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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言：依经立义的言语模式 汉赋用《诗》，将《诗》之四言“雅言”大规模改造成五言、七言和六言的“直言”，按理说，赋不应该陷入“劝百讽一”的矛盾境地。古人也就有这样的疑惑，如清初吴肃公《梅元直字说》云： 梅生名赋，而人皆字呼之曰“汾若”，予问其何义，则旧故名仪也，因请予更其字。予字之曰“元直”，而告之曰：“赋之为艺，始于汉相如《上林》《子虚》，无当于学问，且讽一而劝百，吾无取焉。《诗》备六义，赋居一焉，则赋之名，盖原乎《诗》。解《诗》者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则直者，固赋之本义欤?”(50) 吴肃公提出一个疑问：“直言”是赋的本义吗?如果就赋的“讽谏”功能而言，似乎并不完全是“直言”，“风有风刺不直言之意”(51)。但如果就赋的“修辞”而言，“直言”又主要指向“敷陈其事”一端，明人章潢总结道：“赋之义云何?郑氏《周礼》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善恶。程子曰：赋者，敷陈其事……又曰：赋者，咏述其事……吕东莱曰：赋叙事之由，以尽其情状。朱子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52)在辞赋创作的实践中，赋家们也多谈到“直言”的体会，明人董越在创作《朝鲜赋》时，序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浃月有奇，……意盖主于直言敷事，诚不自觉其辞之繁且兼也。”(53)清人裘曰修在创作《圣武远扬平定回部西陲永靖大功告成恭赋》时，也指出：“然敬举耳目所睹记者而直言之，亦庶几乎赋者敷陈之义。”(54)赋“直言”的是情事，要“叙事之由，以尽其情状”，说出全部，而“大义”则恻隐于“微言”之中。 在西方话语中，很早也就有“直言”一词，福柯称之为“parrhēsia”，最早出现于欧里庇得斯的文学作品中，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教父文本中都可以发现这一词语。从语源学上来说，“parrhēsia”由“pan”(全部)和“rēma”(说出的话)两部分构成，即“说出全部”(55)。这也就意味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言说”“真理”，甚至有时候是冒着失去生命的代价去言说，因此，言说者与聆听者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距离、一种契约，其目的是为了减少风险，福柯称之为“直言游戏”或“直言条约”(parrhēsiapact)(56)。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古代，“经”都有崇高的地位，是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条约”。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自然成为赋家们的“直言条约”，赋家建立起“依经立义”的“微言”话语模式。赋的“微言”传统，渊源有自，《汉书·艺文志》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55-1756页) 赋由“诵”出，意在“言感物造端”，春秋行人之官用《诗》在于“微言相感”，也是以《诗》为“言”；礼崩乐坏后，失志贤人的赋作仍在“恻隐古诗之义”，这种“言”的传统与用《诗》的传统，一直在赓续前行。汉人称“赋者，古诗之流”，汉代赋家，无论作“诗人之赋”还是“辞赋之赋”，都在继承这两重传统，合而论之，即彰显于他们赋篇用《诗》之“依经立义”的具体“微言”当中。 扬雄主张作“诗人之赋”，他的赋中常寓有《诗》中“微言”，前揭《逐贫赋》即是一篇“集《诗》句”赋，多是以“国风”诗寄寓己意。又《甘泉赋》有谓：“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语出《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文选》李善注引服虔曰：“袭，继也。桀作璇室，纣作倾宫，以此微谏也。”引应劭曰：“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这里使用了“微谏”一词，此是汉赋用《诗》的一个鲜明特色(57)。扬雄赋在此段中极力铺陈甘泉宫宫室台观之宏伟巍峨，终之以此语作结：夏桀曾起璇室，殷纣也造倾宫，如果登高远望，亡国的严峻形势使人如履薄冰。扬雄以甘泉宫继承璇室、倾宫，讽谏之义存乎其中。《甘泉赋》又谓：“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圣皇穆穆，信厥对兮；来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迉迡兮；光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孙孙，长无极兮。”语分别出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大雅·假乐》：“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大雅·旱麓》：“岂弟君子，福禄攸降。”“岂弟君子，神所劳矣。”《小雅·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上天之事，幽昧深远，难以知晓(案：此与《郑笺》意相类，寓示成帝要仪法文王，则万民臣服)，美好圣明的成帝，能与天相匹配(案：寓示成帝要仿效文王、成王，做个圣明君王)，来此虔诚祭祀，众神助阵栖息，光辉照耀天地，降福成帝，子子孙孙，长嗣不断。扬雄这段话全用《诗》大、小雅中的微“言”大义，以周代圣君劝谏成帝之行，有讽意反说的意味。 又《河东赋》有云：“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隃於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颂》，指《六经》之一的《诗》之《颂》诗。《论衡·须颂》：“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58)《颂》多是弘扬帝王功业之辞。“隃於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雝雝”，语出《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汉书·王褒传》载《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蔡邕《独断》曰：“《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说明《清庙》是祭祀文王之诗(59)。扬雄赋中的这段话在《河东赋》的结尾，有“一言以蔽之”之意。这段话全用《周颂》中的言辞与义理，表面上是颂扬汉成帝的功德，其实是借宗周来寓讽谏之意。我们应注意每句话前的动词“敦(督促，劝勉)”“奋(发扬)”“隃(超越)”“过(超过)”“轶(超越)”“蹑(追踪)”，扬雄认为汉朝的宗庙祭祀，宫殿建设比之周朝已经过了，过犹不及，颂中实讽，与赋序相呼应：“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徒有祭祀的排场和仪式还不够，要有实干，明人凌稚隆谓“雄意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望帝之自兴至治，以臻帝皇也。‘轶五帝’‘蹑三皇’四句，正以此意讽帝云”(60)，切中肯綮。 西汉扬雄赋无论用“风”，还是“雅”“颂”，皆借助《诗》言“大义”寄寓“微谏”之意。而同一篇赋中用同一首《诗》，其中的“微言”也值得细细玩味，如东汉张衡《二京赋》用《小雅·斯干》诗有三处：《西京赋》：“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东京赋》：“西南其户，匪雕匪刻。”《东京赋》：“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小雅·斯干》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郑笺》：“此筑室者，谓筑燕寝也。百堵，百堵一时起也。”筑室百堵，今以为陋，赋化用《诗》辞，讽刺西京的豪奢之风，为《东京赋》的颂美张本。“西南其户”，《毛传》：“西乡户、南乡户也。”《文选》薛综注曰：“不雕不刻，尚质也。言殿舍之多，其户或西或南也。”张衡赋用《斯干》诗成句，一方面突出大殿内的门户众多，另一方面也赞扬汉光武帝崇尚节俭，安居于此，正是古朴礼制的体现，即如下文所言“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皆合于礼。《汉书·刘向传》载刘向《谏营起昌陵疏》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扬雄《将作大匠箴》曰：“侃侃将作，经构宫室。……《诗》咏宣王，由俭改奢。”《东京赋》又有言：“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文选》薛综注曰：“《斯干》，谓周宣王俭宫室之诗也。今汉光武改西京奢华，而就俭约，合《斯干》之美。”王先谦认为刘、扬、张三人皆习《鲁诗》，《鲁诗》认为《斯干》是美宣王之作。张赋此处表面是借《诗》“美宣王”之义赞美光武帝俭宫室之意，实则借《诗》“言”来寄寓“讽谏”之意，似美而实讽，何焯谓《二京赋》“讽刺即在颂扬之内，一篇归宿在此”(《重订昭明文选集评》卷一)，大意亦从此可见。 赋，一方面是“直言”情事，这是赋“铺陈”的一面，“尽其情状”“说出全部”；一方面是“微言”大义，这又是赋“敛藏”的一面。扬雄《方言》谓：“赋，臧也。”(61)“臧”即“藏”；又许慎《说文·贝部》谓：“赋，敛也。”(62)“赋”从字源上也具有“敛藏”义。而赋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也是“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诠赋》)、“汉赋之法，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63)，从而“寄哀怨之深心，托规讽之微旨”，诚如刘熙载所说“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艺概》，第103页)。赋作既有“直言”，又有“微言”，既要铺排出“色相”，又要敛藏好“精神”，这种内在的矛盾诉求考验的正是赋家的文字能力。 “文字能力就意味着‘文学’”(64)，文学是“言”的文字化，是“文言”的艺术，与其直接相关的是文字的数量及其组合方式，由《诗》而汉赋的“言”的拟效与改造，正是这种文字能力的展现。“雅言”四言，是正言，究“执礼”层面来说，实现由“言”的语音化到“义”的礼制化；“直言”是言的语序化，尝试多种层面的排列组合来改造“雅言”语序，即刘熙载所说的“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艺概》，第86页)，文学内涵逐渐丰富。但在语序化的过程中，“义”的礼制化面貌逐渐被遮蔽，于是“依经立义”，以“微言”出“大义”，也就是刘熙载所说的“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艺概》，第97页)。“赋”体文学具有上述禀赋，一方面拟效《诗》辞，去除“四言”的雅正风格，附以“游戏之言”；另一方面铺排情事，敛藏义理，赋应该是当时最具有改造《诗》“四言”能力的文体，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卓越发挥，“直言”的语序化与“雅言”的礼制化矛盾难以融合到“微言”的话语模式中，导致自身形成矛盾而走向没落。这种没落导致的是汉赋的礼制化色彩逐步减弱，而其本身的文学意蕴却得以加强(65)，并促进新文体的形成，诚如朱自清《经典常谈》有谓“那时期(案：东汉)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经典常谈》，第82页)，五言、七言及四六言骈化“最坏”赋体之说由是兴起(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