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学理论的“域化”与“化域” “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解域”(deterritorializatation)、“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化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sation)是德勒兹和瓜塔利用来说明一切存在物的生存和演化过程的特定概念，在其学说中具有存在论意义。在他们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有某种内在力量即“欲望生产”(desiring production)，这种欲望生产能够产生并扩展连接(connection)，借此而形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总体就是域化(Deleuze 242)。正是这种连接力量使任何形式的生命获得其存在形式(域化)，同样，也是这种连接使它失去了其存在的形式(解域)。域化和解域的力量内在于任何一种存在形式之中，恰如基因可以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物种(域化)，但同样的连接也可能导致基因突变(解域)，人类也可以找到基因突变的原因并通过基因技术来阻止这种突变，或者利用这种基因突变来使之产生人类所期待的新的种(再域化)(Colebrook xxiii)。解域作为辖域的革新性矢量存在于辖域之内，它与变化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内在于特定辖域(Parr 69)。“绝对解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sation)则指“从所有的连接和组织中解放出来，这个进程与其说可以获致，毋宁说仅能意会或想象，因为任何对生命的感知，都已经是一种排序和域化；我们可以将之设想为最大程度的可能性”(Colebrook xxiii)。《德勒兹词典》的编纂者认为：“从质上说，有两种不同的解域运动：绝对的和相对的。哲学是绝对解域的例子，资本是相对解域的例子。绝对解域是一种运动方式，其本身无关乎解域运动的快与慢；这种运动是内在的、差异化的，而且在本体论上先于相对解域运动……简言之，绝对解域是虚拟的，穿行于真实的相对解域运动中”(Parr 69-70)。综合来看，“绝对解域”是一种虚拟意义上的最大可能性。本文译之为“化域”，强调其在观念上从所有已然存在的“辖域”解放出来的趋势和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利的这组概念对于理解和解释文学“理论”的运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20世纪上半叶，有关文学的理论学说通过将理论与文学作品“连接”而得以“域化”，使“文学理论”成为独立学科，而这门学科又与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审美和艺术的超然价值以及文学理论批评者客观公正的探究“连接”在一起。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理论“域化”的典范形态。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针对“文学理论”的“解域”运动聚合为一种风潮，应运而生的“大理论”(Theory)对“文学理论”发动了全面的“解域”运动，它以“文本”代替“作品”并强调了前者的开放性和生产性，将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艺术和审美的超然价值以及理论批评的客观立场，一概视为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立场的“建构”(周宪85)，从而实现了对“文学理论”的解域。在此过程中，“大理论”通过将自身与一切文本及其开放性、社会建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连接”而使自身“再域化”为“TOE”(Theory of Everything)(Zizek 14)，即“理论巨无霸”。这一过程也使“文学性”(Literariness)从“文学作品”的狭小圈子“脱域”而出，漫延到所有的非文学文本领域，从而使一切文本都带上了所谓“文学性”。然而，“大理论”几乎摆脱了“文学”对象，甚至成为摆脱所有学科束缚的一个特殊的“理论的帝国”(王晓群39)。它不乏“洞见”，但由于“解域”过程所必然包含的“再域化”，其固化、僵化和普遍化的倾向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大理论”在解释文学问题时的失效和失信。尽管“文本”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但它终究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间存在隔膜；尽管“大理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充满洞见，但当它凝固僵化为某种教条的时候，它就走到了解体的边缘。进入90年代以来，针对“大理论”的再次“解域”运动又聚合为“后理论”的潮流，“理论之后”的呼声逐渐将“化域”运动凸显出来。在此过程中，文本主义的观念以及一切皆由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立场“建构”的设定，都受到质疑和批判。尽管说“后理论”目前还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虚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但它已经开始了对于“绝对解域”状态的想象性擘画，以前被“文学理论”构想为“作品”和被“大理论”构想为“文本”的东西，在“后理论”那里则被构想为“事件”(event)。“事件”将“文本主义”的“文本”加以解域，使之与“历史”相互联通，使“文本事件”自身成为历史本身的实质性成分。这样，“理论之后”就通过将理论与事件相“连接”，而将“域化”的“文学理论”和“解域”(或“再域化”)的“大理论”放置到“化域”运动的最大可能性之中了。 “文学理论”“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范式转换，显示出域化、解域与化域之间复杂的“三元辩证法”。“后理论”不是理论的取消，在“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不争的学术事实，它仍然是各个学科不可或缺的学理框架和评价基础。“后理论”并非与“大理论”两极对立，而毋宁是内在于“大理论”的一种“绝对解域”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多重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论”已然成为一个笼统的概念，需要加以辨析甄别。从世界范围看，1916年至1966年的大约50年间有关文学的理论，可称为“文学理论”；1966年至世纪末有关文学的理论可称为“大理论”(Theory)，或者“理论巨无霸”(TOE)。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1917年，这一年俄苏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艺术作为技巧》一文，强调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旨在否定文学研究与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哲学的研究之间的关联性(Egleton xiiii)。其要旨在英美新批评派韦勒克、沃伦编写的《文学理论》中以“内部研究”之名确立下来，其后便主导了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讲坛，直至6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淡出。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此时，“法国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风潮开始流行，后现代范式涌现出来，“大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文学理论”与“大理论”之间存在着范式论上的差别，其间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过渡”，而是理论的“范式转换”。莱恩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百科全书》(三卷本)，即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将20世纪的文学文化理论从时间上划分为两段。他在全书“导言”中指出，“我们选择1966-1967年为界来结构第一、二卷(尽管历史时间跨度上一长一短)，是因为在这个年份新型思想密集涌现，它们蔑视旧思想，生产新观念。”此时，结构主义盛极而衰，后结构主义崭露头角，女性主义、伦理研究、全球化或后殖民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纷纷涌现，它们摆脱了先前流行的新批评作品中心论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疆域(Ryan xiv)。在莱恩那里，这个时间节点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得到呈现和确认，而其特殊的编排形式也暗示，“文化理论”一定程度上带有对1966年前后两段文学文化理论的辖域进行“化域”的属性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的理论研究，其利钝得失并非“正确”或“错误”的极端判断可以概括的，也不完全是“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问题。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理论将自身“连接”于什么的问题；“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术语，若用来指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作品的内与外，其含义尚可解会；若用诸文学理论自身，就不知所云了。因为，作为内部研究典范的“文学理论”，其研究重心之所在，恰恰不是“文学理论”的“内部”，它并非一种对文学理论自身具有明确反思意识的理论学说；而作为外部研究之典型的“大理论”，则除了强化对文学作品的“外部”展开研究之外，还特别强调对“理论”自身的“内部”进行反思批判。更何况，“内”“外”之分，只是理论对其研究对象的某种设定而已。 从“域化”“解域”与“化域”的辩证运动看，“文学理论”范式是理论将自身与文学作品、形式技巧和文学语言相“连接”的域化过程的产物，最终确立了韦勒克式的“文学理论”；“大理论”则是理论将自身与文学作品语言形式边界之外的诸多要素相“连接”的“解域”过程的结果，它将范围广大的“非”文学领域包举在内，最终确立了“法国理论”为代表的“大理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大理论”似乎“根本就不是关于文学的”(Selden 267)。当今汉语语境中的“理论”“元理论”“反理论”和“后理论”，从其话语谱系看，大多是以“大理论”为反思对象而衍生出的学术话语。但由于汉语并无大小写区别，致使人们通常不加区别地使用“理论”这一术语。事实上，汉语语境中的理论包涵了“文学理论”和“大理论”：前者尊崇文学经典，认定文学、艺术和文本形式的整一性，后者则强调内在矛盾、边缘性和不确定性；前者认定客观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事实不过是叙事建构；前者强调阅读主体的规范统一性，而后者则质疑这种统一性；前者是伴随着现代性展开过程的文化“分化”运动而形成的有关文学的理论范式，后者则是伴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去分化”运动而形成的超脱文学疆界的综合性理论范式；前者是文学理论的“域化”，它为文学理论“封疆建域”，立足语言、排斥异质、压抑他者、消弭矛盾、专注作品、维护中心、封闭阅读、客观批评，向心式地通过文学正典的阐发来确立文学理论的独立性、纯洁性和完整性，后者则是文学理论的“解域”，它为文学理论“解疆去域”，立足话语、尊重差异、包容他者、关注裂隙、延展文本、开拓边缘、症状阅读。“后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内在于“大理论”的“再域化”过程之中的“化域”运动浮出历史地表，并聚合为一种自由“连接”而又不固着于特定“连接”的根本趋势。 综合来看，“后理论”是“理论”的“他者的批判性回归”(Callus 8)。“理论”的“他者”包含广阔的内容，至少有三个方面：一、在理论与实践的在场/不在场的一般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是“实践”，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不被“理论”所重视的日常生活世界。二、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在场/不在场共时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指那些与理论构成反义关系、矛盾关系和蕴含关系的所有“非”理论，即“反理论话语丛”“非反理论话语丛”和“非理论话语丛”等全部理论维度的和合共生。三、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在场/不在场的历时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是“文学理论”和“大理论”的会通融合，也是情人式、分析家式、领导者式和解构家式的理论话语的和合共生。因此，“理论之后”是对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包容，是对“反/非/非反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涵摄，是理论向文学自身的延伸开放(张进，《文学理论通论》64-65)。“理论之后”对于“理论他者”的这种开放包容姿态，也是理论“绝对解域”的必然趋势，是理论在“化域”进程中对于其“衢路”的重新擘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