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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原》里叶果鲁希卡在车夫们的谈话中发现，与他同行的这些不幸的人虽然现在境况不妙，但他们的过去都十分幸福。叙事者插话说：“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果鲁希卡还不懂。”（7，204）这句话作为统一的抒情-叙事线索把小说分散的画面串联起来，“像是卡德里尔舞的五个舞式” 。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个孩子，因此在叙事中没有契诃夫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对往日幸福的回忆、对现在的失望和无可救药的怀乡病，而是让男孩感受俄国大自然的严峻与美丽，体会俄国人民的辛酸与挣扎——叶果鲁希卡在草原上的漫游，是契诃夫的主人公告别幸福的童年，经历成人式的洗礼，进入广阔世界的漫游，为的是制造出回忆的材料，从而在未来神秘莫测的新生活中重新捡拾这些材料的碎片。这样的新生活在小说结尾已经向小主人公展现开来，在契诃夫的未完成的构思中，男孩“将来要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落户，结局一定很糟” ，然而至少现在男孩仍然是“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7，182）。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几乎遵循着同一个公式：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总是沉迷于对过去（或者未来）幸福的幻想之中，就像1887年的短篇小说《芦笛》中的穷路加那样，认定了四十年来这个世界上样样事情都“走上了下坡路”（6，398），幸福只存在于往日的岁月，那时候动植物丰茂，人也强壮有力。怀着对往日快乐的模糊回忆，律师波德果陵来到了老朋友的庄园库兹明吉（《在朋友家里》，1898），可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们，包括他自己，早已丧失了青春的梦想和勇气：库兹明吉的女主人，当年那个一心盼望爱情和幸福的漂亮姑娘塔尼雅早已结婚，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的力量都消耗在营造个人幸福的小窝这个并不复杂的琐碎工作上，害怕失去庄园后不得不参加劳动的“新生活”，随时准备向可能夺去他小窝的敌人猛扑过去；塔尼雅的妹妹娜杰日达聪明善良，和年轻时的塔尼雅一样热烈盼望爱情和幸福，同时也为独立劳动生活的想法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她那温顺柔和的心灵“像蜡做的，想把它捏成什么样就可以捏成什么样，要是把她放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她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10，201）。在一个安静美丽的月夜，当所有人都希望波德果陵向塔尼雅吐露爱情，从而双双获得幸福时，波德果陵却胆怯地逃开了，因为他生怕庸俗而渺小的幸福既背叛了往日纯真的幸福，也亵渎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未来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什么，主人公和叙事者都不十分确定，只是感觉到那“应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10，208），像波德果陵这样“过时”的人物，就像《匿名氏故事》中丧失信念的革命者一样，是没有力量担负起带领年轻女孩共同探索真正幸福的重任的。 1889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庸人》描绘了一幅“内地豚鼠生活”（9，515——题解）的幸福画面，年轻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生活得既安逸又舒适，如同田园诗一般。可是到了1894年契诃夫返回到这篇故事时（《文学教师》），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摧毁这首动人的田园诗。主人公尼基丁享受着一个平庸无奇的“中等的人”的家庭幸福，相信自己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在一个漆黑的雨夜猛然领悟到他的幸福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完全白白得来的，这样的幸福对他来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9，258）。而且除了他所拥有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平静、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小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广阔的大世界，于是他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大世界去闯荡，去劳动，去奔走呼号，用一种能抓住他全身心的非凡事业“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地单调无味”（9，259）。 让文学教师尼基丁感到屈辱、愁闷的是庸俗环境的凝滞不变：“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壶壶的牛奶、蟑螂、蠢女人。”（9，262）个人的幸福便固定在这些琐碎无聊的事物上。凝滞的氛围也笼罩在《姚尼奇》中屠尔金一家人头上，作为该城幸福家庭的典范，多少年来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伊凡•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有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趣闻。薇拉•姚西佛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考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10，272）凝滞的悲剧也是《凡尼亚舅舅》和《三姊妹》的主题 ，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生活的总体性质丝毫未变：人们继续为“偶像”牺牲自己的生活。阿斯特洛夫的美好理想被“生活的腐臭毒害”，在毫无益处的奔忙和酗酒中陷进了“该死的平庸的生活里边”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仍然无所事事；即使凡尼亚舅舅挑起了争吵，打响了手枪，但谁也没有被打中，生活照旧阴暗沉闷，人们无望地结算着油和荞麦的磅数。正像屠森巴赫所说的那样：“不但在两三百年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万年，生活也还会像现在一样；它不改变，它是固定的，它要遵循它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是一点也看不见的，或者，至少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懂得的。” 威尔什宁虽然认为世上的一切正在慢慢地改变，将来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可是幸福的实现要“再过两百年，三百年”，甚至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幸福到底是什么样，今天的人是无法知道也无法享受的了。 《新娘》中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感到无比幸福，认定将来的生活将“永远美满”，他得意洋洋地描绘出婚后田园诗般的生活场景：“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买下不大的一块地，有花园，有河，我们就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10，477）《醋栗》中的尼古拉•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对他幸福的庄园生活也做过类似的规划，这种套子式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死亡，因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在那广阔的天地中人才能表现他的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点”（10，230）。为此尼古拉的哥哥伊凡•伊凡内奇无法容忍像他弟弟那样“满足而幸福的人”，《公差》中的侦讯官反思自己对莫斯科幸福生活的向往，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逍遥自在，仅仅是因为不幸的人沉默地背负着他们的重担，而缺了这样的沉默，一些人想要幸福就办不到。”（10，234）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无论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农民，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普遍都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期盼能获得幸福，可是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此也根本享受不到幸福。如果有人声称他们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就类似“套中人”在棺材里实现的理想；除此之外，他们面对无情的生活和破灭的幻想，只有一再地“以头撞墙” ，而且这种撞击极其“优雅” ，显示出苦闷者温柔的天性，对鄙俗幸福的厌恶，对子孙后代真诚的祝福。可是，正如高尔基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契诃夫的主人公们“美妙地幻想着二百年以后生活会那么美好，但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朝思暮想，有谁来使生活美好起来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