为经典名篇，因此纳非西的思想和观点在伊朗社会精英群体中具有代表性。 《西岸上的宣礼》全文贯穿着浓厚的东西方分类意识：在作者笔下，里海西岸上那些“新建的欧式风格的城市似乎与东方的太阳和阿贝斯空湛蓝的海平面没有什么关联”，② 阿贝斯空是伊朗里海东岸的一个小岛，现已被海水淹没。长久以来，达尔班德“时而沉浸在欢乐中，时而又陷在忧伤中，犹如花容月貌的处子，将自己小巧宜人、多姿多彩的风情和东方式的彩色建筑在宁静的天空和东方金色的阳光下铺展。这座高加索小城，在东方金刚石般的天空下，在二千年的历史中，风姿绰约”；而且那里的山麓“其景色将东方天空的宏伟和伊朗太阳的威严展露无遗”；在作者眼中，“煤炭的浓烟和石油气味”是“西方文明愁眉苦脸、愁眉难展的象征”；“自从伊朗人丢掉这个城市……达尔班德再也享受不到东方土地上抚慰灵魂的生活魅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忧伤。如果直到现在她都还没有丢掉自己迷人的微笑，只是因为她依照自己东方的性情，不愿让自己的脸庞因忧伤的痕迹而布满悲伤”；“达尔班德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东方的生活方式”。纳非西没有严谨地把俄国划归为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不一样的东正教文明，而是笼统地把俄国视为西方国家，因为俄国属欧洲，欧洲即是西方，这也是东方国家对俄国的普遍认识。达尔班德承载了伊朗与俄国的历史仇怨，但作者在小说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俄国，达尔班德是被“西方”强占的。由此，小说把伊朗与俄国的历史仇怨上升为整个东方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仇怨，浓缩出一部19世纪在西方列强的武力淫威下东方各文明古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世界近代史。对这种历史仇民族恨的渲染也是小说的重心之一。“他(阿里伽里)父亲对他说过，达尔班德新的统治者，当这片土地从伊朗分离之时，对他两个年轻的叔叔都做了些什么。他母亲在他的摇篮边，每当想起自己的父兄，就落泪。这泪珠在他的摇篮边化为蒸汽，而这蒸汽的粒子渗透进了他的胸膛，并将一种特殊的仇恨也随同一起输送进了他的内心，并在那里盘踞下来。”除了这一整段外，小说全文在字里行间也弥漫着这种历史仇民族恨，这是任何一个饱受欺侮的个人和民族都不会轻易排解的心理郁结。“西方为施害者、伊斯兰为受害者的文明间格局并没有因为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而终结。”③ 这种东西方的历史仇怨沉淀为受迫害的东方民族对霸权主义的西方世界普遍的内在的对立情绪，使霸权与反霸权成为西方与东方在20世纪产生对立冲突的主旋律。 尽管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的作者心中萦绕着深深的民族仇恨，并在行文中也充分表达了出来，但是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种民族仇恨对伊朗何去何从的选择没有任何帮助，指明不了任何方向，因为仇视对方否定不了对方的“先进”和“强大”，不能成为不走对方之路的必然理由。因此纳非西写作该小说的主要动机并不在于宣泄这种历史仇怨，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尽管也是小说主题之一，但并非核心主题。强烈的东西方分类意识虽然承载着东西方的历史仇怨，但在纳非西那里，强化的却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性质，揭示的是西方文明的弊端。也就是说，纳非西是站在精英分子的高度来审视东西方文明，而非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普通百姓式的历史仇怨的宣泄上。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里海岸边，灿烂的阳光，明亮的天空，滋养着诗意盎然的大自然。金色的阳光，在这片大海的西岸，尤其绚丽，而气候的舒适与阳光的明媚也和谐相生。”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处于伊朗高原厄尔布士山北麓。高耸的厄尔布士山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里海温暖湿润的空气南下，使雨水格外眷顾北部里海沿岸这片土地，而伊朗厄尔布士山以南的地区则干旱少雨，多沙漠和盐碱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农业。丰沛的降水，灿烂的阳光，使得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伊朗农牧业集中的地区。可以说，纳非西选择了一个最具典型性的环境，最具东方传统农业社会原生态特征的地方。这里，没有现代化带来的空气污染，天空澄净，阳光明媚，一切自然因素和谐相生。作者一开始就把东方传统文明中和谐安宁的特征渲染了出来，而这种特征在里海西岸“尤其”突出。文中的“尤其”一词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里海西岸原本的东方特征陡然拔高，凸显了出来，为小说后面表现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埋下伏笔。在小说中，纳非西把一切美好的词都给了东方，东方的太阳是金色的，东方的天空是明亮的，东方的山麓是清新富饶的，东方是和谐安宁的，东方是古老的。那么西方呢？西方是煤炭的浓烟和石油的气味，西方是工厂和喧嚣，西方是新式和现代化。达尔班德是在19世纪上半叶割让出去的，然而，“这个不忠诚的城市，如同折磨人的情人，尽管同自己的恋人斩断了海誓山盟，依然没有失去一点自己的伊朗风情，只是在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了一份自己悠久的美貌和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最近这个世纪”这个词，也就是说达尔班德是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才渐渐失去了“自己悠久的美貌”，原本清新富饶、和谐安宁的达尔班德变得新式和现代化，充满了煤炭的浓烟和石油的气味，充满了喧嚣。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绞尽脑汁地论证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自有其目的。亨氏强有力的诡辩能力很容易让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从而认同他的观点。大概亨氏的话符合了中国现状的利益，国内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④ 从理论上来说，亨氏的观点是成立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确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亨氏所罗列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并没有造成自身文化异化的例子⑤ 与现当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历史上，不论是中华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还是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或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上的主动吸收，没有任何经济强势胁迫下的强加。主动的吸收可以做到汲取精华，弃其与自身文明不相适合的因素。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西方经济强势胁迫下的文化强加，是被动的吸收。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1941—1979在位)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⑥ 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笔者衷心希望非西方国家能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但若真能完全做到，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又该如何重新阐释？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 因此，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纳非西作为伊朗社会的精英分子，在小说中明确揭示了现代化(西方化)不仅带来东方社会外在面貌的改变，破坏东方社会原有的和谐安宁，而且还必然令东方国家失去“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这才是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的核心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