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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科习气”的表现 南宋词学之士中，被明确点出有“习气”或“体致”的有三人，分别是周必大、吕祖谦以及王应麟(18)。三人生活的年代与学术宗旨并不同，但他们都是词科出身，在批评者看来，他们的身上都有着清晰的词学烙印。 其一，周必大文章体格上的“词科习气”尤重，被视为因掌制诏久而成“习气”的代表。南宋因词科得第而受优宠的士人不在少数，其中身历四朝的周必大受拔擢尤甚。孝宗在东宫时就赏识周必大文字，即位后，更属命周必大长期执掌内制。周必大在掖垣任职的前后跨度之长、所受荣宠之盛，南宋掌丝纶之官很难有人能够与之并提。周必大在代言体写作方面，非常重视制诏的得体(19)。而他的文宗身份，也常常使他有持平之论。他的《皇朝文鉴序》一文归纳北宋建隆、雍熙之际“文伟”，咸平、景德之际“文博”，天圣、明道之际“辞古”等，遭到叶适的批评(20)。在叶适看来，这种分类过分胶泥于年代，没有反映出文学史的真实状态，故而将其归结为“谄”。周必大长期执掌掖垣的文宗身份，使他的文章也成为科举时文的范本。王应麟在《词学指南》中说：“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21)《词学指南》本为举子应考而作，对典范的选择有较强的目的性。王应麟虽然是从正面意义上来评价，为举子指明门径，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周必大的制诏文有场屋体格的特点。 应该说，在骈文尤其是制诏、表启类题材中，周必大身上的这种词科体式体现得较为明显。如仔细寻绎，其他文体亦有此习。如他的《送黄伯庸畴若序》一文，先以散语回顾历史，其后又用整齐的四字一句来形容其文章功业(22)，回到了他所擅长的词学之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为文方式。除了在明显的修辞用语、体式之外，从文章的布局也可看出他在词学方面的工夫，像《傅忠肃公察文集序》《苏魏公文集后序》这样的文章，在立意布局方面仍然不失朝廷久任大手笔之身份，“平园文体”之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但这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周必大效慕陆贽、欧阳修的功业文章，还有以气行文的主张。他本人的文章也着力学习欧文，形成一种具备内在气势但不觉用力、风格通达娴雅的特点，很少有搬弄词藻或是文体艰深的毛病，其至在骈体制诏中也偶有散体化的倾向。因此平心而论，所谓词科体式，并不像刘克庄说的那样，在其散文中也洗涤不尽，其文风不能简单地用“词科习气”一笔带过。 其二，比周必大稍后中词科的吕祖谦，在批评者看来，亦是“词科习气”未除的代表。吴子良在论述“词科习气”时说： 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23) 与周必大的习气难除不同，吕祖谦还能够挣脱“词科习气”的牢笼，经历了文风的转换过程，被认为与他自身的学养有关。吕祖谦的学问融合南北各派之长，兼有中原文献之传。张栻批评东莱学问博杂，也是因为吕祖谦的关注点不在纯粹研究天理人心等问题上面。与周必大久任掖垣、执掌文坛牛耳之地位不同的是，吕祖谦主要通过编纂与评点表达其文学观念。词科体首先是一种科举文体。时人对吕祖谦词科体的总结，除了吕祖谦早年之文，他所编撰的《古文关键》和《左氏博议》等书均为科举程文所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文关键》对前代作家优缺点的评骘，对文章命意布局的指点，既是吕祖谦科举心得的总结，也反过来进一步对自己的文章程式限以规尺。虽然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均以文章编纂示人以古文金针，但其出发点有别：真德秀编选文章，旨在世教名彝，而吕祖谦选文则更多的是为“文”而作；故其落脚之处也不同：真德秀通过编选文章，梳理儒学正统之文脉，而吕祖谦的古文编选则更多地体现出全面研究古文技法的意图。《左氏博议》一书也是专为诸生课试而作。其中的许多议论都疏荡有奇气，也不忽略“理”。这里的“理”，主要是指文字组织、逻辑架构本身之理，是说理之理，并不完全是理学家之家风。深得古文之关键，乃是吕祖谦为文的特色。 特别要指出的是，吕祖谦应试词科时的文章在当时就负有盛名，这也使得时人在批评科举、词科时也较为关注他。吕祖谦整理的这些为指示门径而作的专著，使评论者更能够理清他贯穿于其中的文章学观点与脉络，促进了“习气”之结论的得出。吴子良在《筼窗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者主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24)他既讲文章，又讲义理。其学问倾向，体现了一种融合程、苏的努力。虽然吴子良对他早期的“词科习气”有所贬低，但他对吕祖谦后来改“葩”为“实”的努力则深以为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后来吕祖谦能够以学问相济，因此他到后来能够涤荡习气，跳出词科“丽辞”的陷阱。也许，这部分词科经历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使他最终没有步上视文学为余事的理学家的后尘。 其三，著有《词学指南》这样关于词学的皇皇大著的王应麟，尤被人说是为文有“词科习气”，可视作因词科“指南”式批评而沾染“词科习气”的代表。《宋元学案》评价说：“《宋史》但夸其辞业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宁者，正以其辞科习气未尽耳!若区区以其《玉海》之少作为足尽其底蕴，陋矣!”(25)黄宗羲、全祖望诸人是很看重王应麟《困学纪闻》一类书的，但他们犹觉得深宁重视词科乃是白璧微瑕。他们的潜在之意不乏惋惜的心态，也就是说，如果深宁将全副精力放在经史之学上，或者所得更不一样。清代的何焯在校王应麟《困学纪闻》一书时，还“动以‘词科之学’轻相诟厉”(26)，可见对词学的成见之深。 王应麟的所谓“词科习气”，与《玉海》和《词学指南》的编纂有相当的关系。王应麟反对熙宁之后轻视《文选》学的风气，力主将重义理轻文藻的现象纠正过来。《词学指南》一书有很强的系统性，里面不仅收录了词科出身或者曾试词科的吕祖谦、真德秀、洪咨夔、陈晦等人的经验之谈，还详分“编题”“作文法”“语忌”等细目。既列举应诵读的书目、列出他认可的词科应试文章作为典范，也同时提出应在词科考试中避免的问题，等等。该书的结构涵盖了词科考试的大部分内容和注意事项，为学者提供进阶的目的很明显。南宋末期，词科已然式微，并无多大的科场影响。王应麟编写《词学指南》的用意更多地在于保存一代之科目，体现自己的文章学理想。但客观上看，《词学指南》确实有着鲜明的科场特色。清代学者看重汉学，也看重宋代的王应麟在汉学方面的重要作用，而王应麟的词学工夫也受到额外的注意，他也成为清人眼里宋人“词科习气”的突出代表。 宋代掖垣文人中类似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这样，被称为有某种“文气”的并不少见。北宋著名词臣夏竦，在中进士之前，其文就已被盛度目为“有馆阁气”(27)。“馆阁气”这种文风即是与掖垣文学颇有关联的。到了南宋，由于词科兴盛，这种文气已与具体科目联系起来。自从“词科体”“词科习气”之类的说法一出，“馆阁气”之类的说法也就很少出现了。这也说明了南宋时期，自北宋以来针对庙堂文学批评的侧重点已经有了变化。 那么，是否存在不染“词科习气”的代表呢?真德秀就是一例。孙梅《四六丛话》曰：“南宋骈体，西山先生为一大家，华而有骨，质而弥工，不染词科之习。野处、诚斋而下，皆不及也。”(28)认为真德秀立身有则，不染词科骫骳之俗，这方面负有盛名的洪迈和曾经研习词科的杨万里都不及他。真德秀为文谨严，他主张为文须明义理、切世用，既讲义理，也不废词章。在南宋中后期，是较为特出的。但有意思的是，真德秀虽未被时人目为有“词科习气”者，但他本人却对自己的词科经历作了反思，不乏“自悔少作”的心理。他在《溪山伟观记》一文中说：“予老矣，久有子云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几万一。”(29)扬子云晚年视词赋为小技，真德秀亦用此典暗指习词科为儒者末事。虽然少习词科，但随着年岁渐长，他也逐渐认识到须痛自澡磨，以除其习气。尤其是，在长时间浸淫道学之后，带着道学家的眼光看待词科，文载道、明道的观念越来越重，越发会觉得不以之载道、而以博览强记为中心的文学训练很难有真正的价值。而词科出身的真德秀，虽然悔其少作，但也不尽然同意视科举之文学为俗学的看法，而是从另一方面来辨析： 读圣贤之书而不知圣贤之道，自累于俗学始。何谓俗学?科举之业是已。然自宾兴废，上以是求于下，下以是应之，则士之业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谓程试之文，必是尧、禹，必非桀、跖，必祖仁义，必尚忠孝，虽士之不可已，要亦未为害道也。(30) 真德秀反对一概视科举为俗学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程试之文为尧禹之文，则士之习此，则未为害道。有害的是士子以进取心为之，只涉其辞，而不研其义，以致穿凿为文，破碎经典。这种看法，较完全视程文为无用、为有害的观点，更平实也更辩证一些。这也从侧面说明，对于是否可以完全否定词科，他的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可以看到，之所以批评者将矛头集中于周必大、吕祖谦、王应麟三人身上，是因为这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周必大和吕祖谦，他们早年的科举文章都受到广泛瞩目；而吕祖谦和王应麟，则在科举时文与词科之文的编选汇评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因此批评者也往往自觉地将他们的文风与科举时文风气联系起来。这里，我们也看到，“词科习气”批评的出现，不乏理学观念与词学观念的相左。批评者多含有明显的理学倾向。无论是朱熹还是叶适、吴子良，他们都有明确的学说立论；而像刘克庄、杨长孺这样的批评者，他们也同样与理学有着一定的关联。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无疑是对以文藻见长的词学持强烈反对意见的，这种态度也左右了当时的词学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