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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应该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差异发展运动中的“他者”化和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是并行不悖的。“他者”是“自我”之外并且异于“自我”的存在。“他者”既然是“自我”的“他者”，“自我”也就是“他者”的“他者”。我们既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也可以用他人的眼光看他人，看自己。问题并不在于两种视角孰是孰非，而是在于“自我”与“他者”差异发展运动中的视域融合。我们对于“他者”视域，完全可以用平和心态看问题，不必认同，但也不必被动地接纳。 差异发展才是文化的本质特性，在差异与同一过程中发展才是比较的目的。为了发展，需要保护不同的文化和群落和生态。这种见解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文化的发展为什么得力与文化的异质多元化。无论是从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关系看，还是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看，恒动不已，生生不息的发展与构成的生命力都来自异质文化间的互证、互补和互济。德特里夫·穆勒说得好：“文化是一个活跃的机体，它需要不断地创新，需要不断地用新的现实去修正它历史的记忆。”[8]页。作为“一个活跃的机体”，促使其创新与发展的生命力来自多种文化的交往与交流。同时，文化间也只存在差异并不存在高低。即如梅洛·庞蒂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所指出的：“人类精神的统一并不是由‘非哲学’向真正哲学的简单归顺和臣服构成的，这种统一已经在每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侧面关系，在它们彼此唤起的反响中存在。”[9]在他看来，“东方哲学”并不仅仅是某种生存智慧，它乃是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的某种独特方式。“印度和中国哲学一直寻求的不是主宰生存，而是寻求成为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的回响与共鸣。西方哲学或许能够由它们学会重新发现与存在的关系、它由以诞生的原初选择，学会估量我们在变成为‘西方’时所关闭了的诸种可能性，或许还能学会重新开启这些可能性。”[10]他显然不像黑格尔和胡塞尔那样把东方文化看作是低于西方哲学文化的“经验人类学”形态，而是承认了它的“哲学地位”。不过，梅洛·庞蒂仍然只是把东方看作为西方可以藉之考虑自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一面镜子，因此看到的只是不同文化在人类共性基础上的差异，并没有充分考虑文化间的真正异质性或他性。 如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所指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1]就中国文化发展史看，可以说，中国文化能够于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长存于世，仍然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种文化不断的交流与整合。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区域众多，而中国文化则正是在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更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促动。据现存史书记载，早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中国就有了与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的文化交流。尽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中国与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世界的文化交流也从未被阻断。佛教的传入与中国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证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古代学者在大量翻译佛经的过程之中，吸收印度古代音韵学“声明”原理，创造了中国的音韵学，促进了唐以后诗歌的发展。同时，佛学与中国儒道之学的结合，又创生了中国禅宗，使佛学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并由此而建构了中华民族儒、道、释互补的文化精神。到了近现代，包括改革开放的今天，正是在中外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融合与互补中，中国文化才能得以长久地发展。文化发展的事实证明，异质文化的互补与融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新的生命力，没有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则不能保证文化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需要从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触发新的生机，衍生新的生命活力。 我们既然承认文化是一个活跃的机体，需要不断地创新，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异质文化的并存，要推崇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交融与汇通。具体到美学的界域，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各民族美学差异性的形成与其文化背景、文化根源有直接关系，要对生成于异质异源文化体系中的不同美学进行比较、交流与借鉴，就必须注意同与异两个方面的内容，既要注意其可比的共同性，更要注意其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差异性，考察其文化背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特性。换句话说，为了美学发展的目的，要从求同出发，展开寻根探源的辨异活动，进一步研究与考察形成其差异性的深层文化原因；并且，在同与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去揭示中西美学的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和独特价值，才能于交流、理解、认同与整合达到融化出新的目的。 文化的相互理解，首先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必须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异质文化间的共同话题是极为丰富的，尽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不同民族间千差万别，但从客观上看，各民族间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仅就美学领域来看，因为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态及其体验形式，而这一切必定会在以关注人类生命与体验的美学中表现出来，并由此而使其具有许多相通与共同的层面，如“入世出世”、“思故怀乡”、“时空恐惧”、“死亡意识”、“生命环境”、“乌托邦现象”等等。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会遵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不同文化，以及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既包含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选择与解释。因此，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比较，通过对话加深彼此的理解与认同，从而促使双方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从中国哲人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对于上述观点的学理上的支持。可以说，中国哲人就主张事物间或异质文化间的通过差异发展运动得以交流与沟通以求得变易与发展。如老子就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阴阳、有无，既对立又统一，处于互生、共生之中。在老子看来，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对立”关系，其范围包括宇宙天地、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同时，事物之间的这些“对立”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其对立中还包含着相互平等、相互对应、相互贯通和相互交融的成分与机遇。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这就是说，有与无是相互生成的，没有“有”，也就没有“无”，难和易相因而成。并且，这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互对互应、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现象是永远存在的，是事物的根本特性。因此，我们在看待宇宙间与文化的这种“对立”差异关系与异质现象时，决不能将其绝对化。 与事物间的这种差异发展运动相同，各民族异质文化之间所以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异发展运动，有一由此达彼的桥梁，即对方的内核存在着一种差异与同一的发展过程。在老子看来，许多表现上看是对立的事物，其实质上则是同一的，它们内在相通，都以“道”为本源，各事物间互相依存，失去一方则另一方不存在。事物的运动，最终都要回到当初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就是清虚渊深的大道。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宇宙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生生不已、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复”，即向静态复归，因为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所以万物最后归于虚静，然后才能得到生命真谛和人生的奥秘。人如果能知此殊途同归之理，则必能包容而无所不通，合于自然，同于大道，则可以超越个人生命有限的体验，超越地域的局限，而共同发展。 依照中国传统的宇宙意识，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人生，以及由人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所谓天、地、人三才，均为阴阳二气交感化合的产物。在中国美学看来，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奏与律动，人们心灵深处的节律与脉动，都是源于阴阳二气的激荡、碰撞中的差异与趋同、异质与同质过程中的相互化合作用。自然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需要相辅相成，相互对立又相互对话，从而相互促进，由人所创构的文化的发展也应如此。目前，文化交流日趋全球化，各文化间的对话与沟通对其自身的发展便显得愈益重要。要发展则必须要沟通、必须通过对话。只有通过对话，通过“反复对谈”才能达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文艺美学的互相理解，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艺美学向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