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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要理解《诗术》，先得掌握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或者说先进入亚里士多德学问的家门——有如我国古学所谓“家法”。如果仅仅从如今的文艺美学甚或古典学的视角来看《诗术》，恐怕就很难进入这个“内传”文本——直到20世纪，仍然有西方学者指责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把《诗术》归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部分，却没有努力去理解为何如此。古典学家桑兹说，《诗术》“题旨宏深，惜传至今世的本子未够良善，多有阙佚与窜衍”(《西方古典学术史》，卷一，前揭，第88页)——中古阿拉伯学人并没有这样认为。爱尔兰的阿拉伯学家马戈琉斯(D. S. Margoliouth)与桑兹是同时代人，他根据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的注疏传统提出，所谓阙佚或窜衍其实是“内传”文本的特征，并非真的是“阙佚与窜衍”。(19) 阿威罗伊注疏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主要讲稿，13世纪的基督教僧侣学者几乎将这些注疏全部译成了拉丁文(仅两部注疏未译)。(20)把阿威罗伊的《诗术注疏》译成拉丁语的是日耳曼修士阿勒曼努斯(Hermannus Alemannus)，成于1256年(宋宝祐四年)——这个名为Poetria Aristotilis的拉丁语译本有24个抄本传世。阿勒曼努斯还翻译了阿威罗伊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修辞学》写的中篇注疏。他本打算从阿拉伯语译本翻译《诗术》正文，由于感到难度太大，最终不得不放弃。值得提到，阿勒曼努斯要求按照伊斯兰教僧侣学人的家法来理解《诗术》，他在为《修辞学》—《诗术》注疏拉丁语译本写的译者前言中说： 任何读过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威罗伊和诸多其他学者著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两部著作属于逻辑学的一部分。的确，从文本本身来看，这也显而易见。任何人也不可能从西塞罗的《修辞学》(Rhetoric)和贺拉斯的《诗艺》找理由。西塞罗把修辞学当做“通俗哲学”的一部分，并从这个角度仔细研究它，贺拉斯则把诗当做语法的一部分来研究。(21) 这段说法让我们得知两个重要的文史背景：首先，在接受亚里士多德《诗术》之前，西方基督教僧侣学者已经熟悉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著作，在阿勒曼努斯看来，贺拉斯的《诗艺》乃是理解《诗术》的障碍，正如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这段说法无意间挑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与通俗作品的差异——西塞罗仅见过亚里士多德的通俗作品，在阿勒曼努斯看来，从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讲稿是不恰当的。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对话)的通俗作品，贺拉斯的《诗艺》显然属于通俗作品，从《诗艺》来理解《诗术》同样行不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