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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基会与挪威驻华大使馆上周在天津市召开“儿童权益监察官制度研讨会”期间，挪威驻华大使馆特地为参会的中外代表送上了一场名为《娜拉的儿女们》的话剧。这场演出是今年为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所举办的系列活动中规模最小的一个。 今年是挪威大文豪亨利克·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挪威政府在国内外举行了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围绕易卜生及其著作的演出、展览、研讨会等层出不穷。 挪威驻中国使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从今年3月开始联合举办了“中国易卜生年”系列活动，在这系列活动举行的同时，一场旨在展示亨利克·易卜生在现代戏剧、现代电影、视觉艺术、舞蹈及音乐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灵感和创造性的纪念活动在五大洲近40个国家同时上演。 “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1828年亨利克·易卜生生于挪威东南海滨小城斯基恩。1850年写出第一部历史悲剧《卡蒂林纳》，从此开始创作生涯。 易卜生一生共写了26部剧本和一部诗集。早期剧作大多以北欧民间传说和挪威历史为题材，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1858年发表的《赫尔格兰德的勇士》，是挪威第一部民族现实主义戏剧。19世纪70年代写了10多部社会问题剧，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这些问题剧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反映社会现实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其尖锐性和深刻性都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高峰，震动了欧洲乃至世界剧坛。 易卜生创作的主题涉及个人自由、性别平等、腐败、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和滥用职权。 写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剧本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婚姻及其伦理的虚伪性，抨击了男权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它是一个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女子向社会的公开挑战，最后一幕就落在娜拉出走的碰门声中。英国大戏剧家萧伯纳曾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易卜生研究专家、奥斯陆易卜生博物馆馆长埃迪威森教授介绍说，身为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著名的戏剧家，他的戏剧上演的次数可与莎士比亚比肩。 事实证明易卜生的戏剧主题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奥斯陆易卜生博物馆馆长埃迪威森在《易卜生的眼睛》一书中这样说。 据统计仅2005年5月他的剧作在世界的公演数目就有125场之多，地域从孟加拉一直到巴西，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有112次之多。 “我们不禁要问，在现代是否还有任何人可以在思想领域构筑一个如此坚不可摧的帝国？”西方著名的评论家詹姆士·乔依如是发问。 “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 易卜生对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产生过重大影响，并催生了中国的现代话剧。 早在清末民初，我国翻译家林纾就把《群鬼》译成中文。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里推崇易卜生“瑰才卓识”，“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1914年，上海的春柳社首次把《娜拉》（即《玩偶之家》）搬上了中国舞台。“五四”时期，易卜生戏剧更如狂飙一般席卷了中国剧坛。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剧本以及《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传》等文章。接着，《群鬼》、《人民公敌》、《海上夫人》、《野鸭》等纷纷在中国上演。其中《玩偶之家》影响最大，“娜拉出走后将怎么样？”一时成为中国青年和观众热议的问题。 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曹禺等都深受易卜生的影响。曹禺曾说：“我开始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志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胡适的剧作《终身大事》、曹禺的《雷雨》、《日出》，都可以看到易卜生的影响。洪深更是直率地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 易卜生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恰恰符合了当时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礼教和提倡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需要，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易卜生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之中流行到了引领潮流的地步，以至1925年茅盾撰文忆述道：“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都深受易卜生的影响。易卜生对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我国话剧舞台空前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多位戏剧家成为备受中国戏剧界重视的大师，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也竞相上演，唯独易卜生被晾在一边。只有1956年在纪念他去世50周年时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场演出了几场《娜拉》。 20世纪80年代起，对易卜生的认识大为改变。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把先进文化拿来，所以面临着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重新认识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的现实性问题。 1998年，中国国家剧院上演了现代版《娜拉》，由挪威现任剧作家协会主席、挪威著名女演员阿格尼特·哈兰德饰演嫁给了中国留学生的娜拉。之后该剧还在易卜生家乡挪威演出。 易卜生逝世已经一个世纪，然而他的剧作至今还活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我们从中还能汲取到丰富的精神营养和力量。 “他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比起莎士比亚的古典主义在中国更具现实性。” 由挪威驻中国使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2006年联合举办的“中国易卜生年”系列活动于3月20日在北京幸福村艺术中心拉开帷幕。 在开幕式上，来自挪威及中国的著名戏剧表演大师、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向现代戏剧之父献上他们的个人贺礼：挪威剧作家协会主席、著名演员阿格尼特·哈兰德专程来到北京表演了易卜生的名著《培尔·金特》的部分片段，在剧中阿格尼特·哈兰德完成培尔和母亲奥丝两个角色之间的对话，并且同时扮演了培尔和母亲两个角色。 在上海城市规划馆，“易卜生的眼睛———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纪念展”从3月开始揭幕，45幅画作再现易经典戏剧场景。为易卜生戏剧作画的，都是挪威当代知名的现代主义画家，他们用抽象的、简约的、甚至荒诞的手法，去表现易卜生的戏剧作品。通过画家之手，易卜生一生关注的人类矛盾冲突和存在危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尤其是对利己主义、市侩主义沉痛的抨击。例如一幅在根据《玩偶之家》创作的画作中，画家以一个被“解构”了的女子形象，将娜拉被丈夫背弃后的痛苦万状生动表现出来。 5月23日，是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极大影响的“现代戏剧之父”，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图书馆举办了“易卜生与中国百年回顾高级论坛”。论坛特邀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易卜生研究》杂志主编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教授和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王宁教授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易卜生年”自今年3月20日开始，除了挪威新戏《娜拉的儿女们》、《轻骑兵的下午》等，还有“中国国际戏剧节永远的易卜生”，更有根据易卜生原作改编的京剧《培尔·金特》和越剧《心比天高》等等。 6月，林兆华导演的易卜生的《建筑师》(原著本名为《营造商苏尔纳斯》)在人艺上演。这部名剧是易卜生后期作品的四部女人戏(《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和《海达·高布乐》)和四部男人戏(《营造商苏尔纳斯》、《小艾友夫》、《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和《当我们死人醒来时》)里最有分量的重头戏。不少研究者将这部戏视为易卜生的“自传体戏剧”，易卜生自己则称这是一部他现身说法、心灵独白最多的剧作。这部剧本创作于1892年，距今104年，但是它的现实性之强，切中当前时弊之深刻，符合眼下实际之贴切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部戏剧也将成为“中国易卜生年”的一大看点。 政治权力、理想主义、全球化、男女平等、贪污腐败、个人主义、被忽视的孩子、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和经济等话题在100多年前的挪威是如此的前卫，在21世纪的华尔街和古都北京同样打动人心。 中国艺术研究院何玉人研究员认为，与莎士比亚的宫廷主题相比，易卜生的话剧以社会问题剧为主，更加贴近民生，他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比起莎士比亚的古典主义在中国更具现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