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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学研究的中西之比 要说中西之比，该承认比较诗学乃当今显学。但乐黛云指出：“现已出版的各种比较诗学论著，大多只是简略介绍了什么是比较诗学之后，就进入具体分析，缺少一以贯之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路径，正是‘视其难者，觉得其理论原则和方法范式都有些难以捉摸；而视其易者，常常以为只要把两种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范畴概念放到一起，说说他们之间的异同就大功告成’”。(13)如果有心要到异同背后做做文章的，也往往是比文化、比文字、比语言，最后落实到西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之差异，形成了西方诗学的系统、理性、逻辑、严密和注重模仿与中国诗学的灵动、感性、体悟、模糊和偏重想象等特点。如果说在比较诗学中，中国诗学作为被比较的一方还一席尚存的话，那么，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几乎就是西方学术的一统天下，连“体用之争”都干脆免谈。各种思潮和各个流派的轮番上阵，到底解决了诗学的什么问题呢？好像都在围绕着“诗学”兜着圈子。 当然，也有不甘于中国诗学的“失语”而寻觅新途的。余虹在他的专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及相关论文中，一再强调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两者的不可通约，主张走现象学还原之路，才可以找到“文论”和“诗学”之外的“第三者”，居间成为比较研究的支点。而这个“第三者”，便是排除了工具之维和审美之维后的语言的意义之维。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差异实质是有帮助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诗学比较和诗学建构是不同的。不同语种、不同文化间的诗学比较，首先应该还原、尊重各自的“是其所是”，然后才能以此为支点进行比较；这叫“我注六经”。而诗学建构，则是以“诗性”为旨归的打破和重构，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的词语，都得摆脱原有概念系统的束缚加以改造，“它的全部内容就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去”，或者“也有一些要素是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也就是说，须“六经注我”，成为“诗学话语”。可惜的是，在中西之比中，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诗学比较与诗学建构之间的这种区别。 3.诗学研究的学科之争 近些年来，文化诗学成了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热学。由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等汇成的“向内转”潮流，当其研究资源耗尽后，“向外转”的“方法热”、文化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也就成为必然。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于国际的文学研究回归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传记等“外部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主流；詹姆逊、赛义德、米勒、科恩等人的学术主张，在新旧世纪之交，被许多中国学者奉为圭臬。在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比较文学也很自然地扩展为比较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媒介、不同身份的文化之间，包括不同的学科之间，都可以进行跨界研究。这里面又可区分为三类： 一是针对传统文学作品内容而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如探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流俗，老舍文中的京味余韵，或唐诗中的西域风情，宋词中的士大夫精神，明清小说中的科举制度，等等。文学作品所包容的现实生活、社会心理、历史遗存、风情民俗、世态人情等，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层面看，对这些构成作品实际内容的文化层面进行研究，原本就该是文学研究的题内之义，至于是不是就属诗学研究，还得看它与诗性创作这一核心端点，是趋近还是离远。 二是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对文学的固有论题进行研究，以文化的多学科视角去审视文学，以多学科方法去探究文学。每个学科不仅有自己的特点，还有自己的视角和方法，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教育、哲学、民俗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文学问题，运用综合的理论背景、开放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论题，也会在学科“视域”的“位移”或“叠合”中产生新的解答。这类研究以其众多学科的多元价值观和多维度视角，可以给文学研究引入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综合，使研究者在学科传统界划的裂隙和空白处拨开长久积习的遮蔽而寻找到被遗忘疏漏的问题，而且在多学科间的、并非简单相加的映照彰显中，发现新问题，觅得新答案，催化新学科。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觉得诗学成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三是这样的研究空间：既非文艺的传统范围，又非文艺的固有论题。如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门类之外，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文化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中也潜藏着审美活动，有人欲从中提取“日常诗学”。他们将“非艺术”变成“艺术”，显得那般轻而易举；但它们不是诗学，只是“指向”诗学。 凡此种种，可以看到拓展研究空间与承认学科规范之间的矛盾。至此，我们应该给诗学正名：诗学，就是文学创作学；而诗性，潜藏于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中。也正是上述的帕斯伦，他在倡导创作的创造性时，混淆了“诗”的：“可以预想出在作品的观念中可以涵盖的为数众多的人类活动的创作学，即宗教、语言、神话、哲学、科学技术、习俗、法、政治等的创作学。”(14)帕斯伦在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中找到了“诗性”，但也在他和瓦莱里的创作学中消解了诗学。但愿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责任编辑：admin) |