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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度文学史研究概述 刘安武先生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留学印度学习印地语的学者，1954年冬被派往印度，1958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雏形便是他于1958年为了讲授“印度地印语文学史”课程而编写的讲稿，后来几经补充和修改，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部大约25-30万字的讲义差不多完成并交给印刷厂打印。但在十年动乱中，讲义以及部分手稿都被印厂搞丢了。一直到文革结束，随着印地语文学课程的恢复，从1979年起，刘安武先生开始对已经残缺不全的手稿进行整理、加工、修改、重写，最终于1987年出版。这部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风风雨雨，前后经历了约30年。 印地语是印度的国语，在印度当代语言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公元12世纪前后，梵语在印度逐步丧失其主导地位并趋于衰微，与此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语言。印地语是从德里地区的克利方言发展而来、流传于印度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地方语言。刘安武先生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基本上从公元10世纪前后写起，一直写到印度独立（1947年），从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侧面反映了印度文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 正像印地语是从梵语发展而来一样，印地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刘安武先生在“序论”中着重介绍了作为印地语文学产生背景的梵语文学，这样，印地语文学便与梵语文学之间较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梵语文学对后来印度各地方语言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于中世纪的苏尔达斯及其《苏尔诗海》、杜尔西达斯及其《罗摩功行录》等作家作品，而且化于现当代印地语作家作品之中。比如，印地语“阴影主义”代表诗人杰•伯勒萨德的长诗《迦马耶尼》所描述的摩奴和大洪水故事便来自梵语文学中的《梵天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等，《迦马耶尼》不仅取材于梵语文学，而且语言上也多选用梵语词，诗风上也追求梵语古典诗歌的华贵典雅。刘安武先生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充分注意到印地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之间的联系，他不仅是印地语文学专家，同时也极为熟悉梵语文学。他说：“印地语文学中许多创作体裁、题材、方法以及文学理论都受梵语文学很大影响。比如，不少是加工改作古代史诗《罗摩衍那》或模仿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品，取材于这两部史诗或往世书的神话传说的作品则更多了。……所以要深入理解印地语文学，了解梵语古典文学中的史诗、往世书，以及主要的作家是必要的。” 刘安武先生对很多梵语文学故事都了然于心，从而使《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写作有着极为深广的印度文化背景。 在讲授“印地语文学史”课程的同时，刘安武先生也讲授“印地语文学作品选读”的课程，文学史的研究与作家作品的翻译相得益彰，使得《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的写作显得骨肉丰满。我国印地语文学专家薛克翘先生说：“（刘）先生的学问功夫很扎实深厚，不阅读很多原著是写不了这样的讲义来。” 他尤其称道这部文学史中的例诗，因为这些例诗都是刘安武先生亲自翻译的。无论是对古诗《苏尔诗海》，还是对现代诗人尼拉腊《敲石头的女人》，刘安武先生都仔细推敲。这些例诗不仅准确、贴切，而且翻译得极为优美，成为镶嵌在这部文学史中的珍宝。印地语文学对我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论是古代印地语文学作品还是现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没有翻译或介绍。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印地语文学中》的写作，较多地引用一些文学作品，不仅对读者理解印地语文学能起到更为直观的效应，而且也使文学史的写作显得更为生动活泼。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全书共分六章，将印地语文学按时间分为初期(1350年以前)、前中期(1350—1600)、后中期(1600—1857)、近代(1857—1900)和现代(1900—1947)，每一时期的第一节均为“概述”，章下设“节”，分别讲述重点作家作品或重要的文学现象。显然，这是按教课书的体例设计的，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全书的重点在于“现代文学”，它分为两章的内容，描述的虽然只是半个世纪的印地语文学，但却是印地语发生重大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二十世纪的现代印地语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在现代印地语文学中，刘安武对重要作家普列姆昌德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刻的评述和分析，使普列姆昌德逐渐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这对后来各类《东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中有关普列姆昌德的写作有重要的借镜意义。 印度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种语言共存，梵语在印度古代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是印度唯一的语言。比如，泰米尔语便是和梵语有着同样古老传统的语言，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便没有涉及印度古老的泰米尔语文学。到了12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和梵语的衰落，印度语言进一步分裂为十多种语言。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无论是《梵语文学史》还是《印度印地语文学史》，都是印度单一语种的文学史，无法反映印度文学的全貌。随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编写一部完整的印度文学史。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季羡林先生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印度文学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研究和编写群体，着手编写由多语种语言文学构成的综合性质的《印度文学史》。季羡林先生说：“我们现在研究印度文学的基础，较之解放前或五、六十年代，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总起来看，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写作时，尽量阅读原作 ，至少是原作的翻译 ，这是写一部有创见的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有许多印度语种目前在中国还是空白，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语言的资料。这对本书的质量当然会有影响。然而话又说了回来 ，能直接阅读这样多的原文而写出的印度文学史 ，在我国这还是第一部 ，我们也可以稍感自慰了。” 不过，计划中的《印度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如期完成，近代和现代部分缺的稿子还比较多，于是便只好在1991年先出版了这部《印度古代文学史》，时间下限是19世纪中叶。 《印度古代文学史》共分五编：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各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时期、虔诚文学时期。其中第三编“古典梵语文学时期”是重点，在全书中占据了较多的篇幅。梵语文学部分，除季羡林先生执笔《罗摩衍那》一章和郭良鋆撰写了佛教文学两章之外，其余都是黄宝生先生撰写，这构成了《印度古代文学史》的主体部分，占据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余下的印地语文学部分由刘安武执笔，乌尔都语文学部分由李宗华执笔、泰米尔语文学由张锡麟执笔。《印度古代文学史》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季羡林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出版了《罗摩衍那》的汉语译本，并写下《(罗摩衍那)初探》一书 。在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有关《罗摩衍那》的章节时，他可谓得心应手，无论是对这部史诗的思想内容还是语言、诗律、风格的分析上都显现中作者深厚的学问功底。黄宝生先生撰写梵语文学方面的大部分内容，也是长期研究的结果，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印度古代文学》 ，虽然没有以“文学史”冠名，但这本书实际上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梵语文学的方方面面，这为他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中“梵语文学”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安武先生撰写《印度古代文学史》中“印地语文学”部分，此前他已出版了《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这些前期成果的积累，充分展示了《印度古代文学史》的编写者在相关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实力。 比起《梵语文学史》来，《印度古代文学史》中“梵语文学”部分，有些内容，根据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或补充。比如，“吠陀时期”，专列“《阿达婆吠陀》”和“梵书、森林和奥义书”二个章节，而第三编“古典梵语文学时期”中“往世书”章节中，也特别突出了在印度文学和文化中产生较大影响的《薄伽梵往世书》。“佛教文学”章节中，特别强调了马鸣的诗歌和戏剧等等，也有专门探讨“印度古代神话发达的原因”的章节，使读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特性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在印度古代，泰米尔语文学与梵语文学一样有着古老的传统，《印度古代文学史》一书中，在第二编“史诗时代”也将“泰米尔语桑伽姆文学”列为专章进行讨论，在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对泰米尔语文学列出专门的章节。公元十二世纪之后，印度各地方语言兴起，本书根据这些语言分布的情况，在对印度文化多样性的把握中，介绍中世纪印度各语言文学的发展概况和文化背景，并对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旁遮普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语言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从而使印度文学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中叶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应当说，印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资料并不缺乏。比如，印度出版有多卷本的《印度文学大百科》，对印度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收入的都比较齐全。上世纪70至90年代，印度文学院也出版了印度现当代20余种语言的文学史。印度喀拉拉邦文学院出版的、由K.M.乔治主编的比较权威的二卷本《印度比较文学》 实际上也是印度各语言文学史的汇编；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主要语言的文学史在印度都有多种文学史著作出版。在编写这部文学史之前，石海峻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印度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占有的资料比较丰富。 但如何将驳杂的资料有机地统一到文学史的编撰之中，是一个难题，因为印度并没有一部从总体上考察20世纪印度文学史之类的书籍出现。不过，在这个难题的处理上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功力。本书的编写纲目自有特色，王向远对此评论道：“作为一部体例上统一的印度文学史著作而不是多语种的印度文学史简编，就必须在充分了解各语种文学的基础上，抽绎出贯穿各语种文学的理论线索，从而构筑起文学史的框架体系。石海峻以20世纪印度文学思潮在各地区、各语种文学中的生成、演变为基本线索，以对代表某一时期、某一语种文学成就的大作家的创作活动的评述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文学史框架。全书……分为18章，每章相对独立，但18章内部又有一条贯穿到底的、时间推移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线索。从19世纪中期的启蒙、复兴运动写起，接着依次写到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奥罗宾多等作家，大文豪泰戈尔，20年代兴盛的浪漫主义文学，穆斯林哲理诗人伊克巴尔，孟加拉语作家萨拉特，在甘地主义影响下的普列姆昌德等现实主义文学，30年代孟加拉文学中的现代派，萨拉特之后的三位孟加拉语小说家，三四十年代影响全印度的进步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印度独立前后的其他小说家，40年代出现的实验主义诗歌，五六十年代的新诗派与新小说派，50年出现并延续到80年代的边区文学，以克里山•钱德尔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小说，70年代以后的‘非诗派’和‘非小说派’，8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文学，印度的英语小说，等等。作者站在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辩证结合的学术立场上，既强调不同语种、不同时期印度文学的差异，更在这种差异性中寻求统一。对不同的作家作品、不同文学现象的分析，也采取了不同的文学批评视角，并不用单一僵硬的文学价值观作笼统的评判。这显示了当代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同时，这样的观念和立场确保了全书作为文学史著作有着比较清晰的逻辑和历史线索。”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加上20世纪印度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作者在文学原著的阅读方面多有欠缺，主要借助于印度文学院出版的、由K.M.乔治主编的《现当代印度文学选集》（英文版）以及一些重要作品的英译本对印度文学作品进行大致的涉猎。这决定了这部文学史在扎实性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很大的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