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洪川，文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文学批评；王庆，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史家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现代性/历史语境

    专治英美现代诗歌史的D. 珀金斯指出：英语诗歌从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模式过渡到现代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转移”（fundamental shift）。这个“转移”与16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诗歌、17世纪出现的古典主义诗歌以及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构成英语诗歌史上几个重大的转折点（Perkins 293）。那么，这个“根本性转移”发生的理据是什么？多年来，学术界力图从哲学思潮、社会变革、文学嬗变等方面解释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因由，其有效性不言而喻。毋庸赘言，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英美现代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些看来无可厚非的解释往往显得过于笼统，无法让人看清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真实境况。现代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现代性理论来看，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同根共源又互为敌对，关系复杂。这是我们解析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逻辑起点。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本文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试图还原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生发的历史文化语境，以期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的产生及发展提出新阐释。
    一
    “公共领域”这个被西方文化界视为经典术语的概念最初由汉娜·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中提出来。阿伦特在这本专著中主要讨论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大众社会的来临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首次提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虽然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不同于当今学界所言的“公共领域”，但是她的研究启发了哈贝马斯。后者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系统探讨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哈贝马斯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出色地论述了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社会结构、政治功能、组织原则、运作机制等问题。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译成英文，随即在英国引起了一场“公共领域”研究热潮。同年九月，英国举行了规模较大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专题研讨会。哈贝马斯本人在会上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对他而言尤为重要，指出该书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转引自曹卫东37）。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的，它“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32）。他认为，公共领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是审美现代性所以可能的外部社会条件。公共领域指一个制度范畴，与纯粹的私人领域不同，但又迥异于国家权威。周宪指出：“公共领域”“提出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哈贝马斯通过公共领域这个范畴，揭示了现代性的早期交往形态”（34），“审美现代性就诞生于现代公共领域内”（125）。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的。虽然艺术的创作是个人行为，但是艺术的生产与交往则是在“公共领域”展开的。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更加突出了“交往和组织形式”。关于市民社会的结构，他是这样论述的：“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29）。
    公共领域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是随着启蒙精神的传播而产生的。哈贝马斯经过细致考察后指出，德国18世纪末期形成了由学者和城市市民组成的阅读公众，并由此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随着读书人群的不断增加，书籍、杂志、报刊、出版社、书店、作家，乃至于阅读室也不断增加（3）。哈氏对公共领域的功能演变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地带获得明确的政治功能之前，源自家庭小天地的主体性可以说无论如何都建构起了其自己的独特空间。犹在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争议，最终完全被取消以前，在它的保护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判的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的政治对立中，城市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34）
    这段描述点明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环境，即城市。城市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历史现代性的标志性产物。“城市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这种城市的文学公共领域促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现代主义文学与公共领域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公共领域最初是以讨论文学艺术为内容的，并以辩论、自由平等的交谈等形式展开。而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又培养出一批新的知识阶层，他们实际上就是现代艺术家的前身。这个阶层又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扩充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的演变历史时说：文学公共领域并不是什么地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与王室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资产阶级的先锋通过与王公贵族的交往掌握了批判的技巧；随着国家机器越来越独立于君主政体的个人领域，“上层世界”也不断地摆脱宫廷，在城市里构成一种平衡势力（34）。更为重要的是，公共领域在平等的交流中培育出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从文学批评发展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而这，正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即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二
    到20世纪初，包括英美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随着以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逐步实现，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文学艺术领域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而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则是这种变化的一种集中反映。很多学者从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即历史现代性进程的角度，讨论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发生的原因。诗歌专家P. 佩丕斯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现代主义诗歌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大都出生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历经了一般被称着‘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包括政治、技术、社会和科学等方面：工业化的扩大、资产阶级与民主的成长、识字人口的增加、新的科学发现、印刷文化的升值、商业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扩张”（qtd. in Davis and Jenkins 28）。
    作为一场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运动，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产物。任何脱离历史的解释都是危险的。不过，历史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宽泛地讲，人类过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历史。佩丕斯的意见阐明了历史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影响。但是严格说来，他讨论的是文学发展机制的外在因素，而探究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机制还必须从审美领域内部去把握。按照韦伯的意见，历史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过程。韦伯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运用了两个重要概念来解释西方的现代社会进程，即“分化”（differentiat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韦伯这样描述文化价值的分化过程：“由于人与各种价值领域关系（外在的和内在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的合理化和自觉提升，这就导致了朝向自觉地使得个别价值领域的内在地和合法地自足”（Gerth and Mills 328）。审美领域的“内在地和合法地自足”是其获得现代性的路径。审美现代性的产生首先来自于艺术的自律，而艺术的自律依赖于艺术家的独立。
    20世纪初，英美现代诗人交流频繁。这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艺术家的独立性。而以大量期刊杂志的出现为代表的传媒产业的兴起，构成了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一部分。大量文学报刊杂志的出现，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表、出版提供了机会，也使诗人独立生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又以现代媒体的无限潜力迅速地扩大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促进其不断深入发展。这是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相互依赖又互为对抗的具体表现。从“公共领域”视角考察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形成，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20世纪初在伦敦、巴黎等现代城市街头颇为热闹的咖啡厅、俱乐部、沙龙、宴会等。正是因为出现了这些文学“公共领域”，有关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才得以讨论、形成及传播。
    从最早酝酿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公共领域”——沙龙、俱乐部出发，我们的视线自然被引向20世纪初期英美诗人的交往。英美诗人的交往当然不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从历史上看，英美诗人交往最频繁的时期无疑是20世纪。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上世纪初的伦敦，是全球最大帝国的中心。随着19世纪下半叶英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伦敦的城市人口剧增，到1911年达到700多万，殖民者从世界各地掠夺的货物源源不断地向伦敦运来，花样各色的城市娱乐、规模浩大的文化艺术展览、来回穿梭的各国政要，这些都标示着伦敦在西方乃至在全世界的显要地位。伦敦，也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和著名作家心中的圣地。马修斯这样写道：“它［伦敦］对于那些拥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来说，如女权主义者，是一块磁铁。在1890－1900年代，那些试图逃脱家庭桎梏以及狭隘观念的人们，蜂拥般抵达伦敦。同时，这个首府也是那些具有文学抱负者无法避免的选择，这对早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有力的促进”（Matthew 4）。确实，世纪之交英语世界的诗人与作家纷纷奔向伦敦城。姑且不说临近的爱尔兰文学巨擘叶芝、萧伯纳、王尔德等，仅就美国、南非、新西兰等地在20世纪初汇聚到伦敦来的文人数量就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他们后来成为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力军。1876年，亨利·詹姆斯来到伦敦，开启了美国现代作家诗人迁居伦敦的先河。1908年，庞德到达伦敦，紧跟着是1911年来的他的女友——诗人杜丽特（Hilda Doolittle）；艾略特在一战爆发的前夕的1914年夏天来到伦敦；洛威尔（Amy Lowell）也是这一年到伦敦。先后来伦敦居住的还有南非的小说家希雷内（Oliver Schreiner）、新西兰小说家曼斯菲尔德、波兰作家康拉德等。此外，还有不少英国本土作家也从各个地方移居伦敦：威尔斯来自肯特郡，西蒙斯（Anthur Symons）来自于康沃尔郡，劳伦斯来自克洛伊顿，等等。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些充满失落感的外地人来到伦敦，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现代化运动。马修斯指出：“这是在小说、诗歌、戏剧方面建立起后来被称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品性的英美联结（nexus）”（Matthew 6）。这种“联结”在“文学公共领域”——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中获得具体的表现。
    一般认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一个流派是庞德、洛威尔为首的意象派（Imagism）。意象派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英国青年T. E. 休姆主持的“诗人俱乐部”（Poet’s Club）。他们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每周在索霍的一家叫“埃菲尔塔”餐馆聚会讨论诗歌。庞德从美国赶来伦敦后即参加该俱乐部的聚会。在聚会中，休姆宣讲自己的诗歌理论，然后大家讨论。休姆还写了一些诗歌来证明他的理论，俱乐部的成员也都写诗，他们的诗歌发表在《新时代》上。这个杂志后来也成为休姆发表理论文章最重要的阵地。不久之后，弗林特也加入进来，并成立一个新的团体（没有命名）。这个团体于1909年3月25日也在埃菲尔塔餐馆举行第一次聚会。他们每周四聚会，谈论当代诗歌的现状，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庞德也参加了休姆——弗林特团体。在俱乐部或宴会这种“公共领域”里进行平等交流与辩论，相互影响，英美两国诗人都有所收获。有学者指出：“庞德1909年在‘诗人俱乐部’结识休姆，后者对前者在一战前的意象主义思想以及其对视觉艺术的兴趣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Matthew 31）。
    意象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美诗人“联结”的结果，故而如果我们同意艾略特关于意象派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出发点的看法，① 那么，也可以说英美诗人的“联结”正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起点。琼斯认为，与意象派运动紧密相关的有七个人——四个美国人，三个英国人；他们是：美国人庞德、H. 杜丽特、J. 弗莱契、A. 洛威尔，英国人R. 阿尔丁顿、F. S. 弗林特、D. H. 劳伦斯（1）。但本文认为，至少应该包括T. E. 休姆。休姆主张创作“坚实、干练”的诗歌，这成为庞德意象派的重要信条。而且庞德为“意象主义”首次命名的书《回击》（1912）转载了休姆的五首诗，并在序言中说：“至于未来，意象派——1909年的遭人忘却的学派的后裔们，将把未来握在他们手里”（琼斯9）。这里的“1909年的遭人忘却的学派”指的就是休姆的“诗人俱乐部”。这个人员结构有力地说明英美诗人的“联结”——也就是文学“公共领域”——催生了这场诗歌革命。
    20世纪初期的巴黎和纽约也是现代诗人作家聚会的重镇。譬如巴黎，从1903年起，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和美国小说家、诗人斯泰恩就住在那里；海明威也很快来到这里。20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文化圣地，也是一个各种流派和文学小圈子盛极一时的地方。它对伦敦产生了影响。庞德、H. D. 以及其丈夫阿尔丁顿也先后去了巴黎。纳坦·扎赫在“意象主义与旋涡派”中这样描述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首次目睹了通常被说成是‘再觉醒’的种种景象”，“返回伦敦后，三位年轻人在肯辛顿一家餐馆决定，他们和‘法国各派成员一样，完全有权为一个团体命名’”（转引自布雷德伯里 麦克法兰207）。同时，“1912－1922年在纽约诗人与画家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先锋团体”（Perkins 527）。
    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前20年，是伦敦各种文艺活动非常活跃的时代。这些活动形成了各种“公共领域”，互为推动，共同催生了英美诗歌的现代转型。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是“布鲁姆斯伯里社团”（Bloomsbury Group, 1907－1930）。这是一个依托家庭组织起来的松散组织，参与者是一些伦敦的学者和艺术家，包括小说家和批评家伍尔夫、格兰特、贝尔、弗莱等。R. 威廉斯发现，布鲁姆斯伯里社团逐渐开始批判统治阶级的种种观念，诸如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失控的资本主义、性别不平等、刻板的生活方式，等等（Williams 81）。这正好注释了哈贝马斯的判断，公共领域“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38）。
    按照哈贝马斯的意见，“公共领域”属于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亦是市民社会的具体化、体制化表现。“尽管宴会、沙龙及咖啡馆在其公众的组成、交往方式、批判的氛围以及主题的趋向上有着悬殊。但是，它们总是组织私人进行一定的讨论；因此在机制上，它们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畴”（41）。“它一开始就既有私人特征，同时又有挑衅色彩”（55）。在这里，讨论、争执所依据的不再是权威和地位。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克服了平民和专家之间那种从代表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限制，特殊潜能，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知性的，都将化为乌有”（64）。这种平等和自由的氛围“培育出一种理性的争论和批判的精神”（周宪80）。文学艺术社团作为“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后来也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辩论性、批判性等特点。而“现代艺术的自身基本特征就呈现为现代公共领域的某种特征”（哈贝马斯81）。这揭示出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的辩证关系。英美现代诗人在咖啡厅、茶馆、餐厅等“公共领域”聚会与辩论，逐渐明确诗歌改革的方向，提出新的理论主张，汇聚一批骨干成员，培育出一种与主流诗学形态对抗、“挑衅”的精神，这才使后来声势浩大的现代诗歌改革运动得以出现。
    三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市民之间形成“密切的公共交际网络”（3）。“文学公共领域的主要交往和组织形式开始是咖啡馆和沙龙，尔后才形成更为复杂的出版社、书店、杂志等交往网络体制”（周宪79）。讨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生成与发展，另一个常为我们忽视的方面，就是期刊、出版社、报纸等传播网络等“公共领域”的作用。英美现代诗歌革命，要形成运动潮流，除了前面讨论的团体、学派、协会等之外，必须要有杂志、出版社、报刊等传播媒体组成的“交往网络体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现代艺术家的独立性，为现代期刊、出版社、报纸等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供了必要的条件。
    无论是美国诗人还是英国诗人，他们在发动或参与现代诗歌改革运动时都没有掌握交往媒体的话语权。休姆的“诗人俱乐部”最初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诗作并自行印刷出版诗集，这样的影响力毕竟很小。但是随着英美诗人的汇聚，他们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交往、联络或者新创了一批期刊和出版社。据D. 珀金斯统计，从《诗刊》在1912年创立后，美国的各种文学小刊物如雨后春笋，从1912年到30年代中期，在美国先后创建的期刊有275种之多（Perkins 323）。在英国，现代主义诗歌重要阵营还有《自我主义者》（Egoist）、《英语评论》（English Review）、《戏剧与诗歌》（Drama and Poetry）等。这些期刊不仅聚集了一大批诗人作家，而且使得他们很快就名声大震。如R. 罗森奎斯特在谈到刘易斯办《爆炸》杂志时所说：“刘易斯的名字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任何一个时髦的画室都存放有《爆炸》杂志”（Rosenquist 36）。按照哈贝马斯的意见，这些传播媒体也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而这些“公共领域”对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形成与壮大，功不可没。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芝加哥诗人H. 门罗创办并主持24年之久的《诗刊》（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门罗创办了鼓励激进诗人的《诗刊》，为推广和发展现代派诗歌作出了杰出贡献”（张子清43）。1910年，门罗在伦敦旅游，偶然在书店翻到庞德的两部诗集，为庞德诗歌那新奇的诗风所吸引，便与庞德、H. D. 等结为同道。1911年，她开始四处筹集资金，并于1912年9月正式出版《诗刊》。在创刊号上，门罗称：“我们应特别关注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转引自杨金才20）。庞德的两首诗就出现在创刊号上。他还被聘为海外编辑，约来了名声显赫的叶芝等诗人的作品。当然，庞德更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诗人的诗作，H. D. 、阿尔丁顿打出“意象主义”旗号的首发诗歌就是他推荐到《诗刊》发表的。庞德那首饮誉天下的名诗“在地铁车站”发表在1913年4月的《诗刊》上。后来，艾略特的成名作“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也是经庞德推荐于1915年6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同年晚些时候，艾略特的“海伦姑妈”、“波士顿晚报”、“堂妹南希”也刊在《诗刊》上。“门罗的《诗刊》成为他的第一个美国批发站”（马·布雷德伯里207）。门罗为了鼓励现代派诗歌创作，在《诗刊》设立了奖项。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莫尔（Marianne Moore）、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林赛（Vachel Lindsay）等都先后获得过《诗刊》颁发的奖励。门罗还鼓励争鸣，这不仅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也为现代主义诗歌“经典化”奠定了基础。《诗刊》发现和扶持了一大批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成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发展壮大中最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公共领域”。D. 珀金斯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们获得了一种更重要的团体感，并看到了新的风格与方法。第一点应该更重要，团体感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信心，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种一场统一运动的感觉。……在1912年以前，桑德堡没有听说过庞德，庞德没有听说过弗罗斯特，弗罗斯特没有听说过林赛，等等……或者如果这样说过于牵强，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个人并不孤单而是属于
    一个团体或“运动”的感觉，使自己建立了信心并给予自己力量。（Perkins 320）珀金斯举出了克雷蒙伯格（Alfred Kreimborg）的例子。他在《诗刊》创刊时已经29岁了，但仍然是一个苦苦挣扎、发表无门的作家。但是《诗刊》的出版给予他巨大希望。他在自传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这样描述《诗刊》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发表在芝加哥那家刊物上的庞德、桑德堡、H. D. 、林赛的早期诗歌，给予他从没有过的内心喜悦。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他的时代被发现了，这预示着那片广袤的大地会有无限的生机。这些男男女女，彼此并不在意，也不在意那个在自己寂寞住处的他。但是他们使他获得了自由。他看到的不再是面具，而是真实的面孔；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隐士，而是一个与外界关联的人；他的孤独感消失了。（Perkins 321）这个例子说明，属于“公共领域”的现代传媒对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形成的力量，是何等巨大。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说法，19世纪现代性分裂了，审美现代性形成一股与资产阶级现代性对抗的强大势力。②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由就是依托于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发展，审美现代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到了20世纪，传播媒介是“公共领域”不可或缺的因素。英美现代诗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传媒支持，他们在争夺“公共领域”资源方面也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个“争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不断壮大的过程。一个至关重要的刊物——《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能较好地说明上述问题。《自我主义者》最早叫做《自由女性：一家女性主义周刊》（The Freewoman: A Weekly Feminist Review）。这是由D. 马斯敦（Dora Marsden）和H. 韦伍尔（Harriet Weaver）于1911年共同筹建的一家刊物，后者出资，前者负责刊物编辑。杂志主要刊登女性主义者、女性选举权支持者的政治文章，也刊载少量诗歌、货币改革方面的文章。杂志在1912年破产。1913年他们又重振旗鼓，新办《新的自由女性：一家个人主义的刊物》（The New Freewoman: An Individualist Review），新的刊物开辟了新作家专栏，将韦斯特（Rebecca West）、庞德、阿尔丁顿等人的诗歌刊登出来。韦斯特是该刊物的编辑成员，也是一位激进的女性选举权争取者。她积极主张庞德的意象派参与到刊物中来。庞德以此为契机，试图大面积改变刊物的内容（他对门罗主办的《诗刊》也持同样的态度）。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也刊发在《新自由女性》1913年8月号上；同期，韦斯特专门撰文介绍意象派，并引用庞德在《诗刊》上发表的意象派宣言。当月，庞德写信给门罗称《新自由女性》已经成为他们的“左翼”（Left Wing），并解释说，他已经掌握了文学栏目的发稿权（Pound 22）。“在9月，H. D.、阿尔丁顿、威廉斯、弗林特、洛威尔被聚集在‘更新的学派’（The Newer School）的旗号下面”（Rabate 67）。新的“旗号”指的就是《新自由女性》。同年10月15日，该刊头条推出庞德的论文“论严肃的艺术家”。在庞德的坚持下，该刊于1914年1月更名为《自我主义者》，阿尔丁顿成为助理编辑，后来由H. D. 和艾略特接任。艾略特从1917至1919年担任该刊的文学编辑，这为他后来任职另一个重要刊物《标准》（The Criterion）打下了基础。他从1922至1939年一直担任《标准》的主编。该刊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阵地。
    围绕《自我主义者》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圈子，为这个刊物投稿的有W. 刘易斯、M. 摩尔、W. C. 威廉斯、J. 乔伊斯等。B. 克拉克（Bruce Clarke）著有《马斯敦与早期现代主义文学》（Dora Marsden and Early Modernism, 1995），“高度评价这个刊物从一个小的女性主义刊物转变成为一个盛现代主义时期的最为活跃的喉舌，特别是在1914年1月杂志更名为《自我主义者》以后”（Rabate 65）。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期刊还有：《英语评论》（Englsih Review）、《标准》（The Criterion）、《日晷》（The Dial）③、《爆炸》（Blast）、《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肯庸评论》（The Kenyon Review）、《其他》（Other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逃亡者》（The Fugitive）、《自由人》（The Freeman）、《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等等。它们共同促进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壮大。关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发生时期各种期刊的功能与作用，布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在“运动、期刊、宣言：对自然主义的继承”一文中有一段论述非常精辟：“至于小刊物，它们往往是宣言程式的模拟或扩充。实际上，它们作为新的现象，时常代表出版社过程的一种私人化，成为庄重、严肃、侃侃而谈的大评论性期刊的逻辑对应面。恰恰主要是靠这种刊物，现代主义演变中的作品才完成了它们的传播，找到了它们的听众，就像《尤利西斯》是通过美国的《小评论》所做到的那样”（178）。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伦敦、纽约等地的沙龙、咖啡屋、协会、刊物、出版社等这些文学“公共领域”，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因而，从“公共领域”理论来解析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我们较容易把握这场影响深远的诗歌革命运动的生成缘由，我们的讨论也才更为具体。同样重要的是，引入“公共领域”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现代性特质找到了必要的理据。因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形成于“公共领域”的文学在一开始就具备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以及反思与批判的特征。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所内涵的对西方现代世界的揭露与批判，正是其秉承“公共领域”知识界那种自由平等的话语方式和反思批判的斗争精神的具体展现。

    注释：
    
    ① 1953年，艾略特在一篇题为“美国文字与美国语言”的演说中讲到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时说：“出发点，即人们通常地、便宜地认作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是1910年左右在伦敦的一个名为‘意象主义的团体’。”参见琼斯2。
    ② 卡氏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即本文的历史现代性——本文作者注）同作为美学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参见M. 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47－48。
    ③ 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荒原》1922年10月发表在《标准》上，11月发表在《日晷》上，并获得当年《日晷》所颁发的2000美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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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Jincai.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14]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Zhang Zhiqing. A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 Ameican Poetry.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5]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Zhou Xian. Critiqu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