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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词科习气”相关的其他词学批评 “词科习气”说是对当时词科文风特点及其对散文影响的规律方面的总结，而在“词科习气”说之外，文坛上还有一些针对词科的其他批评，这些批评首先来自朱熹等理学家。朱熹认为： 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 词科之文如表、章、赞、颂、记、序之属，皆习为佞谀者。以佞辞易直谏，蠹坏士心，驯致祸乱。(31) 在理学家的眼中，“文”尚且是“道”的依附，而以词藻修辞见长的词科之文就更是毫无可取之处了。朱熹甚至认为词科之设立败坏人心，导致祸乱，这样的批评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带有典型的道学者的眼光。 朱熹以外，对词科进行猛烈批评、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的学者是叶适。他批评说： 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32) 叶适对当时的科举、制科、词科都提出了批评。而他在批评词科时，尤其针对其名与实的截然不同而发议论，甚至直斥词科的四六文“最陋而无用”。叶适认为，以对偶铺排为主而非源流古人，加上以致身贵显为目的，是其“陋”之根本。叶适在批评科目的同时，更是直接指斥了当时浮华浅陋的文学风气。 之前说过，叶适之后，他的门人吴子良延续了叶适对词科的批评，并直接总结出“词科习气”一说。持此说的还有刘克庄，他除了“词科习气”一说外，还指出了词科文字趋于工整的弊害： 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机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然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其病乃在于太工。(33) 词科人士常常身居朝廷代言的要职，他们之前反复练习的词科程文风气必然会施之于朝廷诏诰，其文风总体取向的趋时远古，也会大大损害代言之体的古意。如果文章过于工整，则会影响代言体文章的典重温雅。刘克庄主张自然流畅、不生不涩的文风，词科文风显然是与此相左的。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时期批评“词科习气”时还采用“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等字眼，这就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出现的批评话语。如由宋入元的刘壎在论述词科时，虽然未用“习气”的概念，但他用“体致”来说明，也差近似之。《隐居通议》卷一八“平园文体”中说： 因记壮岁与西园傅公共观某人文字，其人亦试词科，傅公曰：“此文未脱词科体也。”予曰然。盖词科之文自有一种体致，既用功之深，则他日虽欲变化气质，而自不觉其暗合，犹如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净，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34) 刘壎说的这种体致，因为早年对于词科“用功之深”，已经深入到个人骨髓中，需要不断淘汰、磨砺，花费数年乃致数十年的时间方能消磨殆尽。 还有诸如“词科程文手段”之类的批评，据《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条记载： 杨东山尝谓余曰：“……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35) 罗大经说的杨东山，当是指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杨长孺列举的孙觌、“三洪”、周必大等人都是词科出身。可以推知，他们早年的词科经历，对这些南渡文坛大手笔的文风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在成名之后撰写的碑、铭，都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的延续。所谓“程文”，意指只能将目光停留于当下，不能追配古人；“手段”指的就是某种固定的写作程式(36)，这种程式是与古意背道而驰的。科举文向来不能脱离程式，南宋中后期科举类书的大量印行，也是某种程文模式化的反映。词科本身重视应用型文字，再加上重“词”，更容易导致情性的埋没。杨长孺的“词科程文手段”之说，与叶适、刘克庄等人的总体看法是一致的。 以上关于“词科习气”“词科程文手段”“词科体”等说法，构成了南宋中后期针对词科出现的系列批评。另外，南宋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四六文弊病的批评，虽未明确针对词科，但很多也与词科有关。如刘克庄《林太渊文稿》一文指出：“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鸿庆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37)“鸿庆”“梅亭”分别是孙觌、李刘之号。孙觌政和间试中词科，李刘也曾备考词科。四六文发展到宋末，骈俪之风已趋极端，孙、李二人之文都有生硬与堆垛之病。这种对文风过于骈俪的批评也很容易与批评对象早年的词科经历挂上关联。宋人对科举时文的批评，常常有趋巧、应时、雕琢、千篇一律等负面评价，但像词科这样单独拿出来批评的，并立以名目，还是较为特殊的。尤其是，他们用“习气”“体致”来总结词科之文以及词学人士的其他文章，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其根本的一致性在于，他们均很反对对某种体裁用力过度导致的程式化，在他们看来，这种程式化会斫丧古意，使时文的流弊加深。 从以上对词科的相关批评延展开来看，无论是“词科习气”“词科体”还是“词科程文手段”，大概有以下几个批评指向：第一，它们专属于应试词科者，其中也包括了应试者练习词科并受到词科考试实际磨练的经历，因为专攻时文、今体，故沾染上科举程文的弊端。在论及词科习气时，批评者也常常将它与科举文章的陈陈相因联系起来。第二，词科文章以挥写翰采、敷陈俪语为能事，偏重于词章。在论者看来，这种对于属辞比事的偏重容易导致思想内容的弱化，尤其是易于导致古意的丧失，因此也是常常留有遗憾的。第三，词科“习气”与“体致”存续的时间也相当长，一旦浸染形成，不论创作主体怎样努力，很难拔除。也因此成为一种较为固定、常态化的文学风貌。 应当指出的是，南宋的“词科习气”等批评还与当时论体制格律的风气密切相关。南宋人一方面接续北宋人喜论体派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大量北宋以降的新鲜的文学文本，论体派之风更为兴盛。由于词科与掖垣文学的兴盛，在论实际体制之时，内容涉及代言体、制诰体的情况很常见。如《野客丛书》附录李汉老(邴)云：“汪彦章、孙仲益四六各得一体，汪善铺叙，孙善点缀。”(38)《耆旧续闻》称：“许尚书光凝君谋论本朝内制，惟王岐公《华阳集》最为得体。”(39)等等，均是指出其文中有体，风格也与代言体相契合的特点。词科出身的文人的文章也常被认为有“体”之作。如刘才邵，也是词科出身，其制诰文的写作磨练也是在备试词科时期就打下了基础，“其杂文亦多驯雅，而制诰诸作，尤有体裁”(40)。正是出于对代言体体制的重视，评论制诰体、代言体的文字，成为南宋人杂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清人彭元瑞《宋四六话》中纂录了大量宋人论四六的文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制诰体、代言体的。从立意到得体与否，从属对是否工整到辞气是否合宜，有着相当多的论述。与北宋人相比，南宋人在这方面似乎有更大的评论热情。对制诰之体的评论，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就其内容来说，相当一部分看重其复古程度，并且大多主张训辞温雅深厚。如刘挚称张方平制诰文“训辞深厚，号令温雅，有古风烈”等等(41)，这实际上也是制诰之文品评的传统。辞命文体有其特殊体式，在较长时期的历史演进中，保持着相对固定的风格。第二是体式严整，符合王言之体。如符乘龙《胡忠简公(铨)文集序》曰：“其局简而严，其辞丽以则，公之制诰是也。”(42)与宏肆相比，谨严整饬的体式更能体现王言的威严。第三，词臣之文需要才与识的并重。中唐时期，刘禹锡将文辞分为“文士之词”与“润色之词”，文士之词的特征是“以才丽为主”，而经纶制诰的文体特征则是“以识度为宗”(43)。词科所试，可以说是既重才丽，又重识度，是对文才与体制的双重考核。但在强调体制时，则更偏重于“识度”。“词科习气”等批评也正是基于“才丽”与“识度”并重这样的文体生态展开的，在批评时更着重抓住“才丽”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进行评论，并且与具体科目结合起来，这也是词科批评生长的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