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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与体悟——论唐纳德·金的日本小说批评(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冯新华 参加讨论

    三
    在对日本小说的批评中,唐纳德·金不肯将笔墨花费在对故事情节的转述中,而是进入到作品的更深层次来进行解读。关于这一点,徐岱曾给出了另一种阐释:解说依赖于知识,而解读取决于智慧,前者虽然是后者的基础,但从知识到智慧却是一种质的变化,需要批评家付出不同一般的精神活动。这种创造性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真正的批评意识正是在解读中呈现。[5](p.249)
    着眼于作者错综复杂的思想经历,是唐纳德·金解读作品的立足点。在纵向考察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历程时,唐纳德·金认为谷崎的思想经历了一番波折。小说《各有所爱》标志着谷崎润一郎从一个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转向充分信任日本遗产价值。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回归代表了谷崎润一郎自己向日本的“回归”,小说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正是以谷崎润一郎自己的生活为原型的。只不过,小说描写的预言性胜过了自传性。即“从一个‘恶魔主义’的流行作家到日本传统文化价值最重要的发言人,这一转变通过《各有所爱》中流露出的‘回归日本’倾向已经有所预兆。小说中的斯波被他岳父的生活方式惊醒并发生兴趣”[1](p.15)。唐纳德·金指出,谷崎的这一转变在本质上与许多四十来岁日本中年人的相似经历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体会到坐在榻榻米上与友人共饮日本清酒的舒适,或者当他们品尝日本食物时感受到的美味,甚或去欣赏一首优美的日本抒情诗时,都会促使他们发生以上转变。在唐纳德·金笔下,这种向日本传统回归的趋势,甚至影响到了谷崎对中国境况的看法。1926年,当他参观上海时,他抱怨整个城市已经被外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太多。需要指出的是,除关注谷崎的思想倾向之外,唐纳德·金对谷崎的作品最看重的,却是他对待写作的基本态度。唐纳德·金这样总结谷崎的创作:
    或许,最能把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与二十世纪其他日本小说家的创作区分开来的,则是他沉浸于写作本身这一事实。他的作品不是忏悔,也没有鼓吹什么哲学、伦理或者政治。但它们却是作者娴熟文风打磨而成的一流工艺品。没有人会到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去寻找引领生活的智慧,也没有人想通过他的作品洞悉现代社会的罪恶。但即使在谷崎润一郎那些最奇特的描写人类永恒命题的作品里面,读者都会寻找到属于文学的特殊乐趣。从这方面来说,没有哪位作家能比得上谷崎润一郎。[1](p.21)
    关注日本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与作品主题,是唐纳德·金进行日本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例如,他认为川端康成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作家,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就作品类型而言,川端康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没有历史虚构类的作品,这对他这样一个十分热爱日本传统的作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而谷崎润一郎、司马辽太郎等人则都有历史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对比更让唐纳德·金感到惊讶。就作品风格来说,唐纳德·金认为川端是一个多面手,他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树立不同的写作风格,这些风格使川端既是“美与悲哀”的倡导者,又是日本第一部先锋电影的脚本创作者;既是日本传统的保有者,又是突破窠臼的探索者。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因素让川端康成的作品充满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他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也使他有资本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文本细读而言,唐纳德·金认为:川端独特的生命体验影响到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在日本现代诸位作家中,几乎没人比川端康成的成长环境更为不幸。早年的不幸使他成为一个孤儿,“孤儿体验”在他早期的作品《十六岁的日记》中便有所体现。唐纳德·金还通过细读《伊豆的舞女》文本,揭示川端康成具有女性崇拜情结。他指出:“《伊豆的舞女》之所以流行,要归功于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表现青春期少年纯真之爱的几篇作品之一。尽管这位学生想与舞女发生关系,但当他得知舞女太小而不能时,他放弃了这一想法,甚至得到了心灵的净化。舞女代表的是浪漫的旅途,而非浪漫本身。理想没有失去光泽使这一想法变得更美好。川端康成一生都被处女或者不可亵渎的妇女深深吸引。对川端康成来说,她们绝不仅仅是笔下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还是美的本质的体现。”唐纳德·金的日本小说批评,并非一味地歌颂和赞美,在谈及小说《水晶幻想》时,唐纳德·金认为:“川端康成在小说结尾处的失败很有代表性。他的很多故事没有结局。还有一些故事的章节被任意增删,直至川端康成认为达到了最终形态为止。”在日本小说评论中,唐纳德·金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同样在谈及这篇具有实验性质的《水晶幻想》时,唐纳德·金认为它受到了意识流技巧的影响。多年之后,川端康成承认:自己不仅阅读了日文版的《尤利西斯》,而且将英文版原文拿来同日文版对读,作品中大段大段的描写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普鲁斯特的影响。尽管这部作品与川端康成日后的创作大相径庭,但是比喻修辞和语言的运用却与后来的作品惊人一致。
    解读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生死观,成为唐纳德·金探究其死亡之谜的一个切入点。唐纳德·金从《假面的告白》入手,分析了作品中呈现的趋死情结。三岛由纪夫在系列作品中所坚持的早亡之美有着相同的源头。这种源头即三岛少年时对年轻人死亡之美的向往和迷恋。三岛年轻时有机会去实践他的早亡理想,可因为健康的缘故,他丧失掉了那次被征入伍的机会,但他的理想没有破灭。在《假面的告白》、《金阁寺》、《忧国》、《叶隐入门》、《英勇之死》(Heroic Dead)等作品中,这一理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年轻人的纯粹,年轻人的那种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才能够保证日本文化不被双重威胁所击溃,这种双重威胁既来自于贪婪——残酷地赶跑了日本的风景,又来自于西化,西化让日本对外国事物全盘吸收,这种吸收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的。”[1](p.13)
    三岛由纪夫的死亡情结折射着日本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唐纳德·金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三岛由纪夫善于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寻求借鉴,并以此证实自己的文学理念,《日本现代能乐集》便是三岛这一倾向的体现。唐纳德·金还推测三岛受到了吉田兼好的影响,吉田兼好在《徒然草》里面有这样一段论述:
    于不得常住之世,而待老丑之必至,果何为哉!寿则多辱。至迟四十以前合当瞑目,此诚佳事也。过此则了无自惭形秽之心,唯思于人前抛头露面,且于夕阳之日,贪爱子孙,更望能及身见彼等之荣达,一味执着于世俗名利,而于万类情趣一无所知,思之实可悲可厌也![6](p.338)
    唐纳德·金认为,吉田兼好在文字中流露出来的“寿则多辱”观念,被三岛由纪夫吸收在其作品中。三岛创作的过程,也是影响其命运的过程,这种影响就包含了来自日本古典文学的因素。
    强调日本作家与众不同的趣味,也是唐纳德·金的一个落笔点。在他看来,安部公房的幽默感,尤其是他精彩的反讽,都是他与别的作家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关于司马辽太郎,唐纳德·金提到这样一个现象:使一些喜欢司马辽太郎的日本人感到苦恼的是,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不被外国人所知,他们迷惑的是,为什么外国人不喜欢司马辽太郎小说的激情,在他们看来,司马辽太郎的作品比太宰治和川端康成的小说更贴近当今日本人的实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司马辽太郎的作品竟然不被现代日本文学经典文库所收入。当听到日本政府要实施一个发起翻译司马辽太郎作品的项目时,那些曾经抱怨司马辽太郎不被外国人所知的日本人开始感到欣慰。可是译作出来以后,得到的评价却不高。原因何在?唐纳德·金认为症结在于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旨趣。他作品中所体现的内容有着独特的日本背景。他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国民作家”的称号。因为“司马辽太郎赞赏的是实干家。司马辽太郎亲身经历了那场激烈、残酷的战争,同时也经历了战后艰难的复兴时期。他的宗旨是要坚强地、脚踏实地地活下去,为此他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选定的主人公都是在其生存的时代中带着勇气和激情,合理地、现实地生活的人”[7](p.234)。他倡导的精神是当时日本人亟须的,这就是日本人喜欢他的理由,而这些,西方读者却往往感觉不到。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8](p.215)关于日本文学的多元化,唐纳德·金也有论述。他在日本讲学时,就有人向他提问,为什么外国人只翻译日本那些书写风花雪月的文学作品,虽然提问人所说的与事实并不相符,但唐纳德·金明白他们的用意。长期以来,西方对日本艺术的赏识大多用“精致的”这一令人讨厌的形容词来表述。唐纳德·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如果用它来赞扬一部作品,很容易把它引向微小的方面。的确,短小的俳句不如史诗有力,毫无瑕疵的日本坠子不能与塞利纳的杰作相媲美,更不用说英雄雕塑了。但是俳句代表的不仅仅是精致,而日本坠子虽然没有大的特征,但它绝不仅仅是玩具。在唐纳德·金笔下,作品即是这些小说家的人生变奏,而感受这些变奏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认真体悟其艺术构思及思想内涵。唐纳德·金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便是一种体悟性解读。这种体悟性解读构成了他书写的基调。《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尊重史实,但绝不是在写历史。上文中提到,唐纳德·金对这些小说家的描写具有了一些传记色彩。赵白生曾经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这样评述普鲁塔克关于传记的看法:
    在《亚历山大传》的序言里,普鲁塔克同样表达了歉意,因为他没有写尽两位英雄所有的著名行为。不过,他添了一句:“我不是在写历史,我写的是传记。”……他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历史,他在别处称之为“正史”,“那种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历史。相反,普鲁塔克删略正史的内容,凸显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的事情。普鲁塔克把它们叫做“心灵的证据”(《亚历山大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美丽的事情”(《伊米流斯传》)和“值得铭记的事情”(《特修斯》与《罗默流斯》比较论)[9](p.12)。
    唐纳德·金在进行日本小说批评时,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从作家的身世出发,并注重对小说家的创作心境进行挖掘。就这一角度而言,他选择的材料具备了“心灵证据”的某些成分,却又与普鲁塔克所说的“心灵的证据”有别,因为唐纳德·金虽然是在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去发掘材料、展示证据,但他并没有去雕琢这些材料的逻辑性与完整性,这点并不符合“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评判标准,但从某种意义讲,却不失“有趣而有诗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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