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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出现。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西方、反世俗、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重建伊斯兰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20世纪末期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这股思潮的内部派别林立，十分庞杂，当前国际上对这股思潮的称谓并不统一，有“伊斯兰激进主义”、“伊斯兰保守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政治行动主义”等多种称呼。当前的这股伊斯兰思潮的确具有强烈激进色彩，但其激进之处也正是其保守之处，既主张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又对伊斯兰教进行了许多现代阐释，就“政治行动主义”而言，既有主张采取暴力手段的极端组织，也有主张非暴力手段的温和派别，因此笔者认为“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的称谓更全面一些。 面对西方的强大和伊斯兰国家的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世俗主义者们掀起了全面向西方学习、效法西方的现代化方向的热潮，这股思潮成为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潮。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和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寻求复兴伊斯兰之路。因此，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世俗主义者们的改革主义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在20世纪前半期力量较弱，但在20世纪后半期则发展迅猛，对世俗主义产生了强烈冲击。伊朗和埃及的宗教学者和思想家们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领路人。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伊朗的夏里亚提。 阿里•夏里亚提（1933—1977）是伊朗现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宗教学者和理论家，他继承了他的前辈宗教学者阿富汗尼的思想，主张用以现代视野重新阐释的伊斯兰精神来治理社会。面对伊朗新一代青年对西方文化的热切向往，夏里亚提并未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本身进行过多指责，而是认识到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容易接受现代新价值观而往往不问这种新价值观的属性如何，他们不是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而是对对自己文化的陈旧保守的解释感到厌倦。夏里亚提认识到只有给伊斯兰传统以新的阐释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生活在现代条件下的青年人的认同。因此，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夏里亚提力求以一种现代的视角去重新阐释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使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焕发出新的精神。夏里亚提的重新释义对沟通伊斯兰原初教旨与伊斯兰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伊斯兰的现代复兴提供了理论保障。在用新方法阐释伊斯兰教的同时，夏里亚提也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因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宗教，是一种先进的革命理论，融宗教与政治为一体，适用于现代社会，伊斯兰世界只有用伊斯兰教来武装自己，才能复兴和强大。夏里亚提认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思想的殖民化，而西方经济模式的输入其根本意图正是在使穆斯林们的思想逐渐殖民化，从而使整个伊斯兰文化发生异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夏里亚提认为，巴列维国王实行的所谓现代化实质上就是抛弃伊斯兰根本精神的西化，使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伊朗文化发生异化，在广大青年当中制造文化认同危机，因此必须推翻巴列维政府，重建伊斯兰秩序。上世纪60、70年代，夏里亚提的思想在伊朗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不仅为伊朗民众逐渐接受，而且赢得了伊朗知识界上层的青睐，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都与夏里亚提有深交。夏里亚提被巴列维政府视为大敌，1977年6月，夏里亚提被迫流亡英国伦敦，6月19日突然死亡。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致死，人们猜测是被巴列维国王的情报机构“萨瓦克”特务所害。夏里亚提的突然死亡更加激起了伊朗广大群众对巴列维政府的痛恨和对伊斯兰精神的归依之情。 伊朗是一个以十叶派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十叶派内部的教职等级制使其宗教阶层组织严密，其最高精神领袖被视为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在宗教阶层内部具有绝对权威，在民众中间具有强大号召力。另一方面，伊朗的宗教阶层拥有自己的庞大地产，经济上不依靠政府资助，从而在经济上不受制于政府。因此，伊朗的宗教阶层力量格外强大，常常影响伊朗的政局。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政策由于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触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遭到宗教阶层的激烈反对。而巴列维国王始终不能妥善解决与宗教阶层的矛盾，只是一味地采取强权压制政策，使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场斗争中，宗教领袖霍梅尼（1902—1988）走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 霍梅尼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吸收了阿富汗尼和夏里亚提的“用以现代视野重新阐释的伊斯兰精神来治理社会”的思想，但他比阿富汗尼和夏里亚提更深一步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用伊斯兰教作为执政工具的伊斯兰政府的保证，要用伊斯兰教来治理社会只是空谈，因此霍梅尼的思想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早在1941年撰写的《揭露秘密》一书中，霍梅尼在强烈抨击伊朗现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弊端的同时，就提出了建立以《古兰经》的原初教旨为指导原则的伊斯兰国家的设想。在他后来的《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政府》、《伊斯兰教与革命》等著名著作中，更是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理论，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领导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掀起了现代伊斯兰复兴的高潮。 伊朗有着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普通民众（主要包括农民、城市平民和小商人）的思想意识始终处在宗教的有效控制之下。尽管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使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道德失范，普通民众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因此，当宗教领袖们将伊朗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时，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地响应宗教领袖的号召，站起来反对巴列维政府。 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另一个能够影响伊朗政局和能够掌握民众思想的重要阶层。著名的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又译作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作出了十分精辟论述，他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 詹姆森更多的是从文本的角度去阐释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性”的。对于伊朗知识分子来说其“政治性”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中。因为政治参与寄托了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振兴的梦想，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选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但忧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总是不屈不挠地行进在寻找民族振兴之路上。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早在立宪运动中就起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曾力图使伊朗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几经挫折之后，最终失败。巴列维国王的全面西化政策，使伊朗知识分子阶层遭受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重创——伊朗传统文化的沦丧。倘若说前两次打击尚可谓是政治信仰上的打击，而这次却是对知识分子赖以生存和自豪的文化精神支柱的打击。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面对全面西化带来的伊朗文化异化和社会道德失范，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时，霍梅尼和夏里亚提的“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的思想正好契合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探索，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伊斯兰本身，开始重新审视伊斯兰，并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的思想。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的思想转变，颇能代表伊朗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阿勒•阿赫玛德先是信仰社会主义，是人民党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虽然退出人民党，但在退党之后的若干年内思想上仍倾向左翼。在这时期，阿勒•阿赫玛德在思想上是鄙视和嘲讽宗教愚昧的，这在他的小说集《走亲访友》（1946年）《我们的苦难》（1947）《三弦琴》（1949）中有突出反映。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阿勒•阿赫玛德曾一度转向存在主义。从50年代后期起，阿勒•阿赫玛德转向对传统进行探索，重新认识到宗教的力量，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西化瘟疫》（1962）中，在深刻剖析伊朗文化发生异化的根源的同时，阿勒•阿赫玛德明确认识到宗教阶层能够在抵制和消除西化瘟疫中起重要作用。1964年，阿勒•阿赫玛德拜访了宗教领袖霍梅尼，1966年又结识了夏里亚提，并与夏里亚提成为好友。1966年出版的朝觐游记《戒关微尘》显示出阿勒•阿赫玛德已经完成了思想上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在其十分重要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1965年完成，1966年部分章节发表，1977年全书出版）中，阿勒•阿赫玛德更是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的发展，并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9年9月8日，阿勒•阿赫玛德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克”特务所害。阿勒•阿赫玛德的突然去世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敌对情绪。1977年，在伊斯兰革命的前夜，阿勒•阿赫玛德主张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出版，对知识分子阶层在伊斯兰革命中站在宗教阶层一边起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最理性的阶层，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背叛”，意味着巴列维政府已经彻底失掉民心，焉有不亡之理。 1979年1月31日，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要求推翻巴列维专制政权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巴列维国王感到大势已去，弃国出走。2月10日，霍梅尼回到伊朗。3月31日，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