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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大众 “大众”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对于“大众”问题的研究在德国近代哲学史上有较深的渊源，费希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对此都作出过深入探讨，不过他们大多将“大众”作为一个消极的、有待于改善的对象来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又加入了新的内涵。 法兰克福学派讨论“大众”问题，已经与雅斯贝尔斯等人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将问题置于大众文化兴起、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发现当今时代，大众的处境不仅没有丝毫改善，而且更加艰危深重了。总的说来，导致大众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极权倾向日趋严重，总体性、同一性、单面性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特殊语境使得讨论“大众”问题有了新的维度。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极权主义导致大众的个性丧失殆尽。在“大众”中，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始终存在，而极权主义总是以牺牲个性、特殊性为代价来满足共性和普遍性，即便标榜什么个性、特殊性，也只是制造出来的假象和幻影，因为整个机制已经被标准化、模式化了，这是最根本的。个人置身其中，只有与整个群体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获得容忍，才是安全的。而在这种标准化、模式化的机制之中，大众文化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大众从物质到精神，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消遣工业”“娱乐工业”的引领，最终成为它所期望的那种类型，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个性的丧失。这在大众文化中可谓比比皆是:“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 ④这就暴露出“消遣工业”“娱乐工业”的虚伪之处，它是借“启蒙”之名而行“反启蒙”之实。霍克海默等在对于“启蒙”这一概念进行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⑤法兰克福学派进而认为，这种“反启蒙”的实质恰恰与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当年像纳粹青年组织那种乌合之众也是以“公众”的名义出现，一切听从宣传机器的指使，一切受到标语口号的煽动，他们占领了机关学校，鼓噪于广场大街，而众人在被盲目的狂热裹挟的同时，恰恰泯灭了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觉意识。所以霍克海默指出，就其对于大众个性的戕害而言，“收音机和电影绝不亚于飞机和枪炮的作用”。⑥ 与个性的失落相辅而行，资本主义也造成了“大众”道德水准的下降，“在系统的压制下，现实生活使大众丧失了道德，他们只能通过强加给他们的行为方式来展现文明”。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词典中，逆来顺受、麻木不仁、软弱无能、俯首帖耳、随遇而安、阿世从众等说法都是给“大众”加封的谥号，这也许是大众身处权势胁迫之下采取的一种处世哲学和生存技巧，但却可以衡量出其道德水准的低迷。譬如文学艺术的严肃性被大众趣味所消解，只是成为一种娱乐和消遣，在轻松愉快的休闲和嬉戏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对抗被顺从所冲淡，对于实际生活的批判为和解所替代，最终丧失了超越性和否定性，被权势收买和招安。在此过程中，大众文化也助其一臂之力，它的娱乐和消遣给那些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身心疲惫的个人提供暂时的抚慰和松弛，使之得到身心调整，以便继续为那些使他疲惫不堪的权势服务;广告宣传将大众陷溺于走火入魔的迷狂之中，消费者即便看穿了广告的种种伎俩，也会心甘情愿地购买和使用它们所推销的商品。“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雅，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⑧ 在资本主义的极权体制之下，大众的身体也充满了失败感。大众文化对此也不能辞其咎，它对于大众的身体的关注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其视为适合生产系统、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工具。极权体制将人体看成是一架活的机器，可以任意拼装和拆卸;它还把人的生命形式和生理活动还原成了一个化学过程，可以进行精确测试和检验，进而采用科学方法来形塑大众的身体，借助技术培训来提高大众的能力，最终将其塑造成能够为生产系统和社会机构服务的仆役。二是向大众推销理想完美的身体概念，商场和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广告总是以美女帅男作为形象代言，这一偶像化的策略在促销商品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推销一种身体概念，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说过:“几个世纪以来，身体就是大众的思维方式。” ⑨当商品广告通过模特的形象将某种身体概念植入人的头脑并改变其思维方式时，那不啻是对大众进行“洗脑”了。这不能不让曾经的纳粹受害者联想起那些充斥着“金发野兽”的广告形象，在形形色色的商品广告中推崇新奇的、伟大的、漂亮的、高贵的身体，往往就是纳粹领袖及其部队。在他们看来，广告的内在目的就在于此，而对于人的身体的污损，也莫过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