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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理论的“他者”与“矩阵” “理论”当然是一个与“实践”相对的术语，在此意义上，“实践”即是“理论”的“他者”(other)。因此，人们总是在“理论/实践”的二项对立中讨论理论问题。然而，从特定视角看，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04)。实践中的理论的“他者”即是理论自身在“在场/不在场”意义上与其他理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人们使用“理论”这一术语时，也同时还在“或隐或显地与其他概念范畴相对比”(Storey 19)，如“反理论”(anti-theory，against theory)、“元理论”(metatheory)、“软理论”(soft theory)、“后理论”(post-theory，after theory)、“亚理论”(subtheory，paratheory)、“复数小写理论”(theories)、“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理论化”(theoricizing)等等。这种现象，是理论“他化”而派生出来的理论/“非”理论的诸重要形式；如何处理理论与“非”(在场)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反思的重要课题。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迅速裂变与深层“他化”(栾栋190)现象，以“理论”本身为词根派生出诸多新的理论话语。这些话语形成了一系列聚拢与分蘖并进的“理论话语丛”。它们都从特定维度对“理论”的合法性和存在依据提出了反思批判，在客观上与“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代理论的“问题域”和“他者参照”，呼唤理论研究对其作出辨析甄别和会通阐释。依据“在场/非在场”的逻辑，“理论”作为话语的每一次出场，都与非在场的“理论他者”形成了“构成性”关联(格里芬21-22)，而后者又深刻地参与到“理论”的具体内涵的确立过程之中。因此，揭示“理论”在与何种“理论他者”相互参照的框架中言说，就成为准确把握理论的意义内涵的重要环节。形形色色的“理论他者”，都是围绕理论“他化”而产生的现象，因而是“圆照”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必须纳入视野的内容。理论的“他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理论与这些他化形式之间或“反义”、或“矛盾”、或“蕴含”，共同构成了格雷马斯学派所说的“矩阵”关联系统(Landowski 84)。 理论“他化”的第一种形式即“理论反理论”，缘之形成“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antitheory/against theory/counter-theory)话语丛，它与理论构成“反义关系”；第二种形式即“理论非反理论”，缘之形成“元理论/亚理论/理论化”(metatheory/subtheory/theoricizing)话语丛，它与理论构成“蕴含”关系；第三种形式即“理论非理论”，缘之形成“后理论/理论之后/软理论”(posttheory/after theory/soft theory)话语丛，与理论之间构成“矛盾”关系。这三种话语丛与理论之间形成一种“四方游戏”，“其中的每一方都映照着其他三方”(Harman 131)。而当人们提起“理论”之时，总是潜在地与“反理论”“非反理论”或“非理论”相对照而确定其意义。 理论的四个维度构成了理论语义的“符号矩阵”(格雷马斯141)。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析取分为两类：反义析取和矛盾析取。“如果说演绎推理最终会与归纳描写汇合，那是因为意义的基本结构已经从整体上把各个语义域组织成系统。因此，由这一基本结构所定义的每一项内容便通过语义轴暗含了其他各项，而其他各项则在这个结构体的下一层组建起一个具有同构性质的结构体。”“以上四项的任意一项，我们都可以通过取其反义和取其矛盾项而获得其他三项。它们的定义是纯形式的，先于意义的，即尚未承载任何实际的内容。”反义关系和矛盾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关联体，相关联的两项互为前提”(格雷马斯143)。反义性(Contrarity)、矛盾性(Contradiction)和蕴涵性(Complementarity)的各个维度所构成的符号矩阵，具有普遍性，几乎可以穷尽无论是单个的还是集体的符号的基本维度，也是分析语义世界的出发点(Ryan 229)。从这个意义上看，“理论”这一术语包含着复杂的语义关联域，它“形式地”关联着“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而在实践层面上，“理论”的意义正是这些语义项之间“振摆”的结果(Hitchcock l)。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论”这一术语具有“多价性”，因而是“家族相似的”，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韦尔施103-38)。正因为如此，理论研究就要将理论及其“他化”所形成的意涵加以“交汇—关联”式的整合阐释，而不是通过“区分—划界”而将其隔离开来(张法 6-12)。 “理论”与“反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反义关系”，其间相互对立、对抗或否定。“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大多反对“理论”的观念、方法和假设，但又不得不采取“理论”的方式，因而成为“理论”颠倒的影像，是理论的“负模仿”。在这派理论中，有的偏于学理层面，质疑特定理论的假设、前提和观念方法；有的则包含更强的意识形态内涵，强调的是对理论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反抗”和“抵制”。然而，“反理论”通常又不得不悖论式地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并发生影响，实际上是理论的特殊形态，只是以反对和抵抗理论的方式反对特定的理论。 “理论”与“元理论话语丛”之间构成“蕴含关系”，后者尽管形态多样，但都肯定理论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性，并为“理论”的自我反思进行合法性辩护。其中，“元理论”最具内省气质，它强调理论要对自身的前提假设、存在依据和运作方式进行反思批判，其实是希冀拥有更具整全性的理论视野，以免理论在研究其对象之时忘记了对自身的反省批判，但元理论并不必然反对理论研究其“对象”；“亚理论”则强调，在低于普遍性和概括化理论的层面尚存在一系列对理论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而获得的“亚”形态的理论，它们共同支撑着理论的大厦(康序165)；“理论化”则强调，任何研究都必然涉及对研究对象的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和概括化，因而，纵使人们反对理论，但“理论化”却不可避免。这一簇理论话语，其根本旨趣不是要否定理论，而是旨在通过各种努力“强化”理论的自我意识和反省意识。 “理论”与“后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矛盾关系”，后者尽管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其间并非“反义关系”，亦非“蕴含关系”，而是一种“非”的关联，即“理论非理论”。因此，“后理论”与理论之间存在反讽式、悖论式(paradoxical)关联：它既抵制理论教条，也与理论教条联袂“平行”；既否认理论万能，又肯定理论的存在价值；既是理论的解构，也是理论的拓展；既是“终结”理论，也是“追求”理论。这种关系将理论的全部不在场方面兼容包孕起来，彰显理论在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种关联中不断融会并生发理论自身变异创新的契机和胚芽，同时也质疑和反思特定理论的局限性及其自封僵化。与此同时，“后理论”与“反理论”构成“蕴含关系”，后者的洞见，通常会融会在“后理论”之中。在后理论(after theory)中，“after”一词具有丰富复杂的含义，它一方面有“终结”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追随”“追求”之义。因此“后理论”是终结理论与追随理论的合体，也是当前理论存在的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大写理论”(Theory)是理论自身的强势“秀出”，而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作为其“他化”形态则是“秀出”本身的“阴影”，是“理论”所遮蔽着的自身的“背面”，是理论的“不在场”形式，与“理论”之间形成了繁复的构成性关系，是理论本身的一币两面，也是理论话语的他者参照；是对理论话语多维度、多侧面和多阶段属性的生发引申，也是对理论“盲区”的集中彰显，因而最终是理论创化更新的语境场合。理论、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等话语丛，共同开拓出“理论”的全部维度、广度和深度，是理论“圆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理论场域，各种“反理论”“元理论”“软理论”“非理论”“后理论”此起彼伏，从理论“圆照”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死亡”，而毋宁是理论自身开拓出了多维多样的生长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