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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应该着重从基本文学观念的历史流变来总结和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呢？又为什么要把观念的演进与学术论争结合起来加以一体化的考察呢？这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从基本功能上讲主要承担两大任务，一是在理论与批评的自身演进中推动文学观念的创新与进步，二是在此基础上反馈与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推动文学实践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更为根本，后一个任务的实现有赖于前一个任务的实现。如果说文学家们主要是在形象世界的创造中表达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感悟和认知，并从中寄托他们的审美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其文学观念的话，那么文学理论与批评则要从形象世界中跳出来，从感性审美进入到理性思考的境界，在理性思辨中提炼和升华思想观念，在抽象的观念世界里逻辑地而非形象地表达他们对世界、人生和文学的见解与看法、论断与评判。由此，是否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发展与创新，思想观念的丰富与贫乏等等，便成为衡量理论与批评水准与价值的首要标准。一个时期的理论与批评在现象形态上出了多少书，发表了多少论文，有多少人操持此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与丰饶，有时候表面上的热闹、繁盛掩盖着的也可能是思想观念的贫瘠、退化与虚弱。只有那些思想创新观念丰饶的时期，才算是理论与批评真正发展与繁荣的时代，也只有这种时代的理论与批评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既能有效地作用于具体的文学实践，又能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厚的印记。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应该首先着眼于基本文学观念的演进，抓住了基本观念，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学的精华和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主脉。 其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质，注定了这个时代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必然充满稳定与变化、守旧与革新、保守与激进的持续冲突与争锋，文学理论与批评也不能例外。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中基本文学观念的创新、更替和流变，始终伴随着不同学术倾向和观念之家的碰撞与论争。新时期前期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文学与形式本体的关系、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以及关于现实主义、现代派文学、文学方法论、文学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性、文艺反映论、文艺生产论、文艺价值论等等的讨论，近一二十年来围绕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学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关系、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等的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范式转换之关系的研究，关于文学是否“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创新和文学理论的学科进步。可以说，从新时期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和观念问题是没有争论的，撇开论争来梳理和谈论文学观念和理论的变化、演进，往往不得要领，难明其详。正是基于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这样一种具体时代状况，所以我们还必须将观念的演进与学术论争结合起来加以一体化的考察。 回顾、反思和总结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还需要解决一个理论认识的方法论问题。这个理论认识的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任何理论和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研究时代的特点，并将理论和观念放到时代语境中加以透视、分析和阐发，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在任何学术研究中首先需要坚持的。 文化、文学现象以及所有理论和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这个道理古人很早就明白了，刘勰早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就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在近代西方思想界，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创造时也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马克思早年在为其博士论文的写作所作的哲学笔记中也曾经指出，哲学史的编纂不应过多注意哲学家个人性的东西，“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要“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②。因此，对理论和观念的发展，应该置于时代根基之上作出审视，放在与时代生活的联系之中加以考察，新时期文学理论及其观念发展的研究也应如此，只有将之置放于新时期时代生活的根基之上，才能求得深切的理解。 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明确地将社会意识现象置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强调不能孤立地认识精神意识现象本身，甚至说精神意识没有自己的历史，必须从社会存在出发去解释社会意识现象，而不是相反。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仅仅一般性地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现象的制约作用，还进一步强调对精神现象的认识必须返回到历史的特殊性之中。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③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研究的这一要求，是一切理论研究不可忘记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