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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 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1980年再版，1999年，又作为《梵竺庐集》（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作为一部较为冷僻、且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梵语文学史》能够一版再版，这在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出版方面，还是比较少见的。这说明，它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有其超越于时代的特性。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开设梵文巴利文班，金克木先生讲授“梵语文学史”课程，《梵语文学史》便是金克木先生根据自己的讲义编写而成的，所以，这本书显然具有教课书的特性。不过，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梵语文学史》的编写，又具有与一般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金克木先生早有撰写《梵语文学史》的想法。早在印度留学期间（1941-1946年），金克木便开始钻研梵语文学经典，1946年回国之后，他便着手《梵语文学史》的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正好借助于《梵语文学史》被列入文科教材的机会，很快便写就并出版了。 在《梵语文学史》撰写过程中，凡是文学史中所有涉及到的作品，无论是艰深难解的吠陀诗，还是雅俗合参的佛教语言写成的作品，金克木先生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从不评介没有读过的作品。《梵语文学史》中大量引用的译文，除《法句经》、《妙法莲华经》、《佛所行赞》用了古代旧译文以外，其余都是作者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书名和地名，除已有译本的和较通行的译名外，也多是作者第一次翻译成汉语的，人和神的名字也是这样。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对后来印度文学史的写作和印度文学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 金克木先生是个诗人，在钻研梵语文学之前，他酷爱中国文学并有相当的研究。《梵语文学史》写作的一大特点在于，它以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尽力不照抄外国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说法”，写出了一本不同于西方人和印度人、真正属于中国人所写的《梵语文学史》。 行文之中，金克木并没有刻意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而更多地将自己的感受化入其中，“就其大端，言其概略”。 要让中国人理解印度，理解印度文学，不仅要写出印度文学的独到之处，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体会到其妙处。一方面要引人入胜，以免读者迷失于浩渺的历史资料之中；另一方面则要深入浅出，突出“文学”的特性。梵语文学出现在印度古代，常常与宗教、哲学、语言学、艺术、科学等等联系在一起，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比如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本身就是印度古代文化纷纭复杂的百科全书，其中既有文学的成分，也有很多非文学的成分。无论是印度学者还是西方学者所写的文学史，按金克木先生的看法，多是文献史，并不专论文学。比如，德国学者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印度，一版再版， 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最为权威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但是这部文学史以厚厚的三卷本形式出现，内容上可谓无所不包，文学有被淹没之嫌。再者，梵语文学自身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同一题材在各类作品中常常不断重复，显然，这既是梵语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文学史写作中所要面临的难题。鉴于梵语文学包罗万象和不断重复的特性，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作了特别的处理，材料的取舍上有失而后有得，可谓匠心独运。《梵语文学史》的撰写，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是以文学为主，非文学部分从略，“用意是使本书能为一般读者看得下去，不至于陷于繁琐或引起误会。” 印度历来都好像是一座文化迷宫，在留学期间，金克木先生就想对印度理出个头绪来，不料他知道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结果是深陷泥潭愈发不能自拔了。各类书籍上讲的印度各不相同，而现实中见闻到的印度更是千奇百怪，“西天”既如梦如幻，又五彩缤纷，于是，金克木先生由今溯古，追本求源，想寻找印度文化的老根，《梵语文学史》正是他寻寻觅觅的结果。他觉得要想对梵语文学“考镜源流”，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似还没有具备，或者说，很多问题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他只就文学论事，“涉及我们难以接受的人情风俗思想感悟处则从简约”。这是深入浅出式的“简约”，绝非浅尝或臆测。比如，对著名的梵语戏剧家迦梨陀娑的代表作《沙恭达罗》，虽说是只谈文学的成分，但也适当指出《沙恭达罗》的故事出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并对大史诗中的相关故事和沙恭达罗的性格做出简要的讲述。另外，还指出《莲花往世书》也有这个故事，只是情节上有了一点儿改动，出现了仙人的诅咒。由此再来分析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有了参照，读者自然也就明白迦梨陀娑将故事进行新编以及他如何推陈出新了。在此，我们不难明白，《梵语文学史》之“简约”是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的。 季羡林先生曾说：“多少年前，金克木教授写了《梵语文学史》，他利用了比较丰富的材料，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受到读者的好评。这在研究外国文学史的学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此言不虚。黄宝生先生说：“《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决非轻而易举。金先生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 此言也不虚。 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到黄宝生先生在评价《梵语文学史》时提到的唯物史观的说法。受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风气的影响，金克木先生在构思《梵语文学史》的框架时，试图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对梵语文学进行分期。但因为印度古代基本上没有历史，有的只是神话或传说，对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作家作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都不容易分辨，这是金克木先生在撰写文学史时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所以，此书的写作，最终也无法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梵语文学进行分期。金克木先生像西方和印度学者那样，侧重于作品，以作品为线索，将全书分为三编：《吠陀本集》时代、史诗时代和古典文学时代。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金克木主要还是从阶级分析上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思想内容方面的认知，以马列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为尺度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比如，第二编第一章的三个小节分别以“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思想战线上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为标题，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导向。 显然，这里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是印度文学的客观与事实，必须尊重，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与社会环境造就出来的世界观，意图将事实引向或纳入某种观念之中，主观与客观两者在《梵语文学史》的写作中生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看来，多显得有点儿扭曲甚至是畸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种时代的局限或缺憾。不过，比起同时代的其它相关著作来，《梵语文学史》的局限又显得有点儿“另类”。这是因为，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同时它也有超越于时代的特性——不过是一个时代的面具，去掉了这个面具，我们会发现，《梵语文学史》其实不乏实实在在的思想与内容。金克木先生有意将《梵语文学史》写成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力图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分析印度古代社会和文学的一些演变情况和发展规律，以区别于印度或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印度人写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虽有西方影响，毕竟离不开传统背景及用语及民族观点。西方人写的也脱不了他们心目中的自己的传统及观点。写本书时，我也时常想到我国的古代文学，希望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 金克木先生的这种学术观点，表现的是一种现实的学术立场，不同于印度人、印度文学的出世精神，而是基于中国由来已久的批评传统。而按照中国“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在文学史中讲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作家传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恰如鲁迅所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对《梵语文学史》的撰写来说，虽然鲁迅所说的最基本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但金克木先生也没有追随印度或西方学者的文学史学术路径。他有意避开印度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神秘的非现实色彩，同时也不刻意于西方学者沾沾自喜的繁琐考辨或理式的分析，而是侧重于自我的感悟与理解。 中国古代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西天”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从另一方面说，佛教也限制了我们对古代印度复杂性的理解，这是因为佛教在印度古代文化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其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说是印度教）文化。因此，要理解印度文学，还要着眼于印度婆罗门文化，而不是佛教，这是《梵语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重要基础。通过佛教的中介，印度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说明中印文化之间是相通相融的。正如佛教在传播印度文化的同时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一样，金克木先生在写作《梵语文学史》的过程中，并没有迷失于千奇百怪的印度文化，而是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使梵语文学史的研究，在我们认知自己的文化、文学，进而是认知自我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借镜作用。这是这本文学史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