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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梦想》（1886）中的流浪汉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头脑里却“充满了幻想、往事的经过美化的形象和对幸福的甜蜜的憧憬”（5，373）。他对押送他的两个警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将在西伯利亚分到土地，置办家业，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比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西伯利亚显得无比广阔、自由、富饶。可是这幅幻想出来的美妙图景却很快就被打得粉碎，老成持重的警察萨波日尼科夫冷言提醒，身体虚弱的流浪汉根本走不到西伯利亚，一定会死在半路上。流浪汉从幻想中被惊醒，清醒而鲜明地认识到了等待自己的可怕命运：办事拖拉的法院、临时羁押监狱和苦役犯的监狱、囚犯所乘的船只、沿途令人困顿的停歇、严寒的冬天、疾病、同伴的死亡。两个警察呢，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毫无出路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绝望，可以想象“他们和自由天地之间相距有多么远，而且远得多么可怕”（5，374）。 1887年的短篇小说《幸福》可以说是《梦想》的“独特的姊妹篇”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竭力展现出某种“古代的、圣经的、缓慢的” 生活情境——牧人也好，总管也好，几千头羊也好，全都陷入了沉思。“老人和山卡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6，266）在这样凝滞的、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中，人们在思考幸福，幸福也停留在最初级的形式中：埋藏起来的宝贝、财宝、黄金，农民们总是找不到财宝，愚昧地认为宝贝经人念过咒，找到了也看不见，只有魔鬼才能指点宝贝的埋藏之处。可是为什么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会对财富如此热心，“人间幸福对这些每天都可能衰老得死掉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6，265） 别尔德尼科夫指出，短篇小说《幸福》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现实生活层次，就是主人公关于埋藏在草原里的财宝的谈论，愚昧、迷信的人的谈话和理想，这种理想是虚幻、渺茫、模糊的，与草原的昏睡状态和那些昏昏沉沉的思想完全吻合；但小说还存在第二个潜藏着《幸福》的悲剧性和诗意源泉的层次，这就是深藏于主人公内心的关于真正的人生幸福的隐秘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 原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际存在和使用的财富，而在于人们关于幸福的思考。这种幸福似乎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然而就是拿不到手，“幸福倒是有的，可是它埋在地里，那还有什么用呢？财宝白白地给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跟谷壳或者羊粪一样！”（6，261）无论是牧人还是总管，对于目前的生活都是不满足的，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力所能及、愚昧荒唐的方式来憧憬幸福，这种幸福本身朦胧不明，而且周围的一切都与幸福对立——周而复始、千年不变的大自然死气沉沉，冷漠无情，把草原的秘密保藏起来，也就是共同参与了对人的欺骗。那些“长寿的鸟的懒洋洋的飞翔也好，每天准时重来的清晨也好，草原的一望无涯也好，其中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6，263）。另外，威胁农民幸福的还有“老爷”和“官府”，骑马的管事讲述的故事更加强化了这一基调：1812年卫国战争中顿河哥萨克从法国人手里抢到许许多多金银财宝，他们在回家路上听说官府要夺取他们的金银，这些好汉不甘心把财务白白缴给官府，就索性埋在地下。这段传奇掌故“隐隐约约地反映了受骗人民的希望，他们希望在战胜拿破仑以后获得自由” 。 不论周围的大自然和官府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幸福，不论人民自身的意识多么落后，小说叙事者知道，生活的意义和实现这一意义的幸福应该被找到，而且叙事者的眼光比他的主人公们看得更远，他带领读者爬上高耸的陵墓，看见了“像天空一般平坦无边的平原，看见地主的庄园、日耳曼人和莫罗勘教徒的田庄、乡村。远视眼的加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瞧见城市和铁道上的火车”（6，264）。只有从那里，才可以看见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坟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跟埋藏着的幸福以及绵羊的思想没有关系的。难怪契诃夫在写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盛赞这篇草原故事“就因为题材好而使我自己都觉得可爱” 。 在《幸福》中契诃夫大胆试验了艺术拟人化手法，到他写作第一篇大型作品《草原》（1888）时，这一手法得到了真正完美的实现。契诃夫笔下的草原过着自己特殊的生活，获得了丰富的生命面貌。草原上各种活跃的力量作为舞台角色在前四章里上演着自己的“正剧” ，这出正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早晨，太阳刚刚露头，整个广阔的草原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在阳光的爱抚下，草原的植物、动物、昆虫，尤其是鸟儿们振奋起来，奏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7，145）；第二幕，中午，太阳晒干了露水，生命停止了，一切显得愁闷而麻木，青草在哭诉；第三幕，太阳西落，草原再也受不了压迫，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呼号，山后传来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看不见的压迫力量”再次得胜，压迫住风和空气；第四幕，黄昏和夜晚，草原依旧美丽，充满了生命，白昼的烦闷被忘记，一切以和解告终，“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 （7，182）。在这出每天上演的草原正剧中，出现了一个“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形象，契诃夫希望用这篇作品“打开我的同时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说来路子还不能算窄” 。 《草原》提示我们，大自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与现代人的意识隔离开来，在一段“果戈理式”的抒情独白中，叙事者亲自出场，告诉我们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7，182），草原需要自己的欣赏者，需要自己的歌手；可是这里的居民、车夫、商人、地主们对于壮丽美妙的草原上发生的一切漠然置之，毫不理会——唯一的歌手叶美里扬想要放声歌唱，可是他的嗓子坏了，只能发出干哑而无声的喘息；“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愚蠢的基留哈扯大嗓门唱起来，唱了半截就停住，草原的回声把他的声音带到远处，仿佛愚蠢本身滚过草原；于是在恍恍惚惚中叶果鲁希卡听到了青草在唱歌，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述说着它的痛苦和悲哀——能够对草原上发生的事情用心倾听、观察、欣赏的也只有那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叶果鲁希卡和看得很远的瓦夏，在他们充满好奇的眼光中，荒凉的草原“永远充满生活和内容”（7，194）。神奇的草原勾起了男孩神话般的思绪，一条异常宽阔、奔放不羁、雄伟强大的道路在草原上伸展开去，与如此开阔的天地相称的只有传说中的巨人，他们也留下了自己存在的迹象：旅店里的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也许是被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扳弯的；地板上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使得人们猜想是大力士的脚印；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篝火旁边的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使得传说和神话跟生活混淆起来…… 这些形象和画面同关于幸福的思考交织在了一起，草原隐藏着这种幸福（“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7，146）），人们思念着这种幸福（“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7，204）），叙事者也在思考着这一幸福，他不无用意地问到了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这个美人儿幸福吗？”（7，147）小说里也出现了一个陶醉在爱情中、幸福过度的人，但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而且处处显得“古怪”，与其他人的苦闷格格不入，仿佛是草原上一个荒唐的幻影。 契诃夫告诉我们，草原需要的不是这种琐碎渺小的幸福，或许只有像伊里亚•慕洛梅茨和大盗索罗维这样民间传说中的壮士才配享有大草原豪放自由的幸福。然而现实中草原的广阔空间出现了新时代的壮士——大富翁瓦尔拉莫夫，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身材矮小而不起眼，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7，152），金钱的魔力使得人人都拜倒在他的面前，《草原》里也有狂暴的自然力的体现者——车夫迪莫夫，他身材高大、非常强壮，“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7，193），然而这个唯一的美男子和大力士却“好像是蓄意嘲弄人似的，竟在同黄颔蛇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激烈搏斗！” 这个人在无情的生活面前也同样显得无助而苦闷。“我心里好闷哟！”迪莫夫诉苦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7，229），他和那个幸福的康斯坦丁一样，都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7，240）这是刚刚开始觉醒的思想的萌芽，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无法确定的幸福的模糊期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