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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堪称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但中国学界对这样一位著述颇丰的日本文学专家却介绍不多。叶渭渠先生曾在《扶桑掇琐》①一书中以一篇小文《唐纳德·金与我》记述了自己与唐纳德·金的交往，而唐纳德·金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尚无人译介。在其学术成果中，不乏重要的批评和研究。《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Five Modern Japanese Novelist)就是其中一部针对日本小说的批评著作。 一 唐纳德·金对日本小说的批评，是结合自身生命体验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解读。与那些仅凭文字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同，唐纳德·金与五位作家都有过一定的往来。这种往来，渗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1953年，当唐纳德·金首次去日本学习日本文学之时，他做出了与其他外国留学生不同的选择。当时绝大部分赴日学习日本文学的留学生都会选择东京，而唐纳德·金却选择了京都，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谷崎润一郎长住京都。他之所以对谷崎润一郎如此感兴趣，除谷崎润一郎作品的魅力使然之外，还有其它两个原因。其一，唐纳德·金在见到谷崎润一郎之前，曾经收到过大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所赠的《细雪》，而这部著作恰恰是谷崎润一郎亲手赠给阿瑟·韦利的。其二，来日本之前，唐纳德·金在一本介绍日本文学的书里面，引用过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当中，当时只有谷崎润一郎还健在。这些现实的际遇加上谷崎作品自身的魅力，促成了这位美国留学生的兴趣。 唐纳德·金是幸运的，他在当时的中央公论社社长屿中鹏二(Shimanaka Hoji)的帮助下，得到了拜访谷崎润一郎的机会。也正是这位屿中鹏二，帮助唐纳德·金认识了多位日本作家。当得知自己马上就能拜访谷崎润一郎之后，唐纳德·金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事儿了。”[1](p.3)在谷崎润一郎幽静而又弥漫着音乐声中的家里，唐纳德·金见到了身穿和服的谷崎。在常人看来，日本人穿和服是再普通不过了，因为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装。但为什么唐纳德·金在此特别强调这一印象，并称自己每次见到谷崎润一郎时，谷崎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和服呢?实际上，这既是唐纳德·金对谷崎润一郎的现实印象，也是一种书写策略。凡读过谷崎润一郎作品的读者，都会感受到日本传统文化深深的烙印。当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在狂热追逐西方文化情趣之时，谷崎润一郎却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和日本。早在唐纳德·金见到谷崎润一郎之前的1923年(当时关东发生了大地震)左右，谷崎迁居关西，“不知不觉间被古都奈良和京都之美所征服。……他从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反思，逐渐地重新认识东方的传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产生在这一时期”[2](p.181)。唐纳德·金与谷崎的交往，便发生在谷崎思想和创作向日本文化回归这一时期。作为日本传统文化象征的和服，此时出现在唐纳德·金笔下，其实是对谷崎这样一位大作家所具有的不俗风度的强调。 另外，唐纳德·金还颇费笔墨地刻画了一个深受日本民众爱戴的谷崎润一郎的形象。据唐纳德·金记述，有一次，当他与谷崎共进晚餐时，发现餐桌上有一条非常棒的鲷鱼，鱼的鼻子上还有一个鼓起的包。有人告诉他，这条鱼像是在鸣门的漩涡中游弋过，鱼鼻子上面那个鼓包很可能是在漩涡中得来的。这么名贵的海鱼是来自哪里呢?唐纳德·金后来得知，这是谷崎的一个仰慕者送给他的。每当谷崎从京都到外地过冬时，他的追随者们便联合起来，在列车上专设一个供给谷崎润一郎食物的座位，有人在京都站给这个座位放上食物，另有人到站后把这些食物卸下来给谷崎。由此可见，唐纳德·金笔下的谷崎润一郎，不仅是依靠作品的魅力让自己着迷的日本作家，还是唐纳德·金亲眼所见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化身，也是他亲身感知的日本民众的拥戴对象。不妨用一个公式来提炼唐纳德·金笔下构成谷崎润一郎形象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作品魅力→传统文化化身→民众拥戴对象。该公式反之亦成立，即：民众拥戴对象→传统文化化身→作品魅力。这一公式中三要素之间之所以能发生联系，并且被有机地结合在唐纳德笔下，其关键即在于唐纳德·金与谷崎润一郎的现实交往。 与其他作家相比，三岛由纪夫生前与唐纳德·金的交往最多。证据之一便是三岛由纪夫的书信。1956年11月1日，三岛由纪夫在一封致川端康成的信中写到：“恭贺《雪国》和《千鹤》在国外出版。我觉得美国人根本不糊涂，该理解的地方都能够理解。相反，倒是欧洲人的头脑比较僵化，对日本文学缺乏柔软的理解力。……说是赫克特·布雷斯出版公司就要出版唐纳德·金翻译的《太阳的季节》……”[3](pp.84～85)再如，1957年7月29日，三岛在美国写的信中提到：“本月三十一日，唐纳德·金氏将从这里出发前往日本。他这么一走，我不免感到心中无底，却又无可奈何。连日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对我确实非常关切地予以关照。当在宴会上用英语会话感到疲劳时，便与金氏公开用日语议论同桌人的不是，接着便是大笑不止，真是痛快极了。在纽约，要想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据金氏说，即便路边躺着一头白色的河马，纽约人也是不会因此而惊奇的。诸如此类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枯燥无味的名人，我就见了不少。”[3](p.92)1959年2月5日，三岛在致川端的信中写道：“听说，在美国，金君翻译的《近代能乐集》至今只卖了70册!与此相反，吴艾札比氏翻译的《假面自白》却已售出将近五千册。即便在美国，戏剧终究也是没有市场啊。”[3](p.109)1970年，三岛在切腹之前还给唐纳德金去信，信中向他交代遗稿安排等事情。佐伯彰一曾经在与川端香男里的对谈录中披露说：“称之为一九七0年的安保斗争和首都决战，社会上的气氛也是躁动不安。中国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巨大动荡，日本的大学纷争也是不可收拾。当时，唐纳德·金对我说，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仍然精神饱满的，只有三岛君了。”[3](p.198)在别人的评价中，也可窥见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赞赏之情。 唐纳德·金第一次见到安部公房，是在1964年的美国，当时安部公房的小说《砂女》被拍成了电影，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当时安部公房跟随导演一行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访问。唐纳德·金邀请他们三人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之后，当唐纳德·金首次访问苏联时，安部公房把译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他。唐纳德·金没有通过电话联系上她，而是找到了她家的公寓。对于这一段经历，唐纳德·金做了生动的描述。当时他按了两次门铃，都没人来开门。正当他撕下一张纸，并在纸上开始用日语留言的时候。译者的丈夫通过门上的窥孔看到了他，唐纳德·金所写的日语告诉他：这人并非来自警察局。就这样，唐纳德·金与这位译者成了好朋友，从她那里，唐纳德·金对苏联了解到了很多。当唐纳德·金翻译出版了安部公房的剧作《朋友》之后，他寄了一本给她。为了使她免于迫害，唐纳德·金只用了她的首字母。对于安部公房，唐纳德·金有这样一段文字：“每当我看到那些象征着我们友谊的文件时，我为我的名字与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虽然自豪但却感到悲伤，因为我失去了他这样一位怪异而精彩的朋友。”[1](p.3)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怀念之情，便来自于唐纳德·金的这种浓郁的友人体验。 唐纳德·金还记录了同司马辽太郎的交往。司马辽太郎也是山片蟠桃奖的倡议人之一。1982年，唐纳德·金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人。根据唐纳德·金回忆，虽然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被选中，但是她感觉此奖的获得跟司马辽太郎的美意有关。唐纳德·金之所以成为朝日新闻社的特邀编辑，与司马辽太郎的推荐不无关系。在一次讨论会上，喝了点酒的司马辽太郎对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说：“在明治时代，朝日新闻并没那么好，但自从聘用了夏目漱石之后，就一举成名了。对于现在的朝日新闻社来说，雇用唐纳德·金是它成为一份好报纸的唯一出路。” 在唐纳德·金看来，这些日本小说家已经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的知心朋友。同他们交往的点点滴滴，都进入到了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界。当解读的对象由原本陌生的、纯粹的“小说家”、“小说”而变为熟悉的、极具生活气息的朋友、源自现实生活的文字，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家便具有了一般人无法超越的“真实”，而他笔下的日本小说也被涂上了一定程度的传记色彩。因此，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家，远非被脸谱化或者定论化的普通作家，而是渗透着作者细腻感知的血肉之躯，而源自这些人手中的作品，则成为唐纳德·金观照他们现实生活、深入他们内心的一面面镜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