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生态批评”理论作一个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普里什文可以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先驱之一。 “生态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生态文学”在20世纪中期才成气候，而“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概念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确立。美国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将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人参》、《灰猫头鹰》等与《寂静的春天》作一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自然的具体方式提出激烈抨击，但其作品包含的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却是显在的。普里什文晚年的《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预言家式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这部在他死后才面世的遗作，亦比《寂静的春天》早问世了近十年。作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森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于自然的思考也具有某种预言性质。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0世纪中期的苏联社会。 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活动家。他的作品《鹤乡》就记录下他的一段环保努力。在那片“鹤的故乡”，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的生活，这一抉择在普里什文处也曾是难题。从那些笔记中不难看出，普里什文起初对于排干沼泽持支持态度，因为这能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便利。但是，在他发现这里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古老的藻类“克劳多弗拉”之后，他改变看法，认为应该保持原有生态。为此，他在1928年7月8日的《消息报》上发表题为《Claudophora sauteri: 论自然保护事宜》的文章，呼吁保护濒危藻类。为此，普里什文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误解：领导层认为他作为一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当地百姓认为他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替湖水说情”（指他想留住打猎的地方），同时也“为了让上面来的各级委员能继续在湖里打野鸭”。他曾遭到当地农民威胁，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不禁让普里什文感叹：“我为克劳多弗拉水藻而奔波的全部旅程，如同堂吉诃德的旅行。”不过，普里什文的努力最终有了结果，几年之后，普里什文又以相同的题目在《消息报》发文（1934年11月11日），通报那片沼泽终于被划为保护区。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普里什文于1947年被推举为全俄保护自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 普里什文在担任该协会主席后发表的《保护自然》一文，是其环保观和生态观的集中体现。他站在自然的立场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我们的大自然中充满为存在而展开的斗争，要与死亡天使斗争，与病菌、细菌和各种病毒斗争，与长翅膀的、四条腿的和两条腿的敌人斗争。我们的大自然充满敌人，可这些人却在因为‘保护自然’这几个字眼而欣喜。显而易见，这个对人充满敌意的自然，与那个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概念。当部长议会开始谈到自然保护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都会理解为，这个自然就是苏联经济的原材料，就是某种地质宝藏，就是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人们要为文明的花园和公园取代野生的自然而哭泣，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此刻谈的是另一种哭泣：我们要哭泣的，就是人自身对于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之丰富性的非文明态度。”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除了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一般观点之外，普里什文的另外两个思想也很独特、超前：其一是城市（指莫斯科）之“自然”的保护；其二是保护自然事业自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普里什文进而指出：“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孩子们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莫斯科，自然保护的首要对象，应该就是儿童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们应该对自然保护事业持一种特殊观点。在我们这里的条件下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各种外在的财富，而且还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这样一些财富。在我们的自然保护事业中，我们将把这一理想的自然理解为确保我们后代心灵健康的一个健康前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组织相应的自然保护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将其推上首位的并非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教育学家，是那些能够把青年引向自然保护事业的享有威望的组织者。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应该转向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州的每所中小学里都应该建起自然保护小组，每个区都应该成立分会，让我们的青年人开展广泛的自主活动，他们最终不仅一定能让歌唱的鸟儿飞回莫斯科，而且或许能把这座故乡城变成一座大花园。这样一来，自然与人、树木与城市之间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斗争也将以和平而告结束。” 普里什文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但在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他无疑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